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官僚主义的透视和剖析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依据俄国的政治现实，设计出了苏维埃体制的第一个实践模式。按照列宁的设想，苏维埃制度是在打碎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最新型的国家制度，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政权，应该与历史上存在的一切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过，苏维埃体制在随后的发展中却没能按照预设的轨道运转，而是出现了游离和滑轨，不可避免地带有旧事物的痕迹和历史运动的惯性。按照列宁的设想，苏维埃制度是官僚制的对立物，是防止政权官僚化和官僚主义的民主形式。但实践结果表明，苏维埃体制逐渐失去了对权力的控制，而且，在苏维埃国家机关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逐渐地产生并蔓延开来。列宁对于官僚主义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自己有限的国家领导人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同官僚主义作不懈斗争的宝贵经验。学术界对列宁有关苏维埃政权官僚主义危害的认识、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克服官僚主义的措施等已有一定程度研究，例如宋洪训先生的论文《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思想》(《俄罗斯东亚研究》1983年第2期)、万春生先生的论文《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俄罗斯东亚研究》1988年第3期)论述了十月革命之后由于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种种原因，官僚主义逐渐成为新生苏维埃国家政权的一大祸害。龚廷泰先生的论文《官僚主义的体制原因及其消解手段——重温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探讨了列宁所揭示的官僚主义产生的体制原因。本文在重点研究分析苏维埃官僚主义产生根源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汲取这些经验和思想，对当代中国全方位体制改革，是有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一、官僚主义及其危害

　　在设官而治的任何社会中，官僚主义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对于什么是官僚与官僚主义，列宁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与俄国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人民在官僚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1］290“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2］363十月革命打碎了沙俄资产阶级的官僚机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赤卫队进攻资本”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确实很少沾染官僚主义习气，办事雷厉风行，生气勃勃，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得到了高度发扬。

　　十月革命后，列宁认为在党和苏维埃国家中的官僚主义问题还不突出，当时“自上而下地摧毁旧官僚机构才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3］525。可是在此后不久，官僚主义祸害已逐渐暴露。1918年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小册子中，已明确指出:“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4］525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又提出:“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而到1920年冬至1921年春这段时间里，伴随着有关工会问题和改行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争论的展开，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诸如抽象空谈、脱离实际，办事迟缓、无人负责，滥发文件、乱写指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在苏维埃机关中泛滥起来，而且蔓延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并渗透到党的机关里来。“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3］526列宁尖锐地指出，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的工人国家”［5］408。官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和布尔什维克党产生的严重危害，是一个种新的“脓疮”。

　　这种危害首先表现在妨碍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性的发挥。苏维埃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新型的国家，国家政权是由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组成的，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只有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5］52官僚主义却妨碍以至压抑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列宁晚年看到官僚主义的危险，抱怨重大的事情依然只有“通过那个人数十分少的，可以称之为老的党卫军的阶层的权威来决定”［6］19。1920年2月，全俄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一个关于实现国家电气化的决议，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一些领导者，却用官僚主义态度来对待它，列宁质问:随随便便地纠正数百个优秀专家的工作，用一些庸俗的笑话来回避问题，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自傲——难道这不是可耻的行为吗?

　　其次，这种危害还在严重地侵蚀着党的肌体，危害着国家政权的性质。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十一大承认，“在党组织的周围就经常出现为党组织服务的庞大的机构，这种机构逐渐扩大，连它本身也蒙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而且占用了过多的人力”［7］175。列宁当时清醒地看到，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存在，不仅在地方上有，而且在首都莫斯科、在党中央里也有。1922年，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重要演说中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不担任要职的)、由于为人诚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他们没有学会同拖拉现象作斗争，不善于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反而加以掩盖。”［8］14“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9］552“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10］376

　　二、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

　　十月革命后，列宁主持了6年多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官僚主义为什么能在苏维埃这样的新型国家机器中复活并滋长?列宁认为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根源。沙皇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在国家制度上深深打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印记。在这种背景下的官僚主义就不能不表现得特别严重，列宁对此描述到，“官吏的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和人民本身的毫无发言权，使这些官吏穷凶极恶地滥用职权和侵犯平民百姓的权利达到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几乎都不可能有的地步”［1］83。十月革命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官僚机器，废除了官僚制度，但官僚主义并不会随着旧政权的推翻而在一夜之间消失，它还会像死尸那样散发着腐烂的臭气并且毒害着人们。由于国内战争时期，大批优秀的党政干部被派往前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缺乏大批管理人才，所以在驱逐了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旧的高级官僚之后，不得不留用了几十万沙皇时代的官员、职员。他们必然把已经养成的官僚主义的一些陋习带入新的国家机关。列宁认为，这些人物进入苏维埃机关以后，一边实行官僚主义，一边却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好地往上爬而设法取得党证。当时的情况正如列宁形容的那样，“把他们赶出了大门，他们又从窗户里钻出来”。这是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复活的重要原因。

