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这是美国教授格罗弗•福尔的一组文章“论苏联及斯大林的历史真相”中的一篇，有力回击了国际资产阶级对斯大林和苏联革命的抹黑和诽谤。格罗弗•福尔是国际知名俄苏问题专家、历史学家。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新泽西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世纪文学、苏联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
正文：
本报告的主题为五项反斯大林之谬见。这些谬见被广为流传以至于许多左翼人士甚至是共产主义者都相信了。多年以来这些谎言被反共“学者”大势宣传。
我的讨论都源于自己的拙著《血的谎言》（Blood Lies），现在该书已经印刷出版。本书的主题是耶鲁大学Timothy Snyder教授一部失真的作品-《血染之地》，他的这本书主要收集的都是由东欧右翼“学者”秉持的关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一些谎言。
1. 1932-1933年间苏联集体化以及大饥荒：何为真相
这是关于1932-1933年间苏联大饥荒的简短叙述，而能够支撑该叙述的主要来源证据现在都是可以查阅的。西弗吉尼亚大学Mark Tauger教授的研究为叙述提供了基础。Tauger教授将其职业生涯的二十多年都用来研究饥荒，他现在已经是关于俄罗斯饥荒的世界级专家。
俄罗斯历史上的饥荒
在过去的一千年里，饥荒曾经无数次席卷。1988年俄罗斯学者通过公元736年至1914年间的历史记录追溯了这一系列饥荒。许多席卷俄罗斯的饥荒也波及到了乌克兰。
1928-1929年间乌克兰大饥荒恰逢苏联七年来经历的第三次饥荒，这次饥荒由一场自然灾害所致，也是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食品供应危机中最为严重的因素。显然，苏联对于自然灾害的抵御极其脆弱，而苏联领导人将这种脆弱性解释为农业落后的标志。
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乌克兰饥荒是他们认为苏联农业需要改变的重要原因。(Tauger 2001a 169-70)
集体化
农业集体化旨在终结几个世纪来折磨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大饥荒。这是一项改革——是农业人口及所有人口安全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这项改革未曾向农民索税，未曾剥削农民或榨取农村价值。恰恰相反，在1929年至1939年的这十年间，苏联政府在农业方面花费了数百亿卢布。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采用在当时看来最现代最可靠的方法来提高粮食产量。(Tauger 2004, 70)
斯大林以及布尔什维克都认为集体化是迅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结束既浪费土地资源又浪费劳动力的个人土地耕作方式（在这种耕作方式中，土地总是小块零散地分布在各处）以及实现大规模耕作的唯一途径。他们使用西方某些美国农场大规模、高度机械化的农业模式作为苏联农场的模型。
1932年至1933年间的大饥荒
关于此次饥荒有两种错误的解释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解释称，斯大林以及布尔什维克领导者停止向乌克兰农民供应粮食是为了剥削他们；乌克兰农民故意挨饿以此来胁迫乌克兰追求独立；抑或两者皆是。
这就是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谬见。其起源于鼓吹纳粹以及反共乌克兰大流散，且有意模仿犹太大屠杀。这些势力为了拥护纳粹而战，随着红军的步步前进，他们只好随着德国军队向西逃离。
一种更为“主流”但仍带政治化的解读认为饥荒是由于农业集体化以及过度国有粮食需求所致。他们认为农业集体化以及过度国有粮食需求导致了混乱、管理不善以及农民起义，并最终导致饥荒以及饥饿。这是俄罗斯政府的官方立场。
上述两种解释均未得到一手来源证据的支持。
粮食出口问题
俄罗斯政府以及学术机构的官方立场极为相似：他们都认为饥荒是由于过度的粮食需求以及集体化所致。而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此次饥荒的严重程度、其波及的地理范围、1932年-1933年间出口的急剧下降、种子需求以及苏联这几年的混乱都使得人们认为就算完全停止出口也不足以控制饥荒问题。1932年的丰收基本上不足以让人们摆脱饥荒。（Tauger 1991 88; 89重点强调）
事实却是集体化结束了苏联的大饥荒（1946年-1947年间那次特别严重的饥荒除外）。关于1946年-1947年间大饥荒的最新研究的作者Wheatcroft认为其实此次饥荒仍然是由环境问题引起的。
2. 大清洗以及“波兰操控”：何为真相
