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处于自我革命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这一题目本身就会有极大的挑战性和争议性，有人认同，有人反对。这很正常，也极有益。因为争论、批判是哲学的本性。哲学在争论、批判中发展。没有争论，没有批判，就没有哲学，更没有哲学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胜利与危机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以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现当代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潮。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曾一次又一次的狂言，“马克思主义死亡了”、“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然而马克思主义则在“死亡”和“终结”声中不断地得到发展。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奇迹的创造，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靠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既有胜利、高潮，也有失败、危机。胜利中潜伏着危机、失败；失败、危机是走向发展、胜利的起点。胜利不是永久的最后胜利。失败也不是彻底的失败，不是死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两次高潮，两次低潮，中间有危机、失败。当前，就世界范围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低潮、危机之中；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发展与危机并存。只讲胜利、发展，不承认失败、危机的直线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
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失败、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从主观上讲，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被教条化，不能与时俱进，脱离了实践、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被教条化，既有认识论的根源，也有社会体制、历史文化等原因。
二、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哲学革命，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给无产阶级以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他们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自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即有其实质上的体系。但他们首先是革命家，而非书斋中的学者家，他们的哲学著作是为批判错误的哲学思想而写的，具有论战的性质，因而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哲学建构逻辑的范畴体系。列宁、普列汉诺夫虽然在俄国新的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们同样也没有建构起比较完整的逻辑的范畴体系。
上世纪30 年代前期，为了满足大学哲学教学的需要，苏联哲学家们在批判德波林学派后，集体编著了哲学教科书。他们将经典作家分散的哲学概念、范畴、原理加以条理化、系统化，并根据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加以阐释，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从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苏联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功不可没。《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三本书对中国哲学界（包括毛泽东在内）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改革开放后，有些学者全盘否定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极不可取。
因是初创，在今天看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计其大者主要有：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分开；对实践论不够重视；价值问题、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被忽略了；在处理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存在简单化倾向；把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批判等。更成问题的是，该体系在产生后逐渐为哲学界所凝固化，被视之不可改变的形态。在上世纪30-7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很少有人想建构不同于此体系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在1964-1965 年曾尖锐指出当时中国哲学家搞的是“洋哲学”，明确提出改造哲学体系的任务。
总之，任何哲学体系都是历史的产物，具有暂时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应如是观，应历史地看待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亟须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其反映客观规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具有普遍性。但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确有其民族性，是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理论结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应有自己的时代哲学。毛泽东说得好：“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1]历史发展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德国的和俄国的，同样还需要有中国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哲学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发生作用，要生根、开花和结果，必须中国化，具有中国的特色和形态。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毛泽东说，他自己的哲学是“土哲学”。当时哲学家们编著的哲学教科书，虽然尽量吸取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写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内容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但就体系而言，它依然是沿袭了苏联教科书的体系。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它仍是“洋哲学”，而不是完全中国化的“土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从内容到体系，都要具有中国的特色，它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理论结晶。返观今日之教科书体系，虽然写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成果，虽然注意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但并没有摆脱“洋哲学”的形态，还很难说是真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缘由之一。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亟须当代化
当代的世界和中国正处深刻的大变革之中，时代的变革要求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亟须当代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另一缘由。
上世纪第二次世纪大战结束后，科学技术的革命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革命引起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革命引起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交住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整个社会生活深刻的变革。世界日新月异，现今的社会风貌不仅与马克思、列宁的时代相比，而且同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相比，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阶级问题、民族问题虽依然严重存在，但具有新的形态和特点。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生态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全球性的防疫和公共卫生问题、核威胁问题等均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和危机。
