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世纪之前的帝国概念隐含了暴力性和压迫性，指一个政治体对领土和臣民的绝对控制。19世纪中叶后，尽管马克思并未直接研究这一领域（下文将作出分析），但帝国主义的意义大部分被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覆盖。直到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催生了对帝国创建和扩张过程中思维方式和实现形式的批判性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并迅速扩张，帝国主义时代的征兆已经在考茨基、希法亭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研究和总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突显。列宁通过文本研读和现实审视，构建了成熟的帝国主义理论——让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战术对待资本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最终定型。
时至今日，帝国主义概念在形式和含义上有所变动，“帝国主义”一词即便在当代激进思想家那里也很少被使用（至少用其他语词替代——笔者注）。但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问题的核心和辩论的主题——迁移到我们生活的时代仍具有现实性，释放着对资本主义的强大解释力和批判效用，指引着社会主义者开拓新的实践疆域。持续关注帝国主义问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
一、马克思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建基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帝国主义理论，实际上，他并未使用过该术语。但是，《资本论》等马克思职业生涯成熟时期的作品显示出他对资本主义扩张本质的评析，认为随着扩张规模的扩大，以“自己的形象”改变非资本主义世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任何地方都得以再现。马克思还对这种扩张的历史效应做了说明，认为“外国部门”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发挥着重大作用。国外市场的增长既加速了国内生产部门发展和对非资本主义部门的破坏，又加速了通过掠夺、垄断进行的国际贸易，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所需的货币资本的积累。虽然马克思只注意到了资本主义扩张的诸方面，即国际劳动分工、市场的扩张、资本的出口以及国际垄断竞争，但这些无疑是后继者所强调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乎全部论域。
第一，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和帝国主义的关联性。马克思在众多文本中都密切关注信用体系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并将它们置于整个资本主义模式运行范围内。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源于19世纪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这也是其构造的解释经济危机的基石，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辩称资本主义本身就容易导向经济崩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也适用于帝国主义理论：垄断创造竞争，而竞争就是垄断。他理解到，利润率的下降只是一种趋势，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反作用力抵消。
第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帝国主义的关联性。在马克思看来，帝国主义问题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即资本实物存量增长过快的发展趋势。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普遍扩张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化是帝国主义的重要诉求。同时，帝国主义的扩张也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内部矛盾的必要反应。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领土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对抗，主要采取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式，并最终导致帝国主义战争。
第三，资本主义模式和帝国主义的关联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构建帝国主义理论基础的过程中，马克思采取的一般分析方法在思想史上占有独特地位。马克思确定，在资本主义模式下，劳动力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生产剩余价值使资本增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着重论述了资本家提高剥削率的两种方式，他对于“资本的一般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国家间剩余价值率的差异，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劳动剥削水平的不同，这恰恰是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
总之，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卓有成效的分析给后来者描绘了早期帝国主义理论的雏形，特别是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充足的学术质料。然而，马克思并未穷尽帝国主义的全部意涵，还有不少理论方向在他那个年代是被遮蔽的。公允地说，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是由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即认为资本主义侵占其他国家将为其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和列宁以多种方式坚持发展马克思所确立的分析方法，他们特别关注资本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对抗的原因，想要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进展找到可能的通路。
二、第二国际时期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争
继马克思之后，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为20世纪初帝国主义研究打开了一个重要理论向度，希法亭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研究，指明了自由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垄断成为更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生产形式，垄断组织成为资本主义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不过，金融资本经济驱力的背后是政治—政权问题，因此希法亭指出，在考察经济运行规律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必然要积极宣传和发动无产阶级投入暴力革命的准备。可以看出，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呈现出暧昧的双重实质：第一，他承认资本主义的现代阶段存在一种所谓“历史的必然性”，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及一般的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足以动摇现存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第二，他否决了帝国主义的永恒论，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历史瞬间的短暂现象，“历史必然性的特征恰恰在于，它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永不停顿的发展之流中的一瞬间”。资本主义在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逻辑演进中会调整阶级结构，但阶级对抗绝不可能终止，反而向对社会主义有利的方向发展。希法亭对集中、垄断、银行资本、金融机构等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阐释给后继者提供了理论质料，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狭理解、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抱有的乐观主义态度又给第二国际理论家更大的批判、论争和补白的理论空间。
