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文：延安时期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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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在延安时期，张闻天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认同奠定了思想基础;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前提;要求把共产国际指示和别国经验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可操作性;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等具体主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是立足中国国情、分析中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实现途径。这些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及其被广泛认同乃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在全党范围的兴起都具有推动作用。

关键词:张闻天;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和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度在党内负总责，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虽然不是第一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但他起草的文件、发表的文章以及公开讲话中都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及其被广泛认同乃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在全党范围的兴起都起了推动作用。

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做了大量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认同奠定了思想基础。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导致“在工作中公式主义太厉害，吃过许多亏，由此不知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生命”〔1〕。因此，他指出，决不要机械地把原则当作死的公式去背诵，要真正细心与谨慎地去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深刻地去探求革命形势的特点，再来决定适当的斗争口号、策略、工作方法与方式〔2〕。

他还批评一些党员中存在的“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格式，满足于教条主义与‘党八股’”〔2〕，“不会拿群众的领导方式去代替狭隘的党内小组的领导方式，不会拿领导群众的艺术去代替抽象的宣传与‘左’的教义，不会拿适合于各地具体环境的口号与策略去代替不顾一切具体环境的口号与策略的公式化与机械化”〔2〕的现象，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他指出，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从错误中学习，以求得进步;只要今天我们有了进步，那过去所付的代价，就得到报酬了〔2〕。可见，张闻天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张闻天的这些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成功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革命付出沉重代价教训的深刻反思，更增强了延安时期广大党员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意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张闻天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化，“一切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我们也只能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一切先进的革命理论，也要在实践中充实自己与发展自己”〔2〕。早在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就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对当时党内“关门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决议》指出:“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3〕。党内“关门主义”“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3〕。

1936年10月，张闻天在《要培养能够统一理论与实际的干部》一文中指出:“许多人把革命的理论了解成为教条与公式，了解成为死板的无味的知识，同实际斗争没有关系的各种抽象定义的把戏，这种了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与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针”〔2〕。1937年6月，他在《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一文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会用马克思列宁的方法来分析时局，学会马克思列宁领导群众的艺术”〔2〕。他还提出，我们共产党员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与解释各种最平凡的问题，这种分析与解释可以完全不用马克思列宁的一句话，但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要“高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不要“把共产主义的教条赤裸裸的搬出来，在那里大夸其马克思列宁主义”〔2〕。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仔细的分析与研究各地具体的环境与各阶级力量分化的情况，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正确的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2〕。

张闻天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4〕;“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党同志学习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方法去细心的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提出适当的主张、策略与口号，慎重的正确的解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4〕。在此基础上，他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他指出:“只有这种理论能够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决定方向，能够明白认识我们的前途，给我们以自信心与胜利的把握。这种理论对于我们的需要正如空气之对人一样。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必须获得这个效用无穷的强有力的武器。”〔2〕

可见，张闻天的上述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共同智慧的结晶，是长期理论酝酿和积淀的结果。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成熟，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要作为行动的指南，这就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呼之欲出。

三、要求把共产国际指示和别国经验中国化

张闻天明确提出把共产国际指示和别国经验中国化，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了可操作性。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其他国家革命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共产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些指示和经验不一定全部适合中国国情。因此，从操作层面来看，应将其中国化，使其更好地适应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张闻天对把共产国际指示和别国经验中国化这个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作过深刻的论述。1936年3月，张闻天在《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2〕;不用策略而只是背诵教义，就不能有统一战线〔5〕。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割据状态，阶级力量结合的变化多端，使中国的环境特别复杂。如何把唯一正确的国际路线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实现出来，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2〕。因此，“任何一国革命的经验，都不能机械的搬运到别一国来。某一种经验，在某些具体条件下是正确的，但在别外一种条件下就会变成不正确。那种机械的模仿与抄袭，不但对于当前的具体工作无益，而且是极端有害的”〔2〕。基于这一认识，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把共产国际指示和别国经验中国化，在各种不同的复杂的环境下，找出应用共产国际指示和别国经验的正确方法与道路，并能够迅速地随着具体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口号与策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情况下，在贯彻执行这一基本原则的时候，必然面临如何正确对待共产国际指示和别国成功革命经验的问题。张闻天的以上论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思想在操作层面上具体化为共产国际指示和别国革命经验中国化，使其能够落实在具体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切合中国实际，有利于推动中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张闻天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具有实践性，而且在理论上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供了思想资源。