从一手来源证据来看，我们现在已得知叶若夫直接反对斯大林（苏联领导层）的政策（即意图）。我们已经拿到了1937年6月17日（也就是6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夕）发送的电报。电报里叶若夫传达了内务人民委员会驻西西伯利亚主席S.M.米罗诺夫的要求，他报告了颠覆破坏分子与日本情报局密谋叛乱将带来的威胁。电报里米诺夫报告指出Eikhe将要求有能力形成“三头政治”来应对威胁。
很明显，Eikhe和之后的许多第一秘书在全体会议结束后都接近斯大林以及政治局，他们请求这些特殊势力能够着手处理各自区域的阴谋、叛乱以及起义。这就导致了1937年7月2日的政治局法令（《反苏纲要》）的诞生，这一法令授权所有第一秘书逮捕那些已经回到他们所管辖区域的“富农和罪犯”，他们有权击毙这些人中最危险的那部分并将剩余的人员流放至其它地区。
内部叛乱与外部势力（日本与西西伯利亚）有组织的联合在一个多月前发生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的背景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最高指挥官被控与外国势力勾结，试图推翻苏联政府。军事指挥官的忠诚度受到严重质疑——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事实也的确如此。
内务人民委员会似乎是当时苏联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事情的真相一开始并未特别清晰，直到后来叶若夫自己与外国势力密谋推翻政府以及党的领导，同时他还动用大量无辜的人们来煽动不满。
接下来的一年多里，斯大林接到了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关于密谋与叛乱的报告。这些报告有很多已经在俄罗斯公开发表过了。毋庸置疑，还有更多的报告在整个前苏联时期都被封存于苏联档案室并未公之于众。根据参与编译了这些宝贵文档集的一位反斯大林研究人员（Khaustov）声称，斯大林竟相信了这些报告。
对于那些意识形态里反共的研究人员而言，将这些大屠杀视为斯大林的计划以及意图很重要。当然，Khaustov很诚实，因为他承认所有的证据并不能证实这一点。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Khaustov承认叶若夫的确谋划了一场大阴谋，他也承认斯大林的确是被叶若夫欺骗了。Khaustov承认斯大林是秉公行事，不过他是在听取了叶若夫呈供的证据的基础上秉承的，而这些证据大部分却又是不真实的。在我们当前获得的叶若夫的忏悔录里，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罪状。
3.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何为真相
在1939年9月苏联并未入侵波兰
事实上在1939年9月苏联并未入侵波兰。然而，“苏联入侵波兰事件”仿佛已经在历史中根深蒂固，至今我还未找到用英文记载的历史书里有关于这次事件的正确报道。
苏联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从未结盟
当然，苏联从来都不是纳粹德国的盟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R条约）仅仅只是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是一个任何形式的联盟。苏联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是盟友这一说法被人们反复说道，却从未有证据能够支撑这一说法。完整的协议文本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文本其实很简短，任何看过文本的都知道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结盟。
M-R条约的秘密协议未曾计划对波兰实施任何形式的划分。苏联当然想要保护自己的国家——所以它也得保持波兰的独立。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波兰军队被打败，那么军队和政府都得撤退至苏联利益线以外而另外寻求庇护所，因为希特勒同意在波兰的驻军不会越过这条线。在那里，波兰军队与政府能够同德国和平共处，而波兰国家也能够继续存活。
苏联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反共反苏的波兰的任何情感，因为当时波兰已经迅速沦为法西斯了。只是苏联需要一个波兰政府——或者说任何波兰政府用以作为苏联与纳粹军队之间的缓冲。波兰人民自己对政府的背叛彻底打乱了这一计划。
苏联并未入侵波兰——这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我们要如何才能了解关于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呢？ 1.