世纪发生了下列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兴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由曲折走向发展；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和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和发展；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等等。这些历史事件和重大变化的经验教训十分丰富而深刻，值得反思。人类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要求在哲学上得到反映，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成就要求在哲学上得到总结，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要求哲学做出相应的回答。恩格斯说得好：“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面对时代的巨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倘若不再进行自我革命，建构适合新时代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新体系、新形态，而仍固守上世纪苏联30 年代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那就势必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脱离生活，为时代、人民和生活所抛弃，被他人所革命。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兴衰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记取。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并不是把当前的政治理论写进哲学教科书，更不是要去注释和图解现行的政治，而是要面向世界，大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总结和概括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总结和概括20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和概括我国自己的实践经验，做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决不是对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的否定，而是作为其自身发展环节的一种辩证的自我否定。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种形式，旨在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使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灵魂，亦即具有新的形态、新的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自我革命中做到坚持与创新的统一：
坚持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决不能失去自主性，盲目地跟在现代西方时髦哲学派流后面跑，跟着转向，充当贩运者；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总结和概括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兴衰的经验教训，总结和概括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经验，总结和概括科技革命和世界文明的新成果；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总结和概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总结和概括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
上世纪苏联哲学界在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后亦开始了自我革命，但没有能把握住方向，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形成了戈尔巴乔夫的“以全人类共同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的新思维，导致自我毁灭，其教训极其惨痛，应引以为戒。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革的是教条主义的命。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首先是在研究方法上的革命。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著述，囿于对经典作家的注释和阐述，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哲学问题不能讲，也不必研究。经典作家的言论被奉为绝对真理，只能照着讲，稍有不同，就视为异端，离经叛道。社会生活中“唯上为是”，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权仅仅归属于少数领导者。这种教条主义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哲学家们以实践论为武器，解放思想，冲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恢复了生机，取得可喜的成果，这必须首先肯定。但仔细观察我国今日的哲学界，“唯书、唯上、不唯实”的教条主义学风仍普遍存在着。有的学者看似十分思想解放，但实质上只是摘取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 年哲学经济手稿》的某些论断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有的学者不迷信马列老祖宗，却迷信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跟着他们转向，贩运西方时髦的、有的甚至在西方已过时的陈腐观念。有的主张“回到马克思”。自然也有学者仍然囿于传统的观念和体系，继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只能讲马列经典作家讲过的概念、范畴，无须建立不同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新形态、新体系。今天哲学界的许多争论带有某种经院哲学的色彩，主要是在争论谁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不是在争论谁的哲学观念更符合时代的精神、实践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有些哲学家不顾当代世界和中国的严峻现实，从善良的主观愿望出发，大倡类哲学、和谐哲学。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具体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决不能从本本出发和从主观愿望出发，决不能唯书、唯上，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标准。
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革命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研究对象，主要有：（1）思维与存在的关系；（2）人与世界的关系；（3）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4）人的实践活动；（5）人等等。这些见解，都有一定的真理性，但似乎都不够准确、全面，尚可商榷。
从西方哲学史看，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着重研究的是：世界是什么（本体论），怎么认识（认识论），旨在解释世界，以求得真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并不是不要求改造世界，而只是认为，世界应是什么和如何改造的问题不是哲学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黑格尔尤为典型。他说：“认识理念就是哲学的目的和任务”[3]。又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的事，不是哲学研究的。“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4]对此，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马克思的这一名言实质上已道出了新唯物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
任何科学，都以客观规律为其研究对象。笔者认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研究世界是什么（本体论），怎么认识（认识论），以求得真理；更重要的要研究世界应是什么（价值论），怎么改造（改造论或实践论），以求得自由（自由论）。基于这一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应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规律。这里的改造世界不仅指改造客观世界，而且包括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人本身。
八、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革命
如前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为我们建构自己哲学思想的范畴体系，因此，这里体系的革命是针对上世纪苏联30 年代流传下来的哲学教科体系而言。如何建构新的体系，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1）由抽象到具体、简单到复杂；（2）历史与逻辑、哲学史与哲学的一致；（3）辩证法、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同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同一，“化理论为方法”；（4）本体论与价值论的一致、知与行的一致，“化理论为德性”。前三条原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并阐述的，第4 条则是由我国哲学家冯契总结中国哲学而提出的。对这四条原则提出异议的人恐怕不多，但如何贯彻得好，则很不容易，要费工夫，也会有各种不同歧见。
因研究的方法、对象、内容等不同和哲学家的知识构成、经历、兴趣、性格等个性差异，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必然会呈现出各种不同形态、不同体系。从中外哲学史上看，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其形式、体系均为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哲学形态的个性化、多样化，是哲学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这就要求我们抛弃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教条主义态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同样必然会有诸多不同的体系、不同的形态，切忌把某一种体系定于一尊。这可以说是建构哲学体系的一个不是原则的原则。