四、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等具体主张

张闻天既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也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容，特别是明确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的问题，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更加丰富。

张闻天指出，拿民族革命的精神来教育全中国四万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这不是要暂时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正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来教育中国人民，“少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耀眼词句，多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真正的内容吧”〔2〕。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最后的解放。张闻天还明确提出要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6〕;“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就是把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在中国具体情况中间，并以之来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等”〔1〕。这些思想在当时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具体化，张闻天提出了“组织工作要中国化”。

1938年10月，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提纲中明确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问题。他指出:“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悉马列主义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7〕

他还进一步强调要根据中国的特点来从事组织工作，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必须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迅速变化着的战争形势，估计到中国各地具体环境的特点，来决定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内组织工作的特点，及其在情况变化时的各种可能的转变。一切组织工作都必须从具体情况的认识出发，从实际的东西出发”〔7〕。“对于各国与中国组织工作上的经验的考虑与检查的必要，同时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创造。”〔7〕由于他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与方法是国际性的，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因此他指出:“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2〕。他还告诫全党同志，“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2〕。他认为，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还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要坚决反对认为政治上有了马克思主义，在组织上就可以不考虑中国特点的机械主义。为此他提出:确定组织工作的方针时，要“分析各地的不同特点及其变动……要有原则性，还要有具体性，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实现我们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千篇一律”〔2〕。

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提出前后，不但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民族化”，而且明确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等具体主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开展，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思想理论，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创新发展。

五、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是立足中国国情，分析中国实际

立足中国国情、分析中国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和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实际的分析和了解，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张闻天作为当时延安的重要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国情和分析中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中间环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当时的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国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且处于战争的环境之中，不但各省间的具体情况大不相同，就是在同一省内甚至同一县内的具体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对于当时中国具体情况的了解尤为重要。张闻天指出:“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去正确的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是党正确的决定具体任务的出发点，也是党使这些任务能够实行的基础。”〔6〕

张闻天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的一切主张与方法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实际状况和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纲与策略，要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中国人民的需要相符合〔2〕。因此，我们的干部不在于“多记一些教条与公式，多读几本新书，而是使他们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动的革命精神，而是使我们的干部学会能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具体的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动方针”〔2〕。

张闻天还提出了具体的分析实际情况的方法，他指出:“为了了解各种具体情况，我们必须常常注意于各种具体材料(不论是口头的或文字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现在的或过去的、实际经验的或抽象原则的、历史的或论理的、正面的或反面的材料)的搜集。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不怕麻烦、不怕琐碎、实事求是的探讨精神。要到处去访问，要多找人谈话，要多看材料，要多检查工作，多注意实际经验。但了解具体情况，不就等于许多具体材料的堆积与描写。为了真能了解具体情况，我们还须依靠马列主义的理论去分析与研究这些具体材料，从这些具体材料中去把握到现实的一定的规律，再根据这些规律来定出自己的具体任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马列主义的创造的、批判的精神。要多研究、多考虑、多倾听人家的意见，多同人家交换意见，要反复思维。这里，要有打破一切成见、一切陈腐的公式的勇气。”〔6〕因为，“了解具体情况，也就是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这是运用马列主义于具体环境中，同时也就是发展马列主义”〔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对中国实际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因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8〕。

张闻天的上述思想一方面丰富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也是对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深化和补充;另一方面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提供了重要途径和现实载体，因为离开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化”到中国的土壤中去，不能“化”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中去，不能“化”到中国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中去。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张闻天非常重视并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起草的文件、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他既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提的论述，也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环节的阐释;既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内容的直接表述，也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操作层面问题的论述。

可见，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在党内负总责的时期，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或多或少会对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广大党员干部产生深刻影响。可以说，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其后在中国共产党全党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46辑)〔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241，241．

〔2〕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277，297，96，277，404－405，188，299，282，289－290，188，80，190，189，282，453，453，454，115，189．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10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8，618－619．

〔4〕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482，482．

〔5〕张闻天．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9．

〔6〕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57，67，68，68．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63，663－664，664．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