第二国际内部的营垒可被明显地区分为左、中、右三个派别，在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各派观点差异很大。右派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大卫、连施、库诺夫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粉饰帝国主义。伯恩施坦尤甚，他公开表示，无产阶级要适时调整斗争策略，因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了其生命周期还很长。右派甚至直白地表达了对殖民政策的好感，鼓吹所谓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国际的右派大多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中派尤其活跃，不断积聚力量，形成数量庞大的思想集团，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人即的典型，早在1907年，考茨基就提出资本主义有其增长的极限，为延续其生产方式的长期霸权，就必须通过保护关税限制外部竞争，通过卡特尔、托拉斯抑制内部竞争，还需要通过非生产性消费——军国主义、军备竞赛——消耗剩余生产能力，最后，通过向农业国（尤其是殖民地）输出资本进行殖民扩张。1914年，考茨基撰写了《帝国主义》一文，推出了“超帝国主义”概念。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概念不仅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互关联，也在政治上确立了垄断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攫取政治权力的基本判断。换句话说，资本与政治的勾连是资本主义本质使然，资本膨胀的欲望必然与社会权力获取成正比，这是帝国主义形成的前提基础。那么，帝国主义在考茨基那里也只不过是工业国侵占农业国的“一种特殊形式”。显然，考茨基重述了1907年的观点，但更强调了“超帝国主义”——单一世界垄断，即在全球殖民秩序中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采取集体行动的国家集团。
鲍威尔比希法亭更早接近帝国主义概念，1905年，鲍威尔提出了较为新颖的殖民主义理论模型，其1907年的名著《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不仅引入了“金融资本”概念，还详述了银行和工业资本的“联姻”。麦克莱伦评价道：“希法亭在《金融资本》这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最伟大的著作中全面采纳了鲍威尔关于帝国主义的相关论点。”1909年，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民族观点和国际观点》中，鲍威尔指出了帝国主义的7种显在特征。之后，他在《政治经济学导论》中毫不避讳地说，如果只看到帝国主义肮脏消极的一面，那就不会了解它的历史，虽然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方式实现的，但帝国主义却比以往统治方式柔和得多，且确实将现代技术推广到全世界。不论是考茨基还是鲍威尔，他们“冷静”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其实内蕴“帝国主义有利论”，希望通过帝国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工人阶级的权利，增进他们的福利，这种幻想成分为第二国际中派理解社会主义制订了理论框架。
第二国际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左派，共同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憎恶帝国主义战争对世界的践踏，但遗憾的是，他们依旧没有找到帝国主义的逻辑根源和反抗策略。一直以来，卢森堡被认为是革命国际主义的典型人物。在《资本积累论——从经济上阐述帝国主义》中，卢森堡指认帝国主义是政治名词，对此她具体解释道，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同时存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争夺资本积累的权利。她还提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整个世界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普遍化是世界和谐经济体的条件。这个分析显然不同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卢森堡的最终结论是：帝国主义终结于其统治全球之时。我们看到，卢森堡的理论强调了帝国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这是她的突出贡献。大卫·哈维认为，卢森堡对帝国主义问题做出了整体性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在当时，卢森堡的见解遭到了绝大多数人否定，甚至有来自左派内部的批评。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卢森堡的研究结论存在缺陷。最主要的理论失误在于，她掩盖了现代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的原因，阻断了资本主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帝国主义是唯一出路，即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取向，而是其必然的历史逻辑进阶。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斯·阿德勒也阐发了帝国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祛除帝国主义劣根性的途径，但远远偏离了马克思的理论原则。与其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观类似，阿德勒认为帝国主义生成于主观意志而非客观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意志驱动下的表现。因此，他幻想帝国主义必将为一种“世界组织”“超国家的秩序”所代替，“通过使社会由资本主义的非人性转入社会主义的人性领域而建立社会的新秩序”。不难看出，阿德勒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对社会生活事件的因果认识基础上。他指认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一样，是关于社会生活的规律及其因果发展的科学，力求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归结为有因果必然性的事件。这其实暗含阿德勒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同他的社会改良主义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帝国主义问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众多社会党人共同关心的焦点议题。第二国际各派对帝国主义的解释虽有不同，但都没有触及资本主义运行的根基，或者说，他们基本都认同帝国主义存在的“必然性”。
三、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科学论断
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后来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明显表现出社会党人门派的分野和观点的对立，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伴随的是战争临近。在这样的紧要关节点上，列宁既反对右派对帝国主义历史进步性的粉饰，也反对中派和左派对“超帝国主义”存有幻想。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动、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和第二国际对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暧昧不清，列宁坚决主张全面解析作为一种制度而非政策的帝国主义。1916年初，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的论文提纲中指认了资本主义作为全球体系，已经把矛盾和危机扩展到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必须帮助被压迫民族对抗帝国主义。1917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应运而生。