波兰政府没有对苏联宣战。 2.
波兰最高指挥官命令波兰士兵不要对抗苏联，尽管他命令他们继续对抗德国。 3.
波兰总统于9月17日在罗马尼亚被囚禁，这就默认了波兰政府不复存在。 4.
罗马尼亚政府默认波兰政府不复存在。 5.
罗马尼亚与波兰签署了对抗苏联的军事协议，但是罗马尼亚没有对苏宣战。 6.
尽管法国与波兰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其没有对苏宣战。 7.
英格兰从未要求苏联撤离其在白俄罗斯西部以及乌克兰西部的军队（白俄罗斯西部以及乌克兰西部都曾是波兰领土，不过在1939年9月17日以后被红军占领了）。相反，英国政府认为这些领土不应该是未来波兰政府的一部分。 8.
国际联盟认为苏联并未入侵其任一成员国。 9.
所有国家都接受了苏联保持中立的宣言。
195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George Ginsburgs教授发表了一篇调查波德战争中苏联宣布保持中立的文章。在参照了国际法以及当时相关方面的陈述之后，Ginsburgs教授认为苏联的确是持中立态度，而且其中立态度得到了国际方面的认可。
波兰国家解体
没有了政府，那么在国际法的框架下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将不复存在。波兰民族主义者否认了（更多时候是忽视）这一事实，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太不方便了。那些反共主义者也普遍否认了这一事实。
在国际法框架下苏联的立场是有效的
195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Ginsburgs教授曾在《美国国际法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指出苏联关于波兰不复存在的声称基本合理：
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接受波兰政府无法再有效行使国家权力这一说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关于加利西亚东部实际上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领土这一说法就可能合理，还有可能被证实。
Ginsburgs写到：
理论上，与波兰相比，苏联对合并领土拥有更好的索求权（当然这得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并且考虑地区的人口组成）。因为尽管苏联权利的由来有赖于有效性存在争议的平民表决，波兰的权利则源于直接的部队行动与军事征服（与民族自决的概念基本没有任何联系）。
4. “卡廷惨案”：何为真相
反共主义者声称关于“卡廷惨案”问题已经达成了历史共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对于“苏联应该为枪击事件受到指责”这一说法反共主义者全然接受，并且他们要求其他人也这样做——否则的话，他们将辱骂别人。
在正常的历史讨论中，列出专家之间的争端与分歧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对于卡廷惨案来说，却恰恰相反。“苏联所为”论的支持者通常都拒绝承认他们所反对的观点。或者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会侮辱贬低那些认为“并非苏联所为”的人或者将这些人称之为“共产主义者”。这不是学术而是政治宣传——共产主义者不可信而包括德国纳粹在内的反共主义者可信。在这种情况下，承认并参与讨论这一争议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党派宣言了。
关于“卡廷惨案”历史争端唯一客观的解决方法就是首先得承认这一争端是的的确确存在的。
各处的反共主义者（当然也包括俄罗斯国内的）都全然接受“苏联人击毙了所有波兰人”这一说法，他们也认为1943年的纳粹报告除了其中的反犹言论外都是真实的。而实际上“德国人击毙了所有波兰人”以及1944年苏联布尔登科的报告才是真实的，这些观点则被共产主义者、拥共主义者（托洛斯基主义者除外）以及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接受。
1990年至1992年间，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都声称斯大林时期苏联领导确实击毙了波兰人，这实际上证实了反共主义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所有细节。1992年叶利钦向波兰官员呈递了“1号机密文件”复印件，如果该复印件真实的话，那么苏联罪状将无可置疑。
