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是关于实践的哲学而不是哲学的实践。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7月撰写的《实践论》重点谈论的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即知和行的关系，探讨的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因而更像是“认识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的观点，上升到“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的高度，尽管这个“唯一标准”的说法本身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用实践来检验而只是进行了理论阐述。在此之后，一些人利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话即“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但是并没有取得像样的学术成果。
一、实践唯物主义辨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抠出几个字眼来建构一套哲学体系，的确是太令人为难了。这就难怪：“在对实践唯物主义理解的问题上，学术界派别林立、观点庞杂，诸多观点相互交锋、彼此误解，甚至出现了有些观点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地阻碍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其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践唯物主义研究逐步由热转冷，时至今日已陷入了困境。”
其实，《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那句话讲得很清楚，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有了系统的共产主义学说。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人，没有注意到或故意漠视了同一篇文献中批评费尔巴哈的另一句话即“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因此，他们不仅没有能够同样抠字眼地提出共产唯物主义或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概念，也没有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论述实践唯物主义，这是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没能取得像样学术成果的根源。
有人曾经为实践唯物主义追根溯源，提到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实践人道主义”来表述自己哲学思想的特征。而他所引用的是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这其实也表明马克思恰恰坚守“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思想特征，把它作为无论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实践人道主义都不变的内涵。
至于有人说什么，“马克思哲学之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恰恰在于：它已经不再把‘物质实体’而是把‘实践’作为最高原则和理论基石；它关注的不再是自然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质实体的世界，而是这一世界由于人的实践活动而成为人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之作为‘唯物主义’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它与其说是一种‘唯物主义’，不如说是一种‘唯实践主义’或‘实践哲学’。”这类说法其实不过是在鼓吹一种实践唯心主义。毕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得很清楚：“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更何况人本身也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此，不以物质实体世界为基石的唯实践主义只能是唯心主义。所以，我们毫不奇怪他们会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对于特定的认知主体而言，某物的存在难道不正是被他感知到的某物的存在或作为他的观念的某物的存在吗？”然而，在现实中，一个人在山路边倒退着拍照，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到了悬崖边上，难道这个悬崖和山谷会因为他没有感知到而不存在，以至于他再后退一步就不会摔死吗？
《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各种统计给他提供大量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新证据。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这位好汉其实也是那些只讲实践唯物主义而抛掉共产主义观念和革命观念不敢强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反而甚至主张“去革命化”的实践哲学家们的标本。
实际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时，其中“实践的”含义是“行动中的”意思，也就是知与行中的“行”。它是要说明共产主义者相对于空谈的旧唯物主义者来说，是行动中的唯物主义者，是要改变世界的人。《神圣家族》在谈到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时也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实践的、明确的实际措施，在这里面他们不仅思考，并且更多的是行动。”
二、实践的概念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这不是对实践的定义，而是对实践做了一个分类。
关于实践的概念，一些人提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实践其实可以理解为人类生活或人类生活的同义语”；“对马克思而言，实践其实是现实生活的‘代用语’，他凸显实践是为了回归现实生活总体”；“实践界定为人的现实生活不是任何人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沿着马克思的思想道路继续前行的必然结论”；“实践是一种人类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等等。
