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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百年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范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必将给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各国政府为抑制疫情蔓延纷纷采取严格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给个人消费支出、企业生产、出口和投资等活动带来负面影响。全球经济陷入一场以高失业率为特征的严重经济衰退，其破坏程度已经超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直逼1929—1933年大萧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实际GDP将急剧收缩4.9%，这将是二战结束以来程度最深的经济衰退。gFC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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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衰退下央行和政府救助政策的选择与争论gFC品论天涯网
新冠疫情引致的经济衰退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样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性质不同。在宏观层面，2008年金融危机是资产过度证券化引致的一次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恐慌。相比之下，新冠疫情引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为有效阻止疫情扩散而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以及人们对于疫情短时间内无法受控的担忧情绪。gFC品论天涯网
在新冠疫情对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冲击的背景下，各国政策制定者不惜一切采取有针对性的货币、财政政策和金融措施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家庭，以抑制新冠疫情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破坏。在本质上，各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绝大多数延续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所施行的政策。其货币理论基础是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机制，货币政策框架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在费雪看来，“债务与货币机制关系密切。事实上，所谓的货币市场实际上就是债务市场。”“债务—通货紧缩”机制揭示了经济体在通货紧缩影响下恶性螺旋式下降的动态机制。具体说来，资产和商品价格下降引致真实债务负担加重，给名义债务人造成巨大的偿债压力，迫使他们廉价销售其所持有的股票、债券、房产及其他资产。在此过程中，名义债务人竞相廉价清偿债务的做法，实际上会收缩货币的数量，对价格水平的进一步下降产生一种根本性的影响，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大名义债务人的偿债压力，进而触发金融危机和导致经济衰退。由此可见，在恶性循环中，债务因素与通货紧缩因素相互推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新冠疫情引致的“大封锁”是一种反通货膨胀的冲击。伯南克指出：“通货紧缩是大萧条的重要力量，货币重新扩张是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量。”通过信贷扩张政策，央行减轻了名义债务人为偿还债务被迫廉价销售资产的压力，抵消了信贷减少和经济萎缩带来的通缩。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名义债务人甚至被引诱去进一步扩张其企业，这加速了经济复苏。在货币政策框架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滞涨危机之后，政策制定者清晰地认识到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尽管降低了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但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后，央行将稳定的低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伯南克认为：“稳定的低通货膨胀对于市场驱动的经济增长来说非常重要，而货币政策是影响通货膨胀的最直接的决定因素。”相对于财政政策具有多重目的且容易受制于党派之争，货币政策能够及时地因应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因此，在伯南克看来，货币政策是实现中期稳定目标的最具灵活性的工具。“通货膨胀目标制”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合理框架，它的主要特点是“公开宣布一个或多个时限内的官方通货膨胀的数值目标(或区间目标)，同时承认稳定的低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长期目标”，“该框架有助于决策者将其意图传达给公众，并对中央银行和政府自身施加某种程度的责任感和约束”。在实践中，主要发达国家央行将2%作为通货膨胀率目标。gFC品论天涯网
为支持经济，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央行实施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推进各项借贷便利工具使用。达利欧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由利率驱动的货币政策是最有效的货币政策类型，因为它对经济有着最广泛的影响。”降息政策能够提高大多数投资的现值而产生积极的财富效应，同时减轻借款者的偿债负担，进而提高对耐用品的需求。然而，将利率降至零的降息政策并不足以为遭受疫情严重破坏的市场主体提供所需的流动性。为克服传统货币政策受到短期利率零下限的限制，美联储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实施了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在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时，充当“最后贷款人”的美联储能够解决金融系统的债务问题，避免金融系统的崩溃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美联储不再局限于二级市场购买，而是直接参与一级市场，进一步扩大实体经济的信贷规模，为实体经济直接输血。实际上，美联储已经扮演了“最后商业银行”角色。从积极的方面看，美联储“倾家荡产”和“弹尽粮绝”式的货币政策为市场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确实为其他部门争取到了可观的时间，促进了主要私营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同时，美联储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最大幅度地降低联邦政府融资的成本，以支持其大规模的财政扩张。然而，货币与信贷扩张对经济的真实影响，取决于货币流入经济体的过程及其流向。事实上，新增货币和信贷进入经济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会如货币主义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均匀地、按比例地提高总体价格水平。也就是说，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引致相对价格的变化。此外，新增货币进入金融部门或实体经济部门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在产业资本循环中断的条件下，新增货币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进一步扩大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失衡。基于实体经济的无利可图，大量新增货币会流进金融市场或房地产市场，推动股票市场的繁荣和房价的上涨。同时，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将吸引更多的新增货币流入，进一步挤压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损害大部分工薪阶层的利益，提高失业率。金融市场膨胀与实体经济萎缩共存。gFC品论天涯网
