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小平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有力地维护了其崇高的历史地位。邓小平同志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与实践贡献，主要体现在1980年他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和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邓小平同志这一伟大历史功绩的意义在于，科学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应当怎样对待党的历史、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这两大问题。
【关键词】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历史地位 邓小平 科学评价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之初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是中共党史上“拨乱反正”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作为“拨乱反正”的重要一环，怎样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成为摆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一道亟待给历史和人民以答案的理论与实践考题。在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同时存在着右与“左”的两种错误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和“两个凡是”的观点。这两种错误思潮“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51页。）。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45页。），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维护了二者的历史地位，从而廓清了思想战线上右与“左”的迷雾，确保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顺利推进。学界普遍认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沙健孙：《邓小平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4期。）。
一、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在组织路线上粉碎了“四人帮”集团、经过历史的徘徊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确立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路线上确证“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所直面的，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这一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之所以说这一问题复杂和敏感，是因为当时同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有过负面的教训——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枉顾事实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实践，给后来的苏联出现党垮台、国解体的惊天悲剧埋下了思想上的导火索。邓小平正是看到了苏联这一错误实践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拨乱反正”的岁月里多次讲话特别是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并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八一决议》），通过正确的历史评价，维护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是一篇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评价并通过法拉奇向全世界传播的重要文献。答问甫一开始，面对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永远保留”的试探，邓小平明确表示对毛泽东的评价要一分为二，“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344页。）。“功大于过”这一评价，在理论上堵死了一些人希冀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态度。邓小平还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地位，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在性质上同林彪、“四人帮”是不同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应当说，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既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中把毛泽东鼓吹为“天才”、“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亦不同于“两个凡是”把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以神圣化的名义庸俗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邓小平对革命领袖的这般评价，是一个典范之作。在这篇谈话稿中，邓小平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端正的，即还是要纪念毛泽东同志、坚持毛泽东思想，而“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这一表态，表明了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是不丢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改革，划清了同苏联通过砍旗实质上是“改向”的改革的根本界限。这篇谈话稿的发表，事实上为一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八一决议》定了调子。
《八一决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作历史决议，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又总结了三中全会以后的正确经验，经过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终于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认识上来”（冷溶：《历史的基本结论和新道路的最高范畴——对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的一点认识》[N].《光明日报》2012年10月9日第1版。）。为什么要在改革开放初期作这样一个历史决议？其原因在于通过“拨乱反正”特别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左”的气焰被压下去了，但一种倾向往往会掩盖住另一种倾向，一些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同样反对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他们趁机大搞“非毛化”，意在通过否定毛泽东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并指出“为什么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八一决议》从内容板块上来看，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到第六章“历史的伟大转折”可以看做对前六十年中共党史的回顾与评价，最后一章“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并提出新奋斗任务的号召，而决议的第七章则是其“重头戏”，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部分的理论贡献一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本人的历史功绩，指出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39页。）以及党、军队、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二是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对待，指出毛泽东思想在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许多领导人都对这一思想的形成贡献过积极的作用，这一表述同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的讲话中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334页。）是一脉相承的。基于整体性的把握，《八一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六大基本方面和三大“活的灵魂”，这一科学概括从理论上否定了“左”的态度将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本本化、语录化。因此我们说，邓小平同志对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的，这一贡献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进程中，还体现在《八一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括中。
二、维护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两点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年初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２０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但是，我们不应该忘却历史，没有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维护，就没有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邓小平这一历史功绩的意义在于一是回答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对待党的历史的问题，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回答，我们才有了改革开放新局面的产生；二是回答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问题，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回答，我们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形式给出的答案往往截然相反。列宁在《论国家》一书中曾指出，“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83页。）。尽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给全党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尽管毛泽东同志晚年离开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犯了“左”的错误，然而邓小平并没有以偏概全地对待党的历史以及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而是牢牢抓住了党史、国史伟大光荣正确的主体、主流、主线和主要方面、牢牢抓住了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因而我们说邓小平的这一卓越历史贡献是实事求是的、是深得党心民心的，这一对待历史的态度将垂范后人。习近平同志在论及党史工作时也强调，应当“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J].《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我们党选择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待党史、对待革命领袖，历史给予我们的回报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向上；前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之流大肆否定党的历史、污蔑党的领袖，最终酿成了社会主义苏联被和平演变这样一场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要负面影响、使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受巨大挫折的历史灾难。这两相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实在发人深省。
应当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邓小平也作出了同“左”与右的思潮截然不同的回答。早在1977年上半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又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字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从整体性的高度去把握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使得理论真正站在世界观、方法论的制高点去指导实践，避免了把理论肢解为本本、庸俗为语录，彰显了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邃的思想和战略性的眼光。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96页。）。同样地，毛泽东思想也有着继续发展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须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及理论体系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末，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承与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维护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卓越历史贡献，有力地推动了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宏伟事业。
网络编辑：嘉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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