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当前关于时代精神问题的研讨，需要一种提问方式的转变：从“时代精神是什么”的特定内容分析走向“什么是时代精神”的本质界定，进而再从这一本质界定走向对时代精神的历史理解方式的前提性追问。关键还在于，如何在历史时间维度中对一般时代精神或特定时代精神进行社会存在论定位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开掘马克思关于历史时间的思想。与传统西方哲学不同，马克思正是从“历史”来看待“时代”或“时间”，将“时代”或“时间”主要理解为“历史时代”或“历史时间”。这构成了“时代精神”概念得以可能的前提。因而，对于马克思的时代精神反思的把握，首先涉及对其历史视野和时间意识的澄清。
一、马克思看待历史时间的“双向开放”视野
从现代的总体境遇来看，马克思关于时间的理解与现代的时间问题具有本质的相关性。马克思始终扎根于现代性的时空，始终面向现代性的时间意识或时代意识，始终要去观照和处理这个进步的时间意识。马克思看待历史时间的“双向开放”视野构成了我们把握“时代精神”问题的思想前提。这一前提的核心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处理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重历史时间维度之间的关系。
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思想视野与具体论述来看，马克思始终具有从当代向过去追溯、并向未来展望的“双向开放”的历史视野，而非仅拘泥于当下现时的经验眼界或直线进步的单向度视野之中。因而他对历史时间的理解也是双向度开放的，而非直线向前、永不复返的单向度封闭式的。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主要不是呈现为一种线性的先后关系，而往往是前资本主义的“过去”与后资本主义的“未来”汇聚于资本主义的“现在”。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形而上学抽象将资本关系自然化、永恒化与合理化的辩护论倾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中提出了正确的历史考察方法：“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可见，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出发回顾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式，同时，也从资本主义出发展望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由此便开启“前现代—现代—未来”三者之间极为宏阔的历史视域，开启双向的历史时间与双重的历史理解向度。这种双向开放的宏观历史视野，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空间，丰富了其现代性诊断和治疗的可能性。
马克思这种从当下回溯过去，从过去审视当下再向未来预见的历史时间观，包含着双重的关系。其中，从现在向过去的回溯，是一种“从后思索”的历史认识性关系。从现在向未来的预见，是一种“科学预见”的历史生成性关系。过去和未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汇聚于现在，并从现在中再生产出来。因而，立足于“现在”的研究者所面对的，显然不是那种抽象的、本来的“过去”或“未来”，而是从“现在”再生产出的“过去”与“未来”。“回到过去”的历史主义幻想或“穿越未来”的未来主义幻想，在这里都没有立足之地。
从现时代向着过去和未来双向开启的历史视野，根植于“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连续又差异的历史辩证法。只有在对历史过程的连续性与差异性地勘察中才能把握“我们这个时代”，才能对现时代获得自我理解，从而合理地提出“时代”与“时代精神”的概念。
二、马克思对现代性时间意识的扬弃
马克思的历史时间观与现代社会主流的历史时间观具有显著的不同，这也为我们思考一种不同于流行的、更为深刻的时代精神概念提供了可能。这种有益的思考首先涉及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扬弃了现代性的直线进步时间意识，重构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并由此形成了更具历史感的时代精神概念？
从思想史上看，在前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古代循环往复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往往是自然运行或农业生产在精神层面的再生产，并不能容纳现代意义上的朝着某个确定目标的直线进步，因而也就不存在阶段性、差异性的时代概念或时代精神概念。主导着这种人的依赖性社会形式运行的，恰恰是不断出现的政治伦理秩序之“衰败”与“复兴”的循环更迭。
而基督教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则逐步确定了一种直线性的历史时间观。根据词源学考察，“现代性”（modernity）由“现代”概念演化而来。“现代”概念表达的是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意识。英文modern一词源于大约四五世纪时开始使用的拉丁文modernus一词。该词一开始就是基督教化的：基督徒们用它来描述自己的信仰和文明，并相应地把那些异教文明称为“往古”的；异教徒们正一步步地滑落到“往古”的深渊中去，并最终被时间和历史所遗忘，而真正的历史却是以基督为新纪元而诞生的；所谓“现代”就是面向救赎之永恒终点的一个全新时代。因此，“现代”一词在其起源处就带有一种新的“时代意识”，这种时代意识或时间意识逐渐与“新时代”概念相联系，特指人类最近几个世纪所处的时代。“新时代”概念正是一个人对于自己时代的自我理解。也就是说，一个把自己的时代称之为“现代”的人，他必须具有这样一种时间意识，即他试图通过反思自己和自己的时代在历史坐标中所处的位置，而把自己的时代从历史的匀质流动中固定下来、标画出来并且凸显出来。
这种具有宗教根源的直线进步的时间意识，在近代市民社会兴起之后获得了更为世俗化的发展形式。以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为背景，启蒙运动确立了直线进步、线性流逝、永不复返的历史时间观。本雅明在其《历史哲学论纲》中，将其指认为一种同质、平滑而空洞的进步时间。由此，这种现代性时间意识将历史呈现为如下一幅实现理性目标的蓝图：一个朝向某个固定目标、凝固未来的持续直线进步，以及不断收拢凝聚到一个可预见“终点”的过程。由此，依据相对于可预见“终点”的时间位置（“远”与“近”）来界定作为阶段环节的时代精神概念。现代社会曾经流行的各种思潮，如乌托邦社会主义、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发展主义、历史终结论、新自由主义等，都导向一种或隐或显的最终现实意义上的“历史终结论”，从而将现代性变得永恒固化、不可超越。