在严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工具应对冲击是远远不够的。在关注长期债务可持续性的同时，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作用。卢锋指出，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美欧等国的“宏观政策出现‘泛刺激化’动向，‘现代货币理论’从边缘学说成为学界政治主流争议话题，国内学界就‘财政赤字货币化’发生激辩，疫情或许会成为宏观政策范式转变的酵母。”事实上，现代货币理论尽管备受争议，但实际上已被广泛采用。例如，为应对经济衰退与危机，日本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给政府财政提供融资，并成为日本财政最大的债权人。gFC品论天涯网
现代货币理论的思想渊源是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和凯恩斯“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国家货币思想。在关于货币本质的认识上，现代货币理论基于债权债务关系，认为由主权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之所以具有价值并在交易中被广泛使用，是因为法定货币是纳税人向国家履行纳税义务的唯一最终被接受的支付手段，即任何负有纳税义务的人都必须使用本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来消除债务。可见，主权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由税收驱动的货币。进一步地，相对于货币金属主义，“可兑换性并不是保证本国货币需求的必要条件”。只要政府坚持税收必须以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来支付，便能保证人们对于至少一种不可兑换货币的需求。gFC品论天涯网
在现代货币理论中，由于市场主体接受程度和信用风险的差异，债务(借据)具有一个层级分明的结构体系。现代货币理论的运行机制可通过“金字塔式交易法”(Pyramiding)表示，即“在现代经济中，利用负债使某一方的借据可以与债务金字塔中更高一层的借据相互兑换”。这个金字塔式的负债结构体现了一种层级安排。其中，政府借据(又称“不兑换主权货币”)位于债务金字塔的顶端，是主权国家内部使用的最具信用度和流动性的负债。沿着金字塔向下移动，信用风险会逐渐上升。处于金字塔下层的私人金融负债不仅以政府的记账货币计价，而且最终可以转换成国家货币行使支付清算职能。同时，金字塔式的负债结构直观地展示了杠杆作用。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政府借据是整个金字塔的基础，金字塔底部的负债要远远多于更高层的负债。可见，“整个金字塔便是建立在(相对数量较小的)政府借据的杠杆效应之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并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美国金融资产基石从危机前的住房抵押贷款向美国国债转变。美联储与财政部的合作使美元和国债变成互为兜底的关系：美元以国债为储备资产发行，国债价格依靠美元采购支撑。gFC品论天涯网
判断信贷/债务快速增长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关键看信贷是否用于生产性目的和债务偿还情况。现代货币理论着力于打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隔，主张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来化解危机，这必然导致预算赤字的加剧以及公共债务的飙升，进而引起人们对债务风险的忧虑。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以主权货币计价的政府债券是永远不会违约的。达利欧指出：“大量举债的风险主要在于决策者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将坏账损失分摊到多年”。作为债券发行方的主权政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债务以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计价；二是主权政府能够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施加影响。那就是说，“货币主权政府总是具有偿付能力，即使可能面临通货膨胀和政治约束，它们也有能力购买任何以其国内记账单位计价的商品。”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因而是欠自己国家的债务。蒂莫格尼等认为，现代货币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解释了现代主权政府通过发行以各国账户货币计价的货币而拥有非常灵活的政策空间，不受财政硬约束的阻碍。“它们不仅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履行按其自身记账单位(unit of account)计价的承诺，而且可以改变规则，绕过任何其预算操作施加的自我约束。”在全球经济面临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大背景下，现代货币理论侧重于财政政策的作用，以克服经济下行时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货币政策的失效不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而是由于实体经济缺乏融资需求。这时就需要财政政策发力，在需求不足的时候人为创造需求”。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货币和信贷没有固定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央行)有能力凭空创造货币和信贷，因而央行能够以零利率放贷给中央政府和其他市场主体，并允许这些债务人一直以展期的形式永远不用偿债，进而防止债务危机的爆发。在政策方面，现代货币理论并不倡导微调(按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采取短期和有限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与维护金融稳定是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而强调：“政府应该在整个循环流转中持续直接参与，实施结构性宏观经济计划，直接管理劳动力、定价机制和投资项目，并不断监测金融走势。”gFC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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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注长期增长问题——回归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gFC品论天涯网