　　第二，经济根源。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前就是一个经济发展极其落后，小农经济在整个国内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国家。这种经济落后的状态在十月革命以后并没有得到迅速的改变，苏维埃政权仍被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经济包围着。加之，十月革命后接着就发生了国内战争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加剧了国内经济的困难，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包围状态”下，禁锢在狭隘的小天地里，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散漫性的特点，反映到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上，表现出因循守旧、懒散怠惰、各行其是、办事拖拉、互相推诿、不讲实效等官僚主义现象。列宁说，“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的联系和协作。”［10］218这些是官僚主义产生的直接经济根源。“农民愈分散，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也就愈难避免”［10］42。为此，“我们可以赶走沙皇——赶走地主——赶走资本家。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一个农民的国家中，却不能‘赶走’、不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11］490

　　第三，政治根源。191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发生了国内战争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工作实行了经济上的高度集中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较多地强调集中，实行了命令制和委派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带来不利的一面。这种军事化和集中化，其工作方法带有强迫命令形式和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对苏维埃建设的忽视和苏维埃民主的削弱，造成的结果是地方与企业没有了积极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大大降低。虽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得苏维埃政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由于战争期间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常常是混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划分，出现了由党包办一切的现象。党的机关和干部忙于日常事务，但又不能及时和恰当地解决问题，而另一些行政部门和工作人员却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无所事事。因此就产生了拖拉作风、瞎指挥等等现象。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正在日益发展，不是机关为人民服务，而是人为机关服务。列宁还提到:“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关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关系……有些具体的小事情都搬到政治局去解决了……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搬到政治局来了。”［3］653

　　第四，文化根源。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说:“由于俄国农奴制的国家制度，青年一代里有五分之四的人注定要成为文盲”。“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接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12］110。苏维埃建国初期，俄国国内75%的人是文盲和半文盲，文化水平低下，使广大群众缺乏参与国家管理的条件和能力。为此，列宁深刻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主义制度复活。”［5］150这就是说，广大劳动人民由于受文化水平的限制，阻碍着他们对国家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而被选入国家机关工作的群众代表，由于缺乏文化，不善于管理，也难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显然，文化落后也是官僚主义滋生的一个原因。

　　三、官僚主义克服的措施

　　列宁找到了苏维埃政权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为了打掉发生在国家机关以及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需要采取千百个措施”［13］259，这些措施主要是:

　　第一，吸收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早在1918年3月，列宁发现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的趋势时，就指出:“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只有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4］525。要“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4］789来排除爬进“安乐窝”里安闭度日的守旧官僚。“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5］154布尔什维克党也提出了“工人应当学习管理国家”的口号，并以此激发工农干部学习管理的热情。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曾一度吸收工人农民参与其活动，对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做过系统检查;广为推行的生产会议也曾是工农与企业管理的一种活动形式。列宁反复强调吸引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尽管当时较多地采用群众间接管理方式，但直接管理仍是努力的方向。

　　第二，明确划分党政职责。1922年3月，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经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8］64党是政权的核心，要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关键是把党组织整顿好，把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党。这样，党不再包揽行政工作，就可以充分发挥政治领导作用，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也就等于搬掉了党内的官僚主义赖以滋长的温床，使党真正成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力量。为了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列宁认为，国家机关处理国家事务，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注意摆好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苏维埃机关处理事务、决定方针的原则应该是民主集中制，是集体领导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通过集体讨论来确定。但集体领导并不排斥个人负责，否则就会造成拖拉作风和无人负责的现象。列宁说:“苏维埃机关的管理工作问题一概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要极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公职的人对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9］359。列宁还强调:“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领导。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集体领导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把集体领导机关变为空谈场所，这是极大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领导都要最明确地规定每个人对一定事情所负的责任。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3］24。

　　第三，深入实际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为了避免和减少官僚主义，党和国家干部务必保持同人民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系，随时随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列宁经常痛斥一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空谈和骄傲，特别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劝告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从小处做起，为人民群众办事，“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14］20列宁说:“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15］185在列宁看来，“不接近群众，就会一事无成”，我们“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3］300“随时随地要仔细地和客观地检查，是不是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联系是否密切。”［16］41为此，他提出了建立最方便于群众的来信来访制度、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进行定期检查、为工农群众举行报告会等具体措施。