对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概念的理解，我们通过分析马克思在1845年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获得。这是因为，这篇文献几乎处处都提到了“实践”，可以算是一篇关于“实践”的文献，其中的论述不仅涉及实践的概念而且涉及了实践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马克思的《实践论》。这些相关论述如下：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实践的概念。其中一个可以算是广义的，另一个则可以算是狭义的。
这个广义的概念就是把实践定义为“感性的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它也可以说成是“有意识的创造对象世界和改造无机界的生命活动”。这是因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谈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来还曾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这里，我们指明“对象性”，就把实践的定义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了，就与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区别开来了。事实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是对旧唯物主义提出了批评，指出其不足，而没有否定唯物主义倒向唯心主义。
另一方面，这里对感性和有意识的强调，又表明人的实践是受意识支配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显然，像蜜蜂那样的本能行为，如婴儿吮吸母乳就不能算是实践。
狭义的实践定义，可以看作是对“革命的实践”或“有意义的实践”所下的定义。这个实践的定义是指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或为了达成既定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它追求环境或世界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性。建筑师的实践活动是要实现自己头脑中的设想，尽管由于其能力和条件的限制，建筑出来的房屋可能达不到他的要求，就像一个刚学绘画的人临摹一幅大师的画作，会画不出原画的效果一样。但他的实践活动会尽量使活动的结果与他头脑中的设想相一致，为此他还会约束自己的意志和行为。与之相比，人们休闲时在沙滩上的没有意图的随意捏造沙堆的行为，或并非要达到一定效果的在墙上的随意涂抹，虽然也是改变了世界的人的活动，但只能算作广义的实践，而不属于狭义的实践。另外，有人明知自己的主张是错误的，却由于个人私心而一意孤行，拒绝按照正确的主张去行动。这样的行动永远证明不了思维的真理性，只能从广义的角度把它也算作实践。
三、“测不准”的实践与认识论
人们首先是在自然科学的领域认识实践与真理的关系的。在自然科学出现之前，人们也会谈实践和真理，但在自然科学出现之后，所有之前的真理都要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一番才会得到承认，而自然科学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做实验，用实验这种实践方法来检验真理。但是，实验的基础是测量，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测量结果都存在误差，那么不精准的测量结果如何能够用来做实验并检验真理呢？这首先就要从理论上确定能够接受的误差水平是多少，也就是说，在多大的误差水平之下，误差的存在不影响对理论的检验。如果实际的测量误差超过这个水平，它就不能承担检验理论的任务，从而为了使实验能够检验理论，人们就不得不从思考和理论出发去研发更加精准的、测量误差更小的计量工具。
除了测量误差之外，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物理学提出了测不准原理。该原理指出：测量一电子或任何别的量子粒子的位置，就会扰乱它的动量；而测量它的动量，又会扰乱它的位置。因此你绝不能同时得知粒子的动量和位置。即便考虑到量子缠结，不能把测不准原理的意义过于夸大，但它的上述结论还是成立的。测不准原理实际上说明了这样一个哲学上的认识论原理：要认识世界，就要改变世界。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但是，吃过的梨子就不再是原样的梨子，如果在上面发现人类口腔中的细菌，决不能说由此验证了这样的结论：人类口腔的细菌来源于梨子的传染。再例如，领导下基层视察工作，如果这个视察是预先通知了的，它就会对基层工作产生影响，于是，领导视察时看到的就会是基层干部群众非常积极的工作状态，而如果这个视察是突然的，那么看到的往往是另一种基层工作状态。显然，只有改变世界的实践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时（而在测不准原理适用的场合，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不可忽略的），我们才能用这样的实践去研究原样的世界和检验关于原样的世界的理论。
测不准原理说明了实践对认识的干扰，但是，实践本身也会受到干扰，从而要从受到干扰的实践中得出正确的认知，仅仅是实践就不够了，还需要理性的思维。例如，为了公平地分配有限的资源，人们有时会采用抓阄的方式。那么，如何从实践中认识到抓阄是公平的呢？假如是3个人抓1个阄，即便重复999次，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正好抓到333次，又如何能够说明抓阄保证了每个人的机会均等呢？对此，人们不得不从理论上即概率论上加以认识。而为了从可重复的测不准的实践统计中得出比较确切的认识，人们发展了概率统计学。
例如，1997年北京市某区某人事管理部门招考公务员，报考249人，其中，女性106人，男性143人；录取27人，其中，女性6人，录取率5.7%，男性21人，录取率14.7%。2003年该部门同样招考公务员，报考233人，其中，女性91人，男性142人；录取48人，其中，女性22人，录取率24.2%，男性26人，录取率18.3%。尽管这两次男女的录取率都不相等，但是，我们可以运用概率统计学方法得出，在1997年的录取上男女的录取率存在显著的差异，从而可以认为存在性别歧视，而在2003年的录取上男女的录取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显著性水平为0.05）。
事实上，在实践中可以得到大量统计数字的地方中，我们正是基于概率统计学的理论，才能够从实践中得出一些认知上的结论。