达利欧指出：“虽然货币和信贷与财富有关，但它们不是财富。”量化宽松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极具吸引力，因为它们是刺激性而非收缩性政策。表面上看，那些拥有大量货币和信贷的市场主体能够购买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即市场主体所拥有的货币和信贷总值与其拥有的财富总值具有一致性。但在现实中，一个国家不能仅仅通过创造更多的货币和信贷来创造更多财富。在缺乏长期增长动力的情况下，无上限的量化宽松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最终只会将经济引入“三低三高”并存的困局，即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和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金融市场膨胀和实体经济通缩共存。仅凭增加货币和信贷就能增加财富是一种错觉，因为信贷是需要偿还的。信贷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通常表现为周期性的重要原因是货币与信贷在扩张时会产生刺激性作用，但偿还时却产生了抑制性影响。央行创造过多货币和信贷的风险在于，货币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当新增货币过多引致货币的索取权远远超出经济体中实际存在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时，类似于银行挤兑的结果就会发生，这导致了货币贬值甚至债务违约。可见，政府不能无限加杠杆，它最终会受到资源约束和外部约束，即通胀和汇率的制约。要创造更多财富和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回到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并努力提高生产率。gFC品论天涯网
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关注市场经济整体的有效运行，并“将涉及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抽象为‘三资本模型’，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模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价值增殖和资本增值。资本“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产业资本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形式循环的现实统一。在生产边界上，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本在本质上具备通过吸收剩余劳动力而创造额外剩余价值的资本功能，因而具有生产性，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相比之下，货币资本为企业家提供贷款以购买生产要素，为资本增值做准备。最后，商品必须销售出去，即资本从生产资本形式转变为商品资本形式，以实现价值增殖。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只关注资本流通，不生产能够产生任何剩余价值的商品，因此它们不直接具备生产性。可见，“资本的所有部分都依次经过循环过程，而同时处在循环过程的不同阶段上。”循环过程的连续性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特征。“总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从而是总生产过程的每一个要素的循环——这对总生产过程来说，特别是对社会资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形式，一旦在总生产过程中某个阶段发生停滞，不仅使这个停滞的资本循环发生中断，而且会使整个再生产过程发生中断。gFC品论天涯网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背后分别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由各自的供需因素来驱动。产业资本循环不畅导致实体经济通缩与资本市场通胀并存的两极化格局。通缩对实体经济造成极大伤害，而持续的低利率可能成为金融业乃至资产价格严重扭曲的根源。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资本长期滞留在金融系统的重要原因是美联储一次次的救市措施彻底改变了市场主体的预期，进而扭曲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在资本分工的问题上，杨小凯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储蓄与投资关系的假定是不现实的，因为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定，只要人们储蓄并用储蓄的资源进行投资，便可以提高未来的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现实中资本和投资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发展分工和人与人关系的工具。有了这种社会关系和分工创造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储蓄与投资才可能改进生产率。”美国再工业化的连续性中断的原因是，“价值总量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以不等的部分分配在各个不同阶段和职能形式中。”资本的本性不只是价值增殖，还要求资本的增值，也就是积累。资本如果永远停留在货币形式，那么资本就没有执行其所应执行的职能。过度金融化和量化宽松政策使绝大部分新增货币进入金融部门，一方面极大地推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另一方面进一步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量化宽松政策尽管会使部分资本流入资本家手中并实现货币资本的积累，但却没有将新增的货币资本用于实体经济部门的扩大再生产，没有发生现实的积累。gFC品论天涯网
事实上，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人们对疫情短时间内无法受控的忧虑情绪只是此轮经济衰退的触发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结构长期扭曲引致增长动能疲软，发达国家没有摆脱长期性停滞的困扰。在过去的40年中，世界金融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过度金融化引致的产业空心化和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突出表现为富人阶级在利用廉价货币不断追涨金融资产以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处于收入分配中下层的阶级却因实体经济的萎缩而陷入收入增长停滞的困境。在斯蒂格利茨看来，“金融是当今社会很多政治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金融本应该是达成经济目的的手段，它的功能是提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而反观美国的现状，金融已然成了目的本身。”13过度金融化以及金融具有“价值生产性”的思想源头是对“价值”的错误理解。马祖卡托指出：“价值的核心始终是生产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在经济分析中，人们经常混淆“价值创造”和“价值攫取”这两个概念。所谓“价值创造”，是指整合不同类型的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科学技术)生产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价值攫取”是指专注于现有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并从中获取异乎寻常的高额收益。区别于客观价值理论(即价值决定价格)，主观价值理论认为，一物品在市场上有价格，即被视为创造了价值。因此，只要有价格，榨取价值的活动便更容易伪装成真正的价值创造活动。拉詹指出，经济衰退问题“不仅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且是供给侧扭曲的结果。”