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与策略

　　为探索不同于东方的关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葛兰西耗尽了一生的热情和精力。基于对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以及对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惊人的复苏能力的反思，葛兰西深信社会主义的实现不会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中自动产生，“铁的必然性”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自动发生作用。通过深刻观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葛兰西敏锐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在确立政权之后，为巩固和维持其政权所具有的顽强的适应性。尽管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暴力的方式，但他们在国家的统治方式上作了重大调整，更加侧重于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引导和操纵，从而使统治阶级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不再仅仅是暴力和强制方式，在正常时期更多的是依靠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行精神文化领导权。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史莱伦指出：“在严肃地分析资产阶级如何得以通过赞成而不是强制来永久地维持它的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葛兰西有着首创者的功绩。”[1]

　　一 国家概念与文化领导权理论

　　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洞悉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后提出的。不了解葛兰西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分析，不理解他的“完整国家” (the Integral State)概念，就无法准确地理解他的领导权理论。列菲弗尔说：“与其说应该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实践的理论，倒不如说是应该寻找一种关于国家的理论。” [2]

　　葛兰西之前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重视国家问题，对国家问题有过较为详尽的论述。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中，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产生是异化的产物，表面上是共同利益的代表，实际上“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同样认为国家是某种异化力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最强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4]总之，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学说包括三方面内容：（1）国家是强制机构；（2）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3）必须用暴力打碎国家机器。

　　葛兰西所处的时代及政治环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时代和政治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经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确立了典型的议会制，扩大了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基于此，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在职能上与封建专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资产阶级在法律观以及国家职能方面所引起的变革特别表现为适应环境的意志。先前的[封建的]统治阶级基本上是保守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打算建立一种使其他阶级可以进入统治阶级的有机的过渡，就是说，不打算在‘法律上’和意识形态上扩大统治阶级的范围：他们的观念是封闭的特权等级观念。资产阶级把自身看作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的有机体，能够吸收整个社会，使之被同化而达到他们的文化和经济水平。国家的职能已经在总体上发生改变；国家已经变成‘教育者’”。[5-1]

　　在葛兰西看来，资产阶级国家表现出的顽强的适应性，集中体现在从意识形态上去吸收与同化整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力主要是依靠“它的凌驾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上的意识形态优势或霸权地位来维护的”。这表明，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扩大，它把领导权及其机构并入到了自身之中；与此相应，国家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国家职能已经扩大了，它不再只是纯粹暴力的象征、凶恶的“利维坦”，国家也是“教育者”。葛兰西说：“事实上，必须把国家看作是教育者，如果它真的想创造一种新型的或新水平的文明的话。”而“教育的目的始终是创造一种新型的和更加高级的文明，使广大群众的文化和道德能够符合不断发展的经济的生产结构的需要。”[6-1]

　　既然国家既有强制职能也有教育职能，葛兰西便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重新思考国家的概念，他称之为“完整国家”。他说：“……这项研究也将涉及国家概念的某些规定。国家通常被理解为政治社会（即专政，或使人民群众与当时居支配地位的生产和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强制机构），而不是把国家看作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平衡。”“完整国家”就是指国家不仅是政治社会的也是市民社会的，国家不仅应该被理解为政府机构，而且应该被理解为“民间的”领导权机构或市民社会。归纳起来就是：“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国家是受强制盔甲保护的领导权。”[6-2]

　　葛兰西认为“完整国家”是解决许多政治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中产生错误的原因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国家究竟是什么（就其完整的意义：国家=专政+领导权）。”[6-3]对国家概念的重新解释，其创造性就在于把领导权融入到了国家政权之中，把领导权机构融进了国家机器之中。就是说，国家政权本身就包括了专政和领导权两方面。葛兰西指出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特点。