四、实践对真理的检验
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但后来者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则是过于绝对了。事实上，国人瞩目的高考判卷本身就是用理论的判断而不是用实践来检验考生答卷上所写的答案是否正确。如果非要用实践来进行高考判卷，那就只能是文革时期录取“白卷英雄”张铁生式的高考闹剧了。列宁还指出，“如果你不能断定‘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命题是错误的或是不确切的，那么你就得承认它是真理。如果你不能断定它在将来会被推翻，那么你就得承认这个真理是永恒的。”在这里，检验真理的是判断而不是实践。很显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或“最终”标准的说法，要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更为准确。
即便在物理学上，在这个人们经常通过实验（实践）来检验真理的场合，实践的检验也不是万能的。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是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同样抛下轻重不同的两个铁球，通过观察到它们同时落地来证实“在阻力可以忽略的情况下不同重量的物体下落速度相同”的真理。但是，物理学上的观测总是有测量误差的，同一物体的下落速度在重复测量的情况下都是不同的，而且理论可以忽略的阻力的影响在实践的精确测量中也是忽略不了的，那么又如何能够证实在阻力可以忽略的情况下不同重量的物体下落速度相同？事实上，上述真理性认识是在头脑中检验的。它是推理（反证法）的结果。在忽略阻力的情况下，如果重的物体降速快，轻的东西降速慢，那么把它们捆在一起，降速慢的会拖累降速快的，使得捆在一起的降速不是最快的，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又是最重的，应当降速最快。于是出现了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只有认为重量不同的东西下降速度相同才行。这种认识（反证法）本身就是来自于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思维，是科学探索（尤其是在数学领域）的常用方法。数学上最著名的歌德巴赫猜想也是不能用实践来检验和证明的，尽管人们目前所举过的任何数字都能表明这一猜想是对的，但在无限的数字面前，即便是数百亿的数字举例检验都起不到证明的作用，数学家们还要苦苦寻求这一猜想的逻辑证明。事实上，真理存在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本身能用来批判谬误，能作为检验其它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误的一个标准，否则科学上也就不存在任何理论的推论，理论（真理）本身也就毫无意义了。
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引用了一位俄国教授对《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的确切描述中这样写道：“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惟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对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其实就是对真理的检验。这里也的确提到了这种检验的出发点不能是观念即别的理论，但这里也表明，检验不是拿事实与理论比较对照即不能拿实践比较理论，而是要拿不同的事实进行对照，并且要求把事实阐释成不同的发展阶段。恩格斯也曾谈到：“路易-拿破仑的这种火炮的性能仍然有待实践的检验，由于没有专门公布过关于这种火炮在最近一次战争中的作用的任何资料，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可能对其优劣作出定论。”在这里，新式火炮本身是制造这一火炮的实践的结果，但还需要战场上的实践去检验。可见，实践并不能直接用来检验真理，反而不同的实践要进行对照和检验。
恩格斯还指出，经验要摆脱降神者的纠缠，就不得不借助于理论的思考，而不再靠经验性的实验。这是因为，唯灵论者并不在乎成百件的所谓事实被揭露为骗局，成打的所谓神媒被揭露为下流的江湖骗子。只要所谓的奇迹还没有被逐一揭穿，唯灵论者就仍然有足够的活动地盘。显然，不用头脑只靠实践去检验一个个假说，不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交巨额“学费”，而且也不现实，根本做不到。
正是由于对实践标准的“唯一性”的强调，导致了人们对理论的轻视甚至蔑视。40年来，原本就抓得不紧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大大放松了，导致错误思潮和宗教思想泛滥成灾，难以纠正。而恩格斯早就指出，蔑视一切理论、怀疑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是从自然科学走向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在他本人早年的经历中，他就已经注意到理论需要高于实践，才能摆脱实践的片面性，避免成为不彻底的东西：“南德意志自由主义直接产生于实践，一直忠于实践，并且在理论上与实践相结合。但是众所周知，作为南德意志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实践是非常广泛的，有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实践。因此，这一派别的理论即它的真正内容，全都成了某种泛泛的、不明确的、模糊的东西，它既不是德国的，又不是法国的，既不是民族的，又不是明确的世界主义的，而恰恰是一种抽象的，不彻底的东西。”对此，恩格斯曾经提出，“它从实践走向理论，但是通过这一途径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另一头做起，试着从理论出发，深入到实践，——假如你们愿意，我打赌，我们用这种方法终究会前进的。”