“帝国主义论”吸收了大量经济学材料和观点，列宁承认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生成的分析，不过他提醒，金融资本很可能造就高收入的工人贵族缓解矛盾，工会最终会沦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同时，列宁肯定了希法亭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敏锐洞察力，但列宁确认，“垄断特有的停滞和腐化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帝国主义必将是寄生性和腐朽性的同一。另外，“帝国主义论”也是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列宁批评考茨基专注于资本主义组织的进步，忽视了资本主义深刻的矛盾：垄断与自由竞争的矛盾、卡特尔与托拉斯的矛盾、金融资本的操控性与自由市场的开放性的矛盾等。全面梳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可以发现，他的理论阐释与希法亭、鲍威尔、卢森堡甚至布哈林相比都更加科学，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列宁做到了逻辑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种科学的理论体系来源于相互关联的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形态的批判；二是十月革命后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关照。
一方面，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一般资本的统治被金融资本的统治所代替，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被与之并存的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列宁对此做了补充说明，没有纯粹的垄断，只有垄断与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的结合，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使然。列宁还详细概括了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一是在经济生活中，生产和资本的高度积聚促使垄断组织形成和发展；二是工业资本、银行资本统合为金融资本，并使其寡头化；三是资本输出的意义远大于商品输出的意义；四是资本家通过垄断同盟的方式分割殖民地；五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版图。列宁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全球性矛盾系统必然被世界革命所摧毁。
另一方面，就相对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帝国主义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发展趋势。在列宁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来说绝不是稳定、可持续的，也同时宣告了它将瓦解的必然性。列宁坚定表达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和决心，他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引述了“开姆尼茨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把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然而，在到达社会主义的路径上，他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展开了激烈辩论。当伯恩施坦等人认为俄国革命道路并不普适时，列宁却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从时代条件和社会现实出发，由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为参照，肯定了东方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还解答了马克思没有充分论证的东方国家异质性，以及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基本路径。
“帝国主义论”是列宁主义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极大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对资本主义发展史进行了学术梳理；第二，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实证分析；第三，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提出了可操作的规划。这三个理论向度互为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特征，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势态的分析是为了“对帝国主义引起的世界结构性矛盾给予实践回应”，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方案。
在这里，必须提到列宁的亲密战友布哈林，他几乎与列宁同时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详尽考察。在1915年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造成了世界范围内资本家积聚财富，同时无产阶级的赤贫状态未发生实质改变，阶级差异固化并扩大。他指出，帝国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是现代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的应激策略，因此，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能错误地聚焦“暴力”“扩张”“殖民”等表象上，而应该看到“帝国主义政策存在的本身，就证明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布哈林澄清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无法自行消解的，帝国主义只能加深这种矛盾冲突，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固定后，资本主义社会机体内在的矛盾才能充分解决。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非常突出——把散见于希法亭《金融资本》中的帝国主义元素聚合在一起，但必须指出，布哈林不仅是卢森堡的坚定批评者，还对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拓展，更重要的是，他和列宁的研究结论悬殊也较大，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列宁把帝国主义看作一个资本主义系统，而布哈林则指认其为一项政策。并且，布哈林过分夸大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合理性，就是说，当资本集中到类似“集体的、共同的资本主义”的时候，国家资本主义就成为必要，由于国内竞争被降至最低，那么国家就必须最大程度地进行军备竞赛。这样，在世界范围，帝国主义战争就起到了原先经济周期性危机的作用——缓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
综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们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及其后思想家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他们积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深刻批驳了修正主义的帝国主义观；另一方面，根据世界革命斗争形势和资本主义发展最新情况，制定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学说。特别是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产生的历史、现实背景，总结了帝国主义的特点和规律，科学预测了帝国主义未来发展趋势，为俄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做了重要的理论铺垫，给全世界寻求民族国家独立解放的无产阶级指明了可实现的革命道路。