九、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因此，我们的哲学教学历来十分注重它的世界观、方法论功能，这是十分正确的、必要的，体现了它的革命本质和使命。但也存在不足，即很少讲人生观、价值观，忽视了它在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和境界方面的功能。其实，人生观、价值观对世界观、方法论也很重要。没有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人，就不可能在行动中真正践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世界观、方法论也就要落空，或停留在口头上。
哲学是民族的灵魂，哲学担负着铸造和提升民族精神的重任。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十分重视人生观、价值观。为了全面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功能，教科书不仅要对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专门的阐述，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把“化理论为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的两条原则贯彻于整个体系的始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理，既是客观世界规律的反映，又有方法论（这里的方法不仅是认识的方法，思维的方法，改造世界的方法，而且也是做人的方法）、人生观、价值观的意义。我们学习哲学不仅要求从理论上弄懂、弄通基本原理，掌握基本精神，更重要的是要将理论内化为自己的方法和德性，以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高人生的修养和境界。教科书在论述每一重要原理时，不仅要说明它的客观性、真理性，而且要指出它的方法论和人生论的意义。如对世界的物质性原理，我们不仅要阐述它的科学性，而且要指出依据这一原理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有诚实的态度，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等。又如，在论述真理的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原理时，应联系到人生在世，要追求真理，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倘若哲学真正做到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那它就同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密切相联，就再也不会使人感到它的枯涩乏味、空洞无用，而是感到它须臾不可分离，有无用之大用，学了人变聪明、高尚，终身受益。
当前有些学者在注重人生观、价值观功能的时候轻视、以至否认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功能。他们只讲哲学是人生之反思，只讲哲学之无用之大用在于提高人生之境界，给人解决终极关怀。事实上，任何人生观、价值观均以一定的世界观为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离开科学的世界观，抽象地讲给人以终极的关怀，就划不清哲学与宗教的界限。我们在注重哲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功能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它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最基本功能。
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自我革命
哲学是哲学家的智慧、思想、情感、意志、气质、人格等的对象化产物，是哲学家本质的对象化存在。有什么样的哲学家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哲学的革命实质是哲学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自我革命。
从我国哲学家的现状看，哲学家的自我革命应注意以下四方面：
第一，确立独立自主人格。哲学不仅是智慧之学，也是自由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争自由的思想武器。个性自由是创新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更需要自由个性。只有具有为独立自主人格的哲学家，才能建构起具有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哲学家身上的奴化意识仍不同程度存在着，这也是教条主义之所难以根除的重要缘由。因此，确立独立自主人格对当代哲学家尤为重要。
第二，增强关注现实、总结最新实践经验的兴趣。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民族的灵魂，而时代精神和民族灵魂并不是靠逻辑分析和推理得出的，它们是由哲学家在对生活、实践的反复思考中体悟（直觉）出来的。哲学是“思想之思”，但不能限于“思想之思”。哲学更是“现实之思”，“思想之思”也以“现实之思”为基础。哲学上的创新如同其他的创新一样是源于生活、实践，而不是书本。哲学家需要广博的学识，但书斋里产生不了哲学家。哲学家关注现实，关注人民，并不是要他去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是要从哲学高度去思考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做出哲学的回答。
第三，拓宽知识面，善于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我们常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可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知识面甚窄，主要是以马列经典著作为主的理论知识。他们不仅对自然科学知识少有了解，对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知得不多，就是对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哲学的二级学科也缺乏应有的研究。他们犹如得了贫血症，其论著干瘪、苦燥、乏味，引不起人的兴味。许多人就哲学研究哲学，有点一心只读哲学书的味道。如徐特立所批评的，专门只读哲学书，这是一种“自杀的政策”，是“否定哲学的道路”[6]。哲学贵在会通。当代中国哲学处于继先秦、明清之际的两次大综合之后的第三次大综合时期，需要有荀子、王夫之那样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
第四，加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是同哲学家们对中国哲学知之不多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对毛泽东的要研究历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的思想理解不深。在许多理论家看来，研究历史固然很重要，但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我们只讲马列老祖宗不能丢，丢了要亡党亡国。我们不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不讲中国自己的老祖宗也不能丢，不讲丢了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就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中断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同样也要亡党亡国。今天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依然是毛泽东在60 前所批评的那样，言必称外国，“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7]。我们应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历史、文化，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终只能是一句空话。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学者们的见解尽管不尽相同，但就大多数人而言也有一个大体一致的共识：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当代社会实践的新经验、科学发展的新成果等进行综合创新，以形成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新形态。现在的问题是不能总停留在认识上，要有人切实地去做，但仅凭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素质是难以完成上述任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自我革命入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要从人格、德行、学养、经历等诸方面修养自己，以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哲学史上放出异彩。
注释：
[1]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 年12 月-1960 年2 月），《毛泽东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9-110 页。
[2]〔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28 页。
[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 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197 页。
[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第13、14、12 页。
[5]〔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4 页。
[6]徐特立：《怎样研究哲学》（1940 年6 月20），《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214 页。