　　二 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从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入手，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处在“完整国家”阶段，即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逐渐取得平衡的阶段，资产阶级政权是专政与领导权、统治与赞同的统一。葛兰西关注的重心不是政治社会和政权的专政形式，而是市民社会与领导权。他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正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成熟，形成了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状结构。这些网状结构是现代国家争取领导权的主要阵地，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得力助手。在正常情况下，国家的政治职能反倒退居幕后，暂时隐藏起来，发挥积极作用的是市民社会。有时候他甚至认为市民社会就是国家本身。例如，他在批评“国家是警察”的说法时，指出：“这种说法掩盖了下列事实：在这种政体中，对其历史发展的领导权属于民间力量，属于市民社会——它也就是‘国家’，而且是事实上的国家本身。”[5-2]因此，N•博比奥认为：“重建葛兰西政治思想的关键概念是市民社会，就是说，必须从这里开始。”

　　的确，葛兰西的政治概念体系——“完整国家”概念、领导权概念、政治实践的理论与策略，等等，都与市民社会概念不可分割。但是，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同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市民社会不再是一个经济基础的范畴，而是与国家一样，构成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方面。葛兰西这样论述：“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方面：一个称之为‘市民社会’，即通常所指的各种民间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与这两个方面相应的，一方面是统治集团在全社会实施的‘领导权’职能，另一方面是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或‘合法的’政府而实施的‘直接统治’或指挥职能。”[6-4]他还指出：“一般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即，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而不把它看作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力，我指的是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5-3]

　　在这里，葛兰西首先明确指出了市民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组成要素，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一同进入了上层建筑领域。其次，他规定了市民社会的具体内容，市民社会是统治阶级传播意识形态的各种各样民间组织的集合体，从家庭、教会、学校到各种传媒、工商团体，等等。第三，他论述了市民社会的作用，即与政治社会一同来管理国家，政治社会执行“直接统治”职能，市民社会则执行“领导权”职能，是统治集团实施领导权的基础。

　　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相比较，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包括“物质关系的总和”，而是意识形态与文化关系的总和；不是“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而是整个精神和文化生活。在市民社会高度成熟的国家，社会发展到了完整国家阶段，政权形式不仅是专政的更是领导权的，不仅是统治的更是领导的。国家不再是主要依靠强制手段来执行简单的警察职能，在更大程度上它主要通过家庭、学校、教会、各种传媒等其他民间组织来传播其意识形态，以获得民众对国家政权的更广泛的积极支持与赞同。这种政权形式主要表现为A（统治者）对B（被统治者）行使领导权，即在A与B之间，是双方一致同意下B响应A的行为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B的意识形态从属于A的权力意志与手段，并且只有当A改变了B的意识形态时，A才获得对B的领导权。[7]

　　葛兰西指出，这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状，在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之后，政治上强大了的国家，根据自身国家和民族的特点，通过逐步控制教育、文化、艺术表演和意识形态而实现了领导权。这一努力来自国家战略性的调整，它没有只是按照专政的粗暴形象，借助于国家暴力机构来稳固政权，而是在市民社会中进行无孔不入的文化与心理渗透，资产阶级为了夺取“领导权”，在“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在制度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样巨大。

　　在这种政权形式中，民众认同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自由国家的形式得到了广泛支持，“历史性集团”已经形成。面对以这种方式行使统治权的阶级，西方革命必须要具备双重认识：不仅要认识所有阶级的物质利益，还要了解他们的精神与文化。葛兰西认为，后者也许更重要，因为经验已经证明，“经济危机”并不能导致国家的总体性危机。因此，西方国家革命的主要领域首先应该在市民社会中进行“反领导权”斗争，从内部瓦解资产阶级的“历史性集团”。只有市民社会出现了危机才是社会总体性危机的表现，“如果统治阶级失去了舆论的拥护，就是说，它不再是‘引导’而只是‘控制’，只靠行使暴力强制，这就充分说明广大群众已经同他们传统的意识形态决裂，对于他们过去曾经相信过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相信。”[5-4]这时，总体性危机出现的过程大致体现为这样一个逻辑过程：市民社会的危机——历史性集团的解体——权威（领导权）危机——社会总体危机。可见，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不仅是资产阶级维护与巩固政权的重要阵地和场所，也是新的历史集团夺取政权的重要阵地。