从1995年开始，俄罗斯研究人员就开始争论认为这些文件是伪造的。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对于这些文件的分析（主要由反对卡廷惨案官方说法的研究人员开展）就一直在持续，并且变得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复杂。但是早在这之前双方立场就已经非常强硬了。对于那些认为苏联有罪的人而言，少数会因为新的证据而改变他们的观点。我认为自己就是“少数人”中的一员，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由先前的“苏联所为”主义者变为了一个不可知论者。
乌克兰遗址
2010年以来，一些尤为重要的证据开始涌现，而这些都使得人们对卡廷惨案的“官方说法”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质疑。在乌克兰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波兰以及乌克兰考古学家都发现证据表明人们一直坚信的“至少有两名波兰警员在1940年4月或5月被苏联人击毙于俄罗斯的卡里宁或卡里宁附近（今天的特维尔）”并非事实，事实是他们是在1941年下半年（法西斯入侵苏联后）被德国以及他们的乌克兰民主主义盟友谋杀的。仅这一事实就推翻了“卡廷惨案”的“官方”说法。
这些发现表明关于“卡廷惨案”的历史俨然已经变得非常腐败。对于两名波兰警员徽章的发现无疑是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因为之前人们一直相传这两名警员是被击毙，且在16个月或更久以后被埋到七百英里以外的。这是自2010年10月“伪造证据”被披露以来关于“卡廷惨案”最重要的进展了。但为何事件没有得到其应该得到的关注呢？毋庸置疑，因为波兰以及乌克兰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不希望事件得到公开——因为这会使得人们开始质疑苏联的罪状。
因此，事件的发展被人为掩盖。波兰考古学家的报告里只提到了其中一名警员的徽章。而此次提及也仅仅只是隐藏在脚注中——这样看来简直就是加密参考（其与卡廷惨案的联系就显得异常隐晦了），如此一来，就只有那些对于卡廷惨案非常熟悉的人们才能理解其中的联系。而更为有甚的是乌克兰考古学家的报告里从未提及有这样一项发现。
事实上，他们对于事件的掩盖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关于文件的“伪造草案”在2010年10月就已经被揭示，杜马代表Viktor Iliukhin还将此番揭示记录上呈至俄罗斯国家杜马。但是这戏剧性的故事几乎被所有俄罗斯主流媒体排除在外。俄罗斯以外的大众媒体完全忽略了2010年关于文件的“伪造草案”的发现，而波兰以及乌克兰以外的大众媒体则全然不知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发现。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OUN（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参与了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对受害者的大屠杀。与此同时，OUN在乌克兰西部是久享盛名的。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甚至有以OUN领导人Stepan Bandera命名的街道。Stepan Bandera同时还是位纳粹勾结者，他的手下参与了当地的大屠杀。
在“卡廷惨案”中苏联的罪状实际上构成了1990年后波兰民族主义的本质。波兰将“卡廷惨案”变成了纪念受害者反共反俄的活动。波兰政府花费了数亿美元来修建了数百座关于“卡廷惨案”的纪念碑和纪念馆。针对“卡廷惨案”举行了成百上千的纪念仪式，其中一些规模还很大。同时由于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关于这一事件还有数以百计或千计的出版刊物。波兰所有学校都有教授惨案的“官方”说法。除了反共主义主题外，“卡廷惨案”能够保持生机是因为其被视为击败俄罗斯的武器，因为俄罗斯是苏联的延续。波兰仍然坚持长期斗争，目的是使人们认为“卡廷惨案”就是“种族屠杀”，使俄罗斯向受害者家庭支付赔款。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没有所谓的“卡廷惨案”——没有关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单一的线索链表明苏联人击毙了所有的波兰战俘。但是波兰、乌克兰以及反共主义者都不愿意承认这点。他们更加不愿意他们的国人或者世界人民怀疑苏联在卡廷惨案中的罪状。
“卡廷惨案”是个令人着迷的历史难题。任何类似的事件（比如美国历史）都会在很早之前引起广大专业的以及业余的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但是在波兰，任何对于“卡廷惨案”“的“官方”说法（苏联所为论）的质疑（哪怕是一分钟）都是禁忌。这就导致了对于事件的掩盖以及否认。
何为真相
