谈及生态危机，人们往往回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以期诉诸其中的生态思想，探寻解决问题的现实路径。但是，以阿格为代表的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生态学的理论空场”。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首先需要回应马克思有无生态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构建逻辑。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思想，但却在早期著作中多次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用许多相关概念论述生态问题，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自然”“环境”“樱桃树”“鱼”等概念描绘生态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作为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性著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描绘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图景，而且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逻辑理路。
一、理论前提：实践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51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有生命的个人”出发分析人与自然关系，把实践作为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实践概念的引入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不仅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而且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彻底清算德国哲学信仰过程中形成的。以往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没有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无法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界的真实关系。“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1]510，虽然青年黑格尔派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但他们绝不反对现实世界，因为他们的观点只不过是“黑格尔的幻想”、绝对精神的“新的化合物”，他们颠倒了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认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观点、思想、概念规定和支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现实关系；他们迷失在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只能希求“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拯救那些在“思想的威力下呻吟的人类”，不可能“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1]516，更不可能使哲学成为现实，以改变现实世界。因此，唯心主义只是从“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理解“有血有肉的人”[1]525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他们考察的关系是“倒立成像”的，而且他们否定了自然的客观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但个人是什么样的与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致的，人们的存在即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即是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唯有如此才能正确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虽然费尔巴哈相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甚至提出了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类似的观点，但它们只不过是零星的猜想。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认识局限于单纯的直观感觉，而且只把人视为“感性对象”，是除了“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不具有其他的“人的关系”的抽象的人，不可能“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530。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528。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人视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525。换言之，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不能仅从生物学意义上理解，必须从他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发展方面考察。与之相应，整个世界即是由人的感性活动构成，自然界亦是如此，以樱桃树为例，它是通过工业和商业活动才成为人们的认识对象，被人们感知；否则，人们关于樱桃树的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都不可能实现。虽然先于人类历史存在的自然界存在，但它不是人类生活其中的自然界，不是构成人类认识对象，甚或改造对象的自然界，因为只有作为对象性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对人类而言，它只能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即“存在的无”。因此，费尔巴哈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认为“改造工业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1]530，陷入唯心主义，即“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530。虽然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但他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理解对象、现实，对历史的理解亦是如此，在他那里，历史和感性存在一样，是抽象的、超历史的，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1]526，即他试图认识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存在，真正的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始终未构成他的认识对象，更不可能被正确认识。因为费尔巴哈没有意识到，较之感性存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更为根本，历史即是人的活动，实践使历史、自然成为对象性存在，进入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关于它们的确定性的认识成为可能。历史不仅是人们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且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使自然成为自然的自然与人化的自然的统一。简言之，实践构成人与历史、自然统一的中介和纽带，人通过实践与自然界发生联系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历史的关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人与自然、历史三者统一的唯物史观。人对自己和自然的认识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它蕴含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自然。自然既不能被理解为纯粹的理性和主观意识，也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十分纯粹的客观自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51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实践不仅是人们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而且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人类史即是人类追求自己目的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与自然史有机统一。
综上所述，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实践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离开了实践不可能理解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而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才能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客观地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人类既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即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实践使人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构成了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范畴。因此，实践范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前提。在实践中，人类不仅确证了自己的存在方式，而且揭示了自然不断被人化的过程和本质，突破了以往人与自然对立的哲学理念，阐释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理论内涵：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使“独立的哲学”失去了生存环境，破除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从人间上升到天国”，使“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1]526成为可能。马克思既非实现人与自然抽象对立的神学解答，也非以浪漫主义的态度面向纯粹的“自然”概念；相反，他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那一度”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历史性和解，这是科学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一）人的自然性与自然的属人性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但他们摆脱了抽象的思维方式，以实践为中介探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意味着人是处在不断生成过程中的对象性存在物，感性的外部世界尤其是自然界构成了人们的现实境遇。一方面，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人的自然性；另一方面，自然不再是与人无关的有机界或无机界，是人化的自然，即自然的属人性。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地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自然界作为人的感性的外部世界和人不断与之交往的人的身体，为人提供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统一的共生关系，人类是自然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既不是外在于自然的异在性力量，也非凌驾于自然的统治性力量，人的自然性规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自然的属人性意味着自然不是纯粹的自然，是深深镌刻着人类烙印的属人的自然。虽然人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和能量，但他与其他生命体被动地适应自然不同，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主体，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在使现实变成非现实、使理想变成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通过相互间的物质转换，不仅创造人类需要但自然界中不直接存在的物质，而且不断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人的生命生产是自然关系的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生产的统一。“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532。因为生命的生产首先必须从自然界获取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人们在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亦建立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塑造和发展了人与人的交往形式、社会关系，实现了自然的属人性和人的自然性的统一。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发展
以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人对自然的单向度改造，也不是自然对人的单向度回应，两者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545。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只有诉诸对方才得以存在和发展。在存在论意义上，实践不仅意味着“自然界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1]195，即人在实践中自我生成和确证自身，自然界在实践中作为对象性存在成为真正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关系，通过各种对象化以及可能的异化发生和显现。换言之，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规定，自然不是被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人的自然，通过人的实践，它成为与人类社会互为敞开的场域，两者处于一种存在论的共生状态。
作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中介，实践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资本主义之前的人被动适应自然、资本主义时期人统治自然的发展状态。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主要是人们被动适应自然赋予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时期，人们畏惧和崇敬自然。“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1]534由于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生产力条件较为低下，人的本质力量还没有完全展现，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往往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但随着人们通过生产实践与自然发生作用和联系，逐渐认识自然。资本主义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渐从服从自然变为控制自然。例如17世纪的英国，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565。人们积极发挥能动作用，把自然赋予的物质生产条件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在自然面前人不仅确立了主体地位，而且逐渐与自然相对立，甚至引发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至此，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发展不仅蕴含着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如何满足和确证自身，而且蕴含着自然如何通过实践向人生成和解放自身，两者在历史发展中实现辩证统一。