[7]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 年5 月19 日），《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97 页。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胜利与危机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以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现当代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潮。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曾一次又一次的狂言，“马克思主义死亡了”、“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然而马克思主义则在“死亡”和“终结”声中不断地得到发展。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奇迹的创造，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靠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既有胜利、高潮，也有失败、危机。胜利中潜伏着危机、失败；失败、危机是走向发展、胜利的起点。胜利不是永久的最后胜利。失败也不是彻底的失败，不是死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两次高潮，两次低潮，中间有危机、失败。当前，就世界范围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低潮、危机之中；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发展与危机并存。只讲胜利、发展，不承认失败、危机的直线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
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失败、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从主观上讲，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被教条化，不能与时俱进，脱离了实践、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被教条化，既有认识论的根源，也有社会体制、历史文化等原因。
二、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哲学革命，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给无产阶级以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他们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自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即有其实质上的体系。但他们首先是革命家，而非书斋中的学者家，他们的哲学著作是为批判错误的哲学思想而写的，具有论战的性质，因而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哲学建构逻辑的范畴体系。列宁、普列汉诺夫虽然在俄国新的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们同样也没有建构起比较完整的逻辑的范畴体系。
上世纪30 年代前期，为了满足大学哲学教学的需要，苏联哲学家们在批判德波林学派后，集体编著了哲学教科书。他们将经典作家分散的哲学概念、范畴、原理加以条理化、系统化，并根据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加以阐释，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从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苏联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功不可没。《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三本书对中国哲学界（包括毛泽东在内）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改革开放后，有些学者全盘否定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极不可取。
因是初创，在今天看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计其大者主要有：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分开；对实践论不够重视；价值问题、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被忽略了；在处理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存在简单化倾向；把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批判等。更成问题的是，该体系在产生后逐渐为哲学界所凝固化，被视之不可改变的形态。在上世纪30-7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很少有人想建构不同于此体系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在1964-1965 年曾尖锐指出当时中国哲学家搞的是“洋哲学”，明确提出改造哲学体系的任务。
总之，任何哲学体系都是历史的产物，具有暂时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应如是观，应历史地看待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亟须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其反映客观规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具有普遍性。但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确有其民族性，是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理论结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应有自己的时代哲学。毛泽东说得好：“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1]历史发展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德国的和俄国的，同样还需要有中国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哲学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发生作用，要生根、开花和结果，必须中国化，具有中国的特色和形态。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毛泽东说，他自己的哲学是“土哲学”。当时哲学家们编著的哲学教科书，虽然尽量吸取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写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内容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但就体系而言，它依然是沿袭了苏联教科书的体系。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它仍是“洋哲学”，而不是完全中国化的“土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从内容到体系，都要具有中国的特色，它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理论结晶。返观今日之教科书体系，虽然写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成果，虽然注意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但并没有摆脱“洋哲学”的形态，还很难说是真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缘由之一。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亟须当代化
当代的世界和中国正处深刻的大变革之中，时代的变革要求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亟须当代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另一缘由。
上世纪第二次世纪大战结束后，科学技术的革命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革命引起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革命引起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交住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整个社会生活深刻的变革。世界日新月异，现今的社会风貌不仅与马克思、列宁的时代相比，而且同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相比，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阶级问题、民族问题虽依然严重存在，但具有新的形态和特点。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生态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全球性的防疫和公共卫生问题、核威胁问题等均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和危机。