尽管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发现明确反驳了卡廷惨案的波兰“官方”说法，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最密切贴合的假设是，德国以及（或者）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盟友击毙了大部分波兰战俘。
因此可能根本就没有历史上所谓的“卡廷惨案”。波兰战俘、官员以及其他人可能是在其它他们遗体未被发现的地方被杀害的（随着几年前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遗址被挖掘，人们得出了这一结论）。
有可能关于这件事我们不会有更多进展了。因为波兰和乌克兰（目前还包括俄罗斯）都不希望找到任何会让人质疑卡廷惨案“官方”说法的证据。
5.华沙起义：何为真相
1944年7月31日，波兰家乡军指挥官科莫罗夫斯基将军（他当时忠于流放到英格兰的波兰政府）下令在华沙发动起义来反抗德国占领军。1944年8月1日至10月2日的华沙起义对于在武器和人员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城市党派力量来说是毁灭性的失败。至少有17000名反叛分子被杀害，但是德国及其盟军杀害了大约20万华沙平民并摧毁了60%的城市建筑。
从军事上来说起义是对德国的直接对抗，但在政治上却是针对苏联的，尤其是波兰军队与红军的结盟（波兰军队与人民军队间的结盟）。起义是正处于流放状态的波兰政府的“操作风暴”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目的是等到红军进入白俄罗斯西部与乌克兰西部就在波兰城镇夺取政权。1921年波兰通过军事手段从苏联手中夺取了这些地区，但在1939年波兰战败且被苏联白俄罗斯及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吞并后又被苏联重新夺回。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波兰流放政府仍坚持认为这些土地是波兰的一部分。
“操作风暴”旨在让苏联政府意识到承认波兰流放政府或者逮捕其授权代表的必要性，这样苏联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按照计划，镇上的波兰家乡军得等到红军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小镇之际，这样在德国军队撤退与红军到来的间隙之间，波兰家乡军就去占领政府大楼。当红军抵达之时，波兰家乡军会以合法政府以及流放政府授权代表的身份去迎接他们。当红军将其轰下台并让自己的波兰军队取而代之，波兰家乡军就会将情况告知流放政府，再由流放政府向同盟国提起正式抗议。按照一般推测，同盟国会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没有人认为波兰家乡军以及华沙地区的其它党派力量有能力打败德国及其盟军力量。这些盟军力量在不同时期可能包括五支坦克师的部分或全部力量。这五支坦克师包括纳粹党卫军、德国第九军、第29纳粹党卫军掷弹师的一个连队、以针对平民的暴行而臭名昭著的“特遣部队”以及很多哥萨克以及由苏联反共主义者发展起来的其它势力。这些势力获得了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梅塞施密特战斗机的支持。
起义成功的唯一机会是指望红军将德国军队打败并将其驱逐出城。然后波兰家乡军希望以最少的兵力来对抗撤退的部队并占领华沙地区，这样红军也只好面对既成事实。
波兰家乡军领导人开始推卸责任，还是在起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将责任推给他人。最开始他们试图指责英国人。后来他们决定将所有的错误都抛给苏联，尽管事实是起义最开始就是针对苏联的。如果说科莫罗夫斯基对于一个人没有进行责备，那就是他自己。但是许多其他的波兰人，包括反共主义者以及他自己的波兰家乡军成员都在责备他，并且他们现在仍然指责他。
结束语
反共主义“学者”拥有足够的资源供其研究所用，包括图书馆、档案馆以及他们背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那么如果真有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罪行”，他们不可能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
像耶鲁大学Timothy Snyder教授这样的专业反共主义学者一直重复的都只是谎言而没有其它实质内容就是没有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罪行”的最好证明。
网络编辑：嘉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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