（三）社会分工与生态异化的现实展开
资本主义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表现为生态异化，实践既奠定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也瓦解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甚至产生了具有对立性质的“异化”现象。对此，马克思指出，实践一方面实现了“自然界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1]195，另一方面不断创造了人的世界的外化或外化的属人世界，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扩大日益凸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分工以及相应的所有制形式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1]521-522。在生产活动较为粗陋、生产力极不发达的部落所有制阶段，自然的物质赐予是人类繁育的重要来源，人类对自然的依附性较强，人与自然处于相对无意识的共生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强度不断提高，把个人意愿强加于自然之上，力图征服和控制自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阶段，随着生产力的指数级增长，人类对自然的索取更加无度，导致资本逻辑下的生态危机问题日益严重。
“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成为轮船行驶的航道，一旦河水被引入水渠，而水渠的水只要简单地排放出去就会使鱼失去生存环境，那么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1]550人与环境的关系犹如鱼与水的关系，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必然使人类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致使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变成对主体的否定，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断裂，两者的关系甚至演变成一种不和谐的对立关系。因为作为一种增殖逻辑，资本的唯一生活本能是增殖自身；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使用价值不再是生产的目的，交换价值使生产成为可能，生产只是为了交换。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把一切生产的准则规定为剩余价值的攫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向自然界无度地索取，但自然界的许多资源不可再生，而且自然界容纳生产废弃物的能力是有限的，它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所以，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与自然界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愈益尖锐。“要求扩张”与“限制扩张”之间的对立即是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对立，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换言之，资本不仅蕴含着文明化的趋势，而且不断生产着“现实的现代危机”；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愈益导致生态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态危机的批判和反思，旨归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理论旨归：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主、支配自然、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很显然，这一观点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厘清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逻辑理路。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和反思生态异化现象，而且强调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一致，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旨归和未来图景。
（一）生态异化的克服
随着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资本成为一种普照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愈益加深，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解决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唯物史观为人类克服生态异化提供了理论指南，它不仅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指明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路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关于“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1]549论断，用被污染的水和鱼的例子说明无产者恶劣的生存环境与他的本质是不相符的，必须诉诸实践、革命实现“存在”与“本质”的统一。因此，为了克服生态异化，使“鱼”不再因为“河水”被废料污染失去生存环境，不能诉诸克服关于这一现象的观念，必须坚持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使现实世界革命化”，现实地反对现存事物，在实践上解决生态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路径，即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在不可遏制地追求“普遍性”时不顾资本的必然限制，造成“生产力过剩的瘟疫”和“普遍的价值丧失”；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生产”[2]387。相反，共产主义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574换言之，以往的社会革命只是在私有制范围内的权力更替，根本无法触及社会的基础；共产主义则消灭私有制，“使现实世界革命化”。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摆脱资本的控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因为共产主义是人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因此，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的辩证统一。对此，英国生态学家戴维·佩珀指出，“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实现的重新占有对我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控制，异化可以被克服，因为生产是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即使它不是那种关系的全部内容”[3]355。鉴于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态异化的批判，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辩证统一的价值体现。
（二）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一致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毋庸置疑，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在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中，实现“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的统一。人类史与自然史密不可分，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内在一致。“‘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527。与以往哲学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人的解放抽象化和虚幻化，强调把人的解放置于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因此，自然界也是解放的领域，人的解放不仅包括社会解放，而且包括自然解放，既解放属人的自然，又解放外部的自然界。自然解放即是破除造成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认识和实践，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敌对状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克服生态异化。当然，自然解放必须依赖人的解放，因为只有消除劳动异化、分工异化、交往异化等现象，才能实现自然本质的复归。人的解放既可以使人从异化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个性的发展，又可以通过实践活动优化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构建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解放的实现必须诉诸“共同活动方式”“共同体”，因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1]532，“共同活动方式”即是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71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建构“真正的共同体”，不仅可以实现人的解放，实现合乎人性的人的完全复归，而且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一定意义上，“真正的共同体”彰显了唯物史观的实践旨归，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价值旨归。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个人自由，才能克服生态异化，破除人与自然的敌对状态。换言之，“真正的共同体”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前景的理论展望，勾勒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图景。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前景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关注社会现实，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图景。时至今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仍然十分严峻，是人类共同关注和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坚持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设道路。
首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图景，必须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谐社会不是一个调和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妥善解决各种矛盾的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了城乡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对立，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共生即是扬弃异化、实现各种关系理想化，在多维度、多层次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辩证统一。在唯物史观构建的未来图景中，和谐社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社会实践有机统一，即实现了思想力求成为现实和现实力求趋向思想的统一。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必须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实现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
其次，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图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不仅意味着人和自然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生命共同体，而且意味着这一生命共同体是一个生生不息、环环相扣的有机系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生命共同体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对自然“生生”事实的肯定，也蕴含着对自然的崇敬与热爱。一旦人们把道德情感倾注于自然，必然意识到人类不能成为自然的主宰者，人类与自然息息相通、命脉相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充分肯定了自然的价值，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和丰富完善的最新成果，是构建生态文明未来图景的重要指南。
最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图景，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设道路。不可否认，未来社会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但不再把经济视为唯一的动力和目标，而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设道路即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和谐状态，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既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前提，又是未来社会发展阶段追求的目标。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肯定人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尊重人的价值，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要转变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走低投入、低污染、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最终实现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2005.
（作者：庄忠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陆君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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