启蒙运动之后，以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为代表，涌现了对现代性直线进步的时间意识及其时代精神概念的三种反思路径。一是黑格尔朝向过去的历史时间观与自我认识的时代精神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存在是时间的本质，而时间是存在的现象。时间在其哲学体系中不仅现象化了，而且空间化、自然化了。正如海德格尔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所分析的，“时间本身，为了能成为绝对存在的现象，被指派到了空间之中。”“存在之真正的本质，无限性，就是具有空间之形态的时间之本质。”“对于黑格尔来说，以前的，即过去构成时间的本质”。这与黑格尔对存在的基本看法相符合：真正的存在者是返回到自身中的精神，而返回到自身的精神，总是已经发生过的、完成了的绝对精神。
由此，不满于启蒙运动所树立的直线向前的进步时间，黑格尔将“回忆”看作一种对过去的扬弃，这种扬弃内在化和保留了过去进程中合理性的东西，并转化为保留于新进程的内在要素。恰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结尾处所言，“目标本身，亦即绝对知识，或者说那个自知其为精神的精神，把关于早先精神的回忆当作它的道路，回忆起那些精神本身是怎样的情形，以及它们是如何完成它们的王国的组织机构。一方面，把那些精神当作一种自由的、显现在偶然性形式下的实存保存下来，就是历史；另一方面，把那些精神当作一种已经得到概念式把握的组织机构保存下来，则是以显现出来的知识为对象的科学。两者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已经得到概念式把握的历史，构成了绝对精神的回忆和骷髅地，构成了绝对精神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和确定性。”然而，这种回忆被等同于绝对精神对自身内在性的自我认识。在精神哲学中，客观精神在“国家”的“世界历史”环节意识到了自身的自由。现代性的时代精神，作为现代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发生了空间化和特定化，被寄托于日耳曼王国统治的时代。最终，现代自由的自我意识，扬弃了客观精神环节的时空特定性，在绝对精神领域获得了提纯，复归精神自身而进行自我回忆。要言之，被黑格尔视作历史终点的精神自我复归，一方面是对现代性进步时间意识及时代精神概念的“完成”与“提升”，另一方面又是对其匀质空洞性和单向度线性的“救赎”。
二是尼采朝向未来的历史时间观与断裂性的时代精神概念。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明确批判了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反刍式”的、朝向过去的历史观，尤其批判“过量的历史”的滥用：“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如果不想让对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之后，他又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向未来跃进的历史时间观即掌握过去智慧的人，才能向未来跃进。他将西方文明两千年的精神运动归结为虚无主义，并将现代性的时代精神看作“最高价值”自行贬黜和不断坍塌的极限。如要克服虚无主义，只有通过“精神的三种变形”，经过两次颠覆性的否定，才能迎来时代精神的超越，即所谓“伟大的正午”，向着将来之超人而跃进。尼采通过越向未来的时间观转向，抛弃了建立在理性主义稳固地基上的直线进步的必然性概念，将未来寄托于肯定生命的权力意志的主动选择，寄托于永恒轮回的最高视点。
三是马克思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与内生扬弃的时代精神概念。如上文所述，马克思基于双向开放的视野对现代性直线进步的时间观展开了内在批判，扬弃了平滑匀质的历史时间概念、无矛盾的或外在矛盾的时代、时代精神概念。从而，基于双向开放的视野，分析现代性的时代精神本身的内在矛盾与内生超越维度，在追溯过去、生成未来中发掘新的时代精神的可能性。相较而言，无论是黑格尔式的精神的自我复归与朝向过去的回忆，还是尼采式的向未来的跳跃，都无法开启马克思同时朝向过去与未来的双重时间视野，相应地也无法真正激活现代时代精神的自身超越潜能。
三、资本的历史时间与时代精神的历史定位
那么，马克思如何在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视野中发现时代精神的自身超越？进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定化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义上对“时代精神”进行了社会存在论深度的定位？我们认为，马克思反思批判时代精神的主要立足点不是青年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形态，而是《资本论》及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定形态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明确把现代性的时代精神定位为资本主义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来理解。由此，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科学再现，构成了现代历史时间观的基本视域。资本生产作为社会有机体“骨骼”，构成了时代精神的基本逻辑。
我们可以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结构特性，阐释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三个层次。第一，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从现实性上看，就是资本增殖的直线进步过程，蕴含着现代性直线进步时间意识得以再生产的基本前提。当然，这里的直线进步，仅仅构成资本主义物质现实的一种表象结构。越是深入物质生产方式的深层，越能发现这种直线进步现象的自反性和矛盾性。第二，资本的积累过程区别于直接生产过程，还包含着一种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动起来的周而复始的再生产过程，似乎表现出古代社会循环往复时间观的一种再现，然而同时又包含着增殖进步的断裂、回退的可能性。资本再生产过程，实质上具有一种共时性结构，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过去、未来共聚于现在的时间图景。第三，从可能性上看，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又构成了资本存在的时间界限及其扬弃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并凸显了积累的死劳动与当下的活劳动之间的对抗性、过去劳动时间与现在劳动时间之间的极致悖谬。这一时间死结，客观而冷酷地存在于资本生产和进步时间的核心，并不断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界限。
综上，只有基于资本的历史时间视野，才能够从直线向前的“进步”、循环往复的“回溯”与断裂弹跳的“超越”及三者间总体关系的角度来深刻把握现代性的时代精神。对马克思历史时间观的深度发掘与时代激活，能够为我们更为历史地把握时代精神概念、更为深刻地探究时代问题提供极为关键的思想基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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