四、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为我们理解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基础，正是在这个起点上，第二国际时期生产了大量异质的帝国主义理论观点，直到列宁写成“帝国主义论”。
在马克思触发的元问题上，根本对立的两种看法基本形成：一是承认帝国主义必然性，并希冀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二是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并用革命手段将其爆破。这样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和主张，是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彻底分裂的重要原因。无论如何，从马克思到列宁，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世界图景作的详细论析，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持续多年论争的讨论域——帝国主义。当时的帝国主义修辞呈现出三个互为关联的重要特征：第一，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家都自认为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延续马克思开创的资本主义批判道路，他们的工作是跟踪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态发展；第二，第一批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思想家又是投身斗争洪流的革命家，与纯粹学院化理论分析不同，他们的结论大都来源于实质性的经济—政治现实，更植根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时期工人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第三，帝国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革命性要求理论家们不仅要为现实政治行动提供依据，还要为实现政治目标提供路线图。
随着一战、二战的结束，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弹冠相庆，认为有关帝国主义的讨论已经埋葬在世界大战的废墟当中。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科技革命后，一些左翼思想家也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产生了乐观估计，因此，帝国主义修辞很大程度上被他们弃用了，不过，正如渡边雅男所言，“古典（经典）帝国主义论依旧魅力十足”。可以说，有关帝国主义论争的余波并未散尽，马克思主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效用依旧显著，在当代产生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回响，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持和实践导引。
第一，从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来看，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俄国、欧洲以及世界的经济政治状况，构建了在当时相当完备的帝国主义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分析模型。该框架延展为“依附论的世界体系理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干涉主义理论”等新的理论变种。所谓生态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伦理帝国主义、金融帝国主义等诸多“帝国主义”概念的衍生品，其内核还是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本质。在全球范围内也涌现出诸多对帝国主义当代形态深入考掘的理论家，他们植根于第二国际时期的问题域，运用“新帝国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典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比如：萨米尔·阿明指出了帝国主义在当代保持着五种垄断；艾伦·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机器将顽固地存在下去；德佩认为，新帝国主义使传统反帝国主义力量显著增强；哈特和奈格里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断聚合；帕尼奇和金丁则指出，新帝国主义国家深陷在巨大的矛盾复合体之中；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是资本积累和帝国政治双重要素的矛盾融合。他们的分析范式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都不约而同地印证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系统，只是特殊化地处理了这个系统中的某个方面。
第二，从帝国主义当代发展的实际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阐述的帝国主义的实质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强化。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帝国主义强国间的竞争和冲突；帝国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显然，当代世界完全没有跳脱出列宁等人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预见，反而，列宁等人阐释过的趋势在现实中得到了固化。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动仍处于帝国主义集团的掌控之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垄断企业的资本输出，在世界范围内统筹社会化大生产。金融资本确实主导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秩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规模和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另外，发达国家依旧执着于国际垄断和资本积聚，只不过由军事和武力的方式软化为资金、技术、文化等方式。另一方面，世界政治格局的不稳定和地区冲突根源于帝国主义的策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剥削造成了地区间差距的扩大，这与布哈林的论断基本吻合。西方的经济周期性危机在很多国家转而成为政治危机并威胁地区安全，金融资本的膨胀异化还必然造成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尖锐对抗以及对欠发达国家主权和领土的破坏。
第三，从帝国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向来看，我们必须审慎地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进行再考察。进入21世纪，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关于竞争性国家资本的分析框架仍助益我们观察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动向，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化，资本主义的运行法则没有更改。然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兴盛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美国及其盟友构建了灵活性更强的新型全球资本积累和剥夺体系等因素，使新帝国主义体系与传统帝国主义体系相比，“范围更大、运行更灵活、成本更低”。于是，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逐渐消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资本全球扩张并未遇到实质阻碍，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资本帝国主义新阶段和资本主义压迫隐蔽化的征兆。不过我们认为，这些事实正是重新发现“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基础，也是厘清“帝国主义理论”得失的重要参照，更是规划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脉络的时代背景。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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