银行业成为了经济的指挥中心，过度的金融行为将世界拖入危机。自20世纪80年代，在倡导放松金融监管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经济金融化引致的产业空心化使发达经济体失去了通过制造业发展来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为了弥补因制造业外迁或衰落而失去的工作岗位，各国央行通过刺激性货币政策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并为其日趋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事实证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脱离实体经济，仅仅靠借贷扩张实现的金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很多非常规的货币刺激政策，但世界经济本身仍陷入不断衰弱的趋势中。这主要是经济结构长期被扭曲所引致的，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趋势。产业过度金融化是一场负和博弈，经济缺乏长期增长动力引致的损失远远大于银行家所获得的收益。可见，经济金融化揭示了过度投机的现象，奖励的是寻租者，而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一个无法向长远目标发展的经济体注定无法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宽松的信贷只是权宜之计，摆脱长期性停滞的困境，需要把关注的焦点重新落于长期增长问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从过度金融化转向真正的价值创造。gFC品论天涯网
新冠疫情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政府在经济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治理能力将成为一国有效应对疫情和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政府的作用仅仅局限于修复市场以创造外部条件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而非积极地创造和塑造市场，因此政府的价值创造作用和风险承担能力被严重低估了。在现实中，政府能够发挥更大的市场驱动作用。政府的调节和参与具有生产性，能够在以下情况下创造价值：拯救银行系统以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基础科学，以及为正在改变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颠覆性创新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可见，政府的作用不仅局限于修正或调节市场，还在于创造和塑造市场。政府对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具有前瞻性。政府在一些关键性领域的投资具有“挤入效应”，能够刺激和带动私人投资。“挤入效应”的结果便是实现颠覆性创新，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进而导致总产出扩大，并惠及私人投资者和政府投资人。总之，“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政府不仅是管理者和管控者，还是关键的参与者，而且通常更勇敢、更愿意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17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根据尾木藏人的解释，以智能化制造为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旨在通过网络互通信息，通过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都实现最高程度的自动化。”高新技术的变革方向并不是由市场力量自动促成的，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技术革命都由政府投资大力推动。区别于传统产业政策聚焦于已经成熟的旧产业，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机遇，越来越多国家制定面向新兴产业的国家产业战略，如《中国制造2025》《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英国产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和《德国国家产业战略2030》等。作为后发国家，现阶段中国仍处于“单向依赖性经济体”状态，即在核心技术方面仍严重依赖于其他工业化发达国家。一旦这些国家采取强硬的技术封锁措施，那些从事高端制造的国内企业就要“休克”，这凸显出中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特征。缺少核心技术也就意味着产业的附加值低，进而影响国际竞争力。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基础设施的配合。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适度超前的新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有效投资需求，并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新基建”是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数据为核心，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黄奇帆指出：“新基建本身形成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颠覆性地将传统产业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gFC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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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gFC品论天涯网
新冠疫情引致的“大封锁”和经济衰退，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为缓解新冠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巨大冲击，各国政策制定者不惜一切地采取大规模、非常规和有针对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和金融措施，为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家庭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刺激性政策的效果未如理想，因为新冠疫情只是此轮经济衰退的触发因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结构长期扭曲引致增长动能疲软，发达国家始终没有摆脱长期性停滞的困扰。在以智能化制造为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产业资本结构升级，需要回归到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抑制非生产性套利，同时积极发挥政府在创造和塑造市场以及促进新基建方面的作用。gFC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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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保罗gFC品论天涯网
来源：《学术研究》2020年第12期gFC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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