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探索的挫折与失误
1956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变革的一年。这一年，国际国内发生了两件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二是中共八大的召开并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中国共产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人民民主也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势下不仅没有放弃对人民民主的追求，而是更坚定了人民民主的目标，强调要充分运用民主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探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 1956年 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它既是对斯大林教训反思的初步成果，更是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探索的初步成果。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中共还确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只有这样，“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1956年9月，中共在全国执政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大会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健全的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样一款。这是因为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他认为让他摆脱第一线的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不担任国家主席，不担任党的主席，仍然可以以党的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必要的时候，在适当的会议上作主题报告。这一设想，可以说是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一项重要改革。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会议是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是中共党内民主发展的重大制度安排。
1956年6月到11月，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在中国国内，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陷于被动地位。毛泽东一开始对局势的判断和把握是准确的，这些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于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的讲话公开发表之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普遍的注意。为了有效地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落实这一讲话精神，从而通过广泛的人民民主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全党整风运动在1957年初被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指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初期，整风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从1957年夏季开始，整风运动很快转变为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持续到1958年夏，并严重地扩大化了。
“反右”扩大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反右”扩大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党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改变了1956年党的八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逐步形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反右”扩大化侵害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这种以言定“罪”、因言废人的违宪作法直接损害了宪法的尊严；“反右”扩大化直接影响了法制建设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人治优于法治竟为党的领导人所倡导。自反右派斗争后，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一次次席卷中国大地，并成为群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然而，这种政治参只会带来对民主和法制的破坏。
从1956到1957，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在乱云飞渡的国际国内局势影响下，在令人瞠目的紧急制动和转向后，步入了沉沉的误区；而毛泽东对于中国民主新路的探索也从此误入了歧途。随着1962年毛泽东这种阶级斗争理论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左”倾实践实际上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不归之路，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从深层反省“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长期不变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社会不可能自然摆脱人治的藩篱而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只能够在政治的治乱循环中走向衰落；民主革命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制度革命是成功的，但靠制度革命仍然不能有效清除人治模式的影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清除人治余毒最有力的武器只能是市场经济的渐次发育、完善和发展。只有义无反顾地走发展市场经济之路，只有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有力杠杆实现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再创造，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根本取向。
正是得益于这样的警示，此后中共才坚定地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才始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并最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从而为中国的人民民主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源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势下不仅没有放弃对人民民主的追求，而是更坚定了人民民主的目标，强调要充分运用民主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探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 1956年 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它既是对斯大林教训反思的初步成果，更是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探索的初步成果。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中共还确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只有这样，“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1956年9月，中共在全国执政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大会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健全的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样一款。这是因为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他认为让他摆脱第一线的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不担任国家主席，不担任党的主席，仍然可以以党的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必要的时候，在适当的会议上作主题报告。这一设想，可以说是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一项重要改革。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会议是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是中共党内民主发展的重大制度安排。
1956年6月到11月，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在中国国内，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陷于被动地位。毛泽东一开始对局势的判断和把握是准确的，这些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于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的讲话公开发表之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普遍的注意。为了有效地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落实这一讲话精神，从而通过广泛的人民民主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全党整风运动在1957年初被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指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初期，整风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从1957年夏季开始，整风运动很快转变为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持续到1958年夏，并严重地扩大化了。
“反右”扩大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反右”扩大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党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改变了1956年党的八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逐步形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反右”扩大化侵害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这种以言定“罪”、因言废人的违宪作法直接损害了宪法的尊严；“反右”扩大化直接影响了法制建设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人治优于法治竟为党的领导人所倡导。自反右派斗争后，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一次次席卷中国大地，并成为群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然而，这种政治参只会带来对民主和法制的破坏。
从1956到1957，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在乱云飞渡的国际国内局势影响下，在令人瞠目的紧急制动和转向后，步入了沉沉的误区；而毛泽东对于中国民主新路的探索也从此误入了歧途。随着1962年毛泽东这种阶级斗争理论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左”倾实践实际上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不归之路，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从深层反省“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长期不变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社会不可能自然摆脱人治的藩篱而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只能够在政治的治乱循环中走向衰落；民主革命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制度革命是成功的，但靠制度革命仍然不能有效清除人治模式的影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清除人治余毒最有力的武器只能是市场经济的渐次发育、完善和发展。只有义无反顾地走发展市场经济之路，只有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有力杠杆实现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再创造，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根本取向。
正是得益于这样的警示，此后中共才坚定地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才始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并最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从而为中国的人民民主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源泉。
发布时间：2011-07-11 13:09:06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