世纪发生了下列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兴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由曲折走向发展；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和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和发展；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等等。这些历史事件和重大变化的经验教训十分丰富而深刻，值得反思。人类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要求在哲学上得到反映，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成就要求在哲学上得到总结，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要求哲学做出相应的回答。恩格斯说得好：“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面对时代的巨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倘若不再进行自我革命，建构适合新时代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新体系、新形态，而仍固守上世纪苏联30 年代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那就势必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脱离生活，为时代、人民和生活所抛弃，被他人所革命。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兴衰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记取。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并不是把当前的政治理论写进哲学教科书，更不是要去注释和图解现行的政治，而是要面向世界，大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总结和概括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总结和概括20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和概括我国自己的实践经验，做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决不是对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的否定，而是作为其自身发展环节的一种辩证的自我否定。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种形式，旨在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使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灵魂，亦即具有新的形态、新的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自我革命中做到坚持与创新的统一：
坚持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决不能失去自主性，盲目地跟在现代西方时髦哲学派流后面跑，跟着转向，充当贩运者；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总结和概括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兴衰的经验教训，总结和概括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经验，总结和概括科技革命和世界文明的新成果；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总结和概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总结和概括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
上世纪苏联哲学界在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后亦开始了自我革命，但没有能把握住方向，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形成了戈尔巴乔夫的“以全人类共同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的新思维，导致自我毁灭，其教训极其惨痛，应引以为戒。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革的是教条主义的命。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首先是在研究方法上的革命。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著述，囿于对经典作家的注释和阐述，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哲学问题不能讲，也不必研究。经典作家的言论被奉为绝对真理，只能照着讲，稍有不同，就视为异端，离经叛道。社会生活中“唯上为是”，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权仅仅归属于少数领导者。这种教条主义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哲学家们以实践论为武器，解放思想，冲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恢复了生机，取得可喜的成果，这必须首先肯定。但仔细观察我国今日的哲学界，“唯书、唯上、不唯实”的教条主义学风仍普遍存在着。有的学者看似十分思想解放，但实质上只是摘取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 年哲学经济手稿》的某些论断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有的学者不迷信马列老祖宗，却迷信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跟着他们转向，贩运西方时髦的、有的甚至在西方已过时的陈腐观念。有的主张“回到马克思”。自然也有学者仍然囿于传统的观念和体系，继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只能讲马列经典作家讲过的概念、范畴，无须建立不同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新形态、新体系。今天哲学界的许多争论带有某种经院哲学的色彩，主要是在争论谁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不是在争论谁的哲学观念更符合时代的精神、实践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有些哲学家不顾当代世界和中国的严峻现实，从善良的主观愿望出发，大倡类哲学、和谐哲学。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具体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决不能从本本出发和从主观愿望出发，决不能唯书、唯上，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标准。
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革命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研究对象，主要有：（1）思维与存在的关系；（2）人与世界的关系；（3）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4）人的实践活动；（5）人等等。这些见解，都有一定的真理性，但似乎都不够准确、全面，尚可商榷。
从西方哲学史看，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着重研究的是：世界是什么（本体论），怎么认识（认识论），旨在解释世界，以求得真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并不是不要求改造世界，而只是认为，世界应是什么和如何改造的问题不是哲学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黑格尔尤为典型。他说：“认识理念就是哲学的目的和任务”[3]。又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的事，不是哲学研究的。“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4]对此，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马克思的这一名言实质上已道出了新唯物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
任何科学，都以客观规律为其研究对象。笔者认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研究世界是什么（本体论），怎么认识（认识论），以求得真理；更重要的要研究世界应是什么（价值论），怎么改造（改造论或实践论），以求得自由（自由论）。基于这一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应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规律。这里的改造世界不仅指改造客观世界，而且包括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人本身。
八、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革命
如前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为我们建构自己哲学思想的范畴体系，因此，这里体系的革命是针对上世纪苏联30 年代流传下来的哲学教科体系而言。如何建构新的体系，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1）由抽象到具体、简单到复杂；（2）历史与逻辑、哲学史与哲学的一致；（3）辩证法、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同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同一，“化理论为方法”；（4）本体论与价值论的一致、知与行的一致，“化理论为德性”。前三条原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并阐述的，第4 条则是由我国哲学家冯契总结中国哲学而提出的。对这四条原则提出异议的人恐怕不多，但如何贯彻得好，则很不容易，要费工夫，也会有各种不同歧见。
因研究的方法、对象、内容等不同和哲学家的知识构成、经历、兴趣、性格等个性差异，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必然会呈现出各种不同形态、不同体系。从中外哲学史上看，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其形式、体系均为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哲学形态的个性化、多样化，是哲学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这就要求我们抛弃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教条主义态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同样必然会有诸多不同的体系、不同的形态，切忌把某一种体系定于一尊。这可以说是建构哲学体系的一个不是原则的原则。