另一方面，既然实践是受意识支配的。没有真理（科学）的指导，实践也无法独立承担检验真理的任务。马克思曾经指出，“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事实上，用日常的经验或实践来检验，我们会认为每天太阳从东往西跑，而不会感觉到是地球在自转。这种“检验”会把科学的真理作为奇谈怪论否定掉。很多人也正是用这种两小儿辩日式的检验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列宁也发现，“由于分类的方法不同，同一个材料竟会提供截然相反的结论。”如果同一个实践会得出截然相反的检验结论，那么，实践本身就无法独立承担检验真理的任务。更何况，实践本身会不会出差错，也是需要检验的，对实践的认识也需要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例如，美国航天飞机升空后爆炸了，这是检验了航天飞机设计原理不具有真理性，从而对这个设计原理进行了否定，还是检验了航天飞机制作或操作上的实践出了问题？显然，大家都认为是后者。马克思曾经指出：“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因此，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能排除真理对谬误包括实践过程中的谬误的检验。一些人企图打着实践检验真理的旗号搞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改革，就是要用谬误取代真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就决不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要跟着戈尔巴乔夫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列宁还指出，“任何一个抽象的真理，如果把它套用在不管什么样的具体场合，那就会变成空谈。”因此，如果我们随便选取那种乱套具体场合从而把真理变成空谈的实践，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斗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真理变成空谈的实践，那么这种实践对于检验真理就没有任何价值，反而会成为否定真理以便为谬误让出道路的工具。显然，这样的实践也是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
最关键的是，没有科学的理论，人们连实践是什么都不知道，更谈不上用实践去检验什么。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里提到，“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像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王阳明遵从格物致知的说法，对着竹子思考了七天七夜，也没有从竹子中格出什么道理来。而且即便他不是苦思，而是把竹子劈碎了细细观察，或亲手种植竹子，其实践也不能知晓或检验竹子中含有碳元素这个真理。
因此，如果说，我们要从唯物主义出发，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从而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而不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像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不说“科学技术是唯一生产力”一样。有人以为，在实践前面，加上社会二字，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要检验竹子中是否含有碳元素，必须按照现代化学的方法去实践，否则即便卷入再多的人从事社会实践也无从检验这一点。要检验地球是圆的，就需要有人一直向一个方向前进看看能否回到出发点，与之相比，再多渔民在近海的捕渔实践也检验不了这一点。可见，实践要检验真理，本身也需要按照真理的指引去实践。
有人担心，不提唯一标准会影响真理的一元性。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其实，不同标准的殊途同归更能显示真理的一元性。例如，恩格斯就曾指出：“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每个国家各自单独得出来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五、实践的意义和作用
毛泽东同志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后来人们又强调了实践检验真理的作用，但这些都不足以表明实践的主要意义和作用。既然“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那么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或检验解释世界的理论才是实践的意义所在。但是，如何改变世界，或者说，朝哪个方向改变世界呢？当然是要朝着“批判的武器”所指明的方向，而马克思在前面也讲得很清楚：“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因此，实践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实现真理。
列宁指出：“‘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这才是完整的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只提最后一步，撇开一切理论摸着石头过河，是谈不上实践检验真理的。
恩格斯指出：“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这表明，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具有片面性的。经过实践检验是现实的、合理的一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反过来，人们头脑中合理的东西，尽管不符合当前的实践，但会在新的实践中成为现实的，而不管它和当前的实践多么矛盾，不管它如何不被当前的实践所证实和接受。
相比之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强调，“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就有些形而上学，不够辩证了。这也是因为它并没有确定错误的具体归属。例如，1964年6月，毛泽东在反思计划经济的失误时指出：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显然，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过去的工作失误，就认为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是错误的，不应再坚持了，而是认为问题在于计划方法不对，需要改变的只是计划方法，而不是计划经济。恩格斯的上述那段话也表明，实践需要把人们头脑中合理的东西变成新的现实，而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
此外，真理是不能自己实现自己的。如果人们去革命化，等待资本主义自动走向末日和社会主义自动到来，那么他们是永远等待不来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由思想所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也需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在实践中把它变为现实。中国古代哲人讲知行合一，其中就有用行（实践）去实现知（真理）的意思。