　　第四，建立严格的监督和检查制度。列宁认为，为了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现象，就要保障人民群众行使检举、揭发和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权利。列宁提出:“我们应该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15］186。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苏俄就颁布了由列宁起草的《工人监督条例》。根据条例，成立了全俄工人监督总委员会和地方工人监督委员会，由工厂委员会、工会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组成，直接行使监督企业的权力。对于国营企业，职工代表拥有对企业领导人实行监督、撤换的权力，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免遭国家机关及其企业领导人的侵犯。1918年11月，列宁在起草的一份决议中规定，任何一个公民对苏维埃机关或者是负责人的任何措施(或拖拉作风，等等)提出控告，该负责人或机关必须写出简要记录，以及事情的实质，并将一份交给控告人，一份呈报上级机关，拒不写简要记录的负责人，法院要予以追究。不仅如此，列宁还提出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实行检查监督人员的代表监督。1920年2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工农检查院条例》，目的是使工农群众独立行使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权，列宁建议中央否决各级工农检查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要求检查机关只受中央领导，保留检查机关依法对地方政权一切决议提出抗议的权力和职责。后来，列宁又提出把工农检查院和当时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进一步提高了工农检查院的地位，使它有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一切国家机关，有权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提出要选拔工农优秀分子直接参加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增强其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以实现对党员、对党员干部、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最广泛有效的监督，防止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

　　第五，建立法制和党规党法。官僚主义是腐败产生的温床，若不从严惩治，苏维埃政权就有丧失人民性的危险。列宁主张在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还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对犯有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玩忽职守、粗心大意等过错的人给以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者必须撤职，送交法庭，由司法人民委员部组织威慑性的公开审讯。”［8］153并强调，“审判这类案件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提高人们过问这种目前很难对付的坏事的责任心，可以引起工农群众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注意，可以达到取得更大经济成就的实际目的。”［17］362列宁还身体力行，亲自抓住典型的官僚主义案件，进行严肃处理。1918年5月2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关于莫斯科审讯委员会干部受贿案件，最后仅判了半年徒刑。列宁得知后，非常生气，当即指出:“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15］263 1921年7月底，粮食人民委员部采购管理局计划处处长阿尔丘霍夫收到了遭受雹灾的莫斯科省卡缅斯基县两个乡的申诉书，请求减免粮食税。阿夫丘霍夫没有及时处理，把申诉书放在抽屉里压了两个多月。为此，列宁写信给莫斯科革命法庭，要求他们审理，并把审理结果告诉他。1922年3月，列宁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写信给司法人民委员会，对莫斯科革命法庭过分庇护科技部和发明事务委员会玩忽职守的罪行一事，提出批评，并建议对于“莫斯科革命法庭姑息养奸，对案件采取走过场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我命令给予严重警告。”［18］372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治好官僚主义这个病。

　　第六，精简机构和会议，提高工作效率。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曾经出现部门林立、机构臃肿的局面，列宁领导党和国家曾多次进行精简整顿。1918年8月，列宁就曾组织过对莫斯科的机关人数的调查;1920年曾把中央一级苏维埃机关由原有的120个委员会，精简为16个，工作人员大大缩减了;1922年10月又进行了一次调查，以为已经精简了臃肿的机构，一定大大缩减了，但是结果发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列宁感慨万分地说:“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呆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8］248。1922年8月21日，列宁致信给斯维捷尔斯基等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的信中提出:工农检查院“要立即着手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是否可以缩减到两千，而领六千人的工薪(也就是增加两倍)并提高业务水平”［19］238 1922年11月，列宁在病中写信给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当前最主要的迫切任务，也是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缩减苏维埃机关、改善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开支”［8］303。这是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必要手段。针对当时一些干部整天忙于开会，不接触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列宁认为这是导致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很愚蠢的”［8］12。明确提出:“尽量少开会。规定每星期人民委员会1次+劳动国防委员会1次，每次两小时”［17］389，“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8］380

　　列宁提出的上述措施，对于苏维埃国家机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起了重大作用。由于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一个农民的、又是大伤了元气的国家中，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斗争”［20］330。“只能对它进行治疗”，“只能慢慢地治疗”，“应该清洗、治疗，十次百次地治疗和清洗。”［20］330不要一遭到失败就垂头丧气。

　　四、结语

　　虽然列宁反对官僚主义思想只有6年初步的实践，但他对官僚主义所作的理论剖析以及在同官僚主义斗争中采取的重大举措，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探索与贡献。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基本理论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因为，中国与俄国国情虽然有较大差异，但是革命前的俄国和解放前的中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是小生产占极大比重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封建残余影响很大，文化普遍落后。同时，中国革命胜利后，与俄国一样，官僚主义的政治基础虽被铲除了，但官僚主义的遗毒还普遍存在。所以，列宁反对官僚主义提出一些基本观点，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我们克服官僚主义，做好目前的各方面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5］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3］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5］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6］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7］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8］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9］列宁文稿(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0］列宁全集(第5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