九、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因此，我们的哲学教学历来十分注重它的世界观、方法论功能，这是十分正确的、必要的，体现了它的革命本质和使命。但也存在不足，即很少讲人生观、价值观，忽视了它在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和境界方面的功能。其实，人生观、价值观对世界观、方法论也很重要。没有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人，就不可能在行动中真正践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世界观、方法论也就要落空，或停留在口头上。
哲学是民族的灵魂，哲学担负着铸造和提升民族精神的重任。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十分重视人生观、价值观。为了全面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功能，教科书不仅要对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专门的阐述，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把“化理论为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的两条原则贯彻于整个体系的始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理，既是客观世界规律的反映，又有方法论（这里的方法不仅是认识的方法，思维的方法，改造世界的方法，而且也是做人的方法）、人生观、价值观的意义。我们学习哲学不仅要求从理论上弄懂、弄通基本原理，掌握基本精神，更重要的是要将理论内化为自己的方法和德性，以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高人生的修养和境界。教科书在论述每一重要原理时，不仅要说明它的客观性、真理性，而且要指出它的方法论和人生论的意义。如对世界的物质性原理，我们不仅要阐述它的科学性，而且要指出依据这一原理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有诚实的态度，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等。又如，在论述真理的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原理时，应联系到人生在世，要追求真理，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倘若哲学真正做到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那它就同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密切相联，就再也不会使人感到它的枯涩乏味、空洞无用，而是感到它须臾不可分离，有无用之大用，学了人变聪明、高尚，终身受益。
当前有些学者在注重人生观、价值观功能的时候轻视、以至否认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功能。他们只讲哲学是人生之反思，只讲哲学之无用之大用在于提高人生之境界，给人解决终极关怀。事实上，任何人生观、价值观均以一定的世界观为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离开科学的世界观，抽象地讲给人以终极的关怀，就划不清哲学与宗教的界限。我们在注重哲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功能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它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最基本功能。
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自我革命
哲学是哲学家的智慧、思想、情感、意志、气质、人格等的对象化产物，是哲学家本质的对象化存在。有什么样的哲学家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哲学的革命实质是哲学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自我革命。
从我国哲学家的现状看，哲学家的自我革命应注意以下四方面：
第一，确立独立自主人格。哲学不仅是智慧之学，也是自由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争自由的思想武器。个性自由是创新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更需要自由个性。只有具有为独立自主人格的哲学家，才能建构起具有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哲学家身上的奴化意识仍不同程度存在着，这也是教条主义之所难以根除的重要缘由。因此，确立独立自主人格对当代哲学家尤为重要。
第二，增强关注现实、总结最新实践经验的兴趣。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民族的灵魂，而时代精神和民族灵魂并不是靠逻辑分析和推理得出的，它们是由哲学家在对生活、实践的反复思考中体悟（直觉）出来的。哲学是“思想之思”，但不能限于“思想之思”。哲学更是“现实之思”，“思想之思”也以“现实之思”为基础。哲学上的创新如同其他的创新一样是源于生活、实践，而不是书本。哲学家需要广博的学识，但书斋里产生不了哲学家。哲学家关注现实，关注人民，并不是要他去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是要从哲学高度去思考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做出哲学的回答。
第三，拓宽知识面，善于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我们常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可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知识面甚窄，主要是以马列经典著作为主的理论知识。他们不仅对自然科学知识少有了解，对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知得不多，就是对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哲学的二级学科也缺乏应有的研究。他们犹如得了贫血症，其论著干瘪、苦燥、乏味，引不起人的兴味。许多人就哲学研究哲学，有点一心只读哲学书的味道。如徐特立所批评的，专门只读哲学书，这是一种“自杀的政策”，是“否定哲学的道路”[6]。哲学贵在会通。当代中国哲学处于继先秦、明清之际的两次大综合之后的第三次大综合时期，需要有荀子、王夫之那样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
第四，加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是同哲学家们对中国哲学知之不多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对毛泽东的要研究历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的思想理解不深。在许多理论家看来，研究历史固然很重要，但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我们只讲马列老祖宗不能丢，丢了要亡党亡国。我们不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不讲中国自己的老祖宗也不能丢，不讲丢了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就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中断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同样也要亡党亡国。今天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依然是毛泽东在60 前所批评的那样，言必称外国，“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7]。我们应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历史、文化，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终只能是一句空话。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学者们的见解尽管不尽相同，但就大多数人而言也有一个大体一致的共识：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当代社会实践的新经验、科学发展的新成果等进行综合创新，以形成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新形态。现在的问题是不能总停留在认识上，要有人切实地去做，但仅凭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素质是难以完成上述任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自我革命入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要从人格、德行、学养、经历等诸方面修养自己，以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哲学史上放出异彩。
注释：
[1]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 年12 月-1960 年2 月），《毛泽东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9-110 页。
[2]〔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28 页。
[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 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197 页。
[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第13、14、12 页。
[5]〔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4 页。
[6]徐特立：《怎样研究哲学》（1940 年6 月20），《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214 页。
[7]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 年5 月19 日），《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97 页。
发布时间：2011-07-11 12: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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