有人提出，客观真理与客观规律有着同一性，如果真理不能自发实现，那么客观规律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地球绕太阳运行是万有引力规律自发起作用的结果，但是，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规律这个真理后，如果人们不去制造火箭和航天飞机，我们就无法在发射航天器上实现万有引力规律所揭示的真理。毛泽东同志指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扫帚可以扫掉灰尘是一个真理，但如果没人挥动扫帚，就无法实现这个真理，无法使灰尘被扫掉。实际上，人的一切活动都有客观规律起作用，而人也利用客观规律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人的行走就要掌握好重心，否则就会摔跤。行走时注意不摔跤就是在实现真理。而人不注意时摔跤了也是客观规律在发挥作用，否则人也不会倒下，但不能说成是真理实现了，只有被拳手击歪重心而倒下，才能说拳手实现了真理。所以，客观真理与客观规律具有同一性，并不等于两者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不等于真理和规律这两个词只要保留一个就可以了。事实上，真理不仅是对客观规律的反映，更包含对客观规律运用的设计。自然界的物质规律从来没有形成过原子弹，只有人类按照揭示物质规律的真理去实践才制作出了原子弹。
既然实践要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那么，就要勇于面对可能会遭遇的失败。这种失败，并不意味着实践在检验的过程中否定了这一思维的真理性，反而是要求改进实践，直至取得现实性的效果，展现出真理的力量。马克思指出：“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美国花费巨资设立曼哈顿工程，不是为了检验爱因斯坦提出的原子弹的理论预言是否正确，而是要确确实实地把原子弹制造出来，以解决战胜法西斯的现实生活任务。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困难和挫折都不能检验出原子弹的理论不正确，反而是要不断地改进实践，以实现理论关于原子弹的预言。
俄国十月革命最主要的意义也不在于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而在于为广大劳苦大众展示了一条具有可行性的解放道路，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去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在中国，尽管参照俄国十月革命而举行的大城市里的暴动基本上都失败了，上海暴动仅有的成功还被国民党摘了桃子，后来我们还丢了中央苏区和延安，但这些都没有“证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而不过是提出了如何在中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新课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用农村包围城市、支部建在连上、统一战线、延安整风、游击战术等不断探索的新的实践和再实践去实现了而不仅仅是检验了更不是否定了俄国十月革命所揭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起了一些人的疑虑，是否我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不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其实，这里涉及的是另一个问题，即要不要立即通过实践去实现所有的真理，以便知行合一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但是，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它怎么能够一个筋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呢？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对德国来说实际上应该看做是摆脱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而且应该作为目标来争取。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看来恰好都不具备。”马克思主义阐释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真理，而当前中国的现实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还不能一下子就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较高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真理，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出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之适合当前中国的物质条件，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漠视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些真理，而是要按照“三步走”战略通过我们的实践使现实尽量趋向这些真理，直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时的实践就会是去实现这些适用于历史更高阶段的真理。
除了实现真理，发现真理、检验或证实真理、发展真理也是实践应有的意义和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认为，“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但是，驳倒修正主义的不是实践经验，也不是从实践经验出发的研究出来的理论，而是实践本身。马克思也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
除此之外，实践的作用还在于证明了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在谈到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时，恩格斯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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