　　三 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阵地战

　　由于现代国家政治现实的变化，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主要是依靠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的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来行使领导权。葛兰西看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这种巧妙性，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业已成为现代国家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是国家政权的屏障和有力支柱，依靠它国家政权能够经受得住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冲击。他说：“在这些国家里，‘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的灾难性‘袭击’（危机、萧条，等等）。”[5-7]佩里•安德森在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回顾中，高度评价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领导权思想，他指出，正是葛兰西对市民社会中领导权的阐述，才说明了西欧资产阶级统治远为强大的力量及其复杂的原因，也正是由于“政权的这种领导权体制，可以由这种体制取得其治下民众的赞同，并从而减少压制民众所需的高压规模”，这就使得欧洲“大陆的先进资本主义地区完全不会重演十月革命”。[8]事实上，葛兰西在1926年被捕入狱之后，就已经开始对前10年的政治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到1929年动笔写札记时，他在思想上已经完成了战略性退却。在他看来，即使确实存在着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暴力在西欧夺取政权的情况的话，如果不知道或预见不到它将如何行使这样的权力，那么工人阶级还是不能够最终占有这样的权力。葛兰西敏锐地感觉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夺取政权，而在于维持和稳固政权。稳固政权的基础是政权的合法性，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市民社会中的领导权。换句话说，能够得到市民社会的积极赞同与支持是维持政权最坚实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葛兰西提出了不同于东方的西方国家革命的策略——阵地战(War of Position)。

　　阵地战是相对于运动战(War of Manoeuvre)而提出来的。运动战是指敌对双方的正面交锋，用坦克、大炮、机枪去直接夺取政权；在战术上，运动战能迅速快捷地达到目的。而阵地战是指一种长期斗争的策略，它的目标不是对国家政权的正面进攻，而是向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机构提出挑战，对敌人思想阵地不断入侵，以最后取得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的领导权，从而达到“领导权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

　　是采取运动战还是阵地战，应该首先弄清楚国家的性质，视民族与国情特点而定。在市民社会还不发达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通常依靠暴力。在西方国家则相反，国家与社会已经融合为一，资产阶级在思想和道德上的领导形式，即自由国家这种形式已经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赞同，市民社会已成为国家最强有力的堡垒，国家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对此，葛兰西有独到的分析，他说：“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在西方，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后面屹立着一个强大的碉堡工事网：不用说，这类工事网哪个国家也有，只是多寡不一，但这一点正是需要在每个国家里侦察清楚。”[5-5]

　　葛兰西从理论上批评了罗莎•卢森堡从经济主义出发产生的自发论。自发论倾向于认为经济危机会直接导致革命的总爆发，导致运动战。这“在事实上忽略了‘志愿’和组织的要素。”葛兰西批判性地指出：“卢森堡把直接的经济因素（如危机）比作野战炮兵，作战时把敌人的防御阵地打开一道缺口，从而使我军得以突入，取得（战略上的）最后胜利，或者至少取得战略上的重大胜利。”[5-6]他认为这种经济与政治的直接对应关系是十足的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的缺陷在于低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领导权机构的作用。在这些国家里，市民社会能够经受灾难的袭击，经济因素往往会遭到各种领导权机构的狙击，“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一样”，在经济危机和危机所带来的政治反应之间横亘着数目庞大的“减震器”，它们是统治阶级“有组织的后备军”。葛兰西作了如下生动的分析：“在现代战争中往往有这种情况，猛烈的炮击似乎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但实际上只是摧毁了外线工事，在发动总攻冲锋时，进攻部队会发现他们依然面临着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时期，政治上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5-7]

　　因此，西方革命应该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对资产阶级领导权巧妙地反其意而用之。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主要是市民社会领域，革命的道路就应该首先在市民社会中进行“反领导权”斗争。这要求新的历史集团必须在思想上更加成熟，必须有用来反对资产阶级人生观的另一种人生观，必须有新的道德、新的理想、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思想方法，并使之渗透到被统治者的意识中，以便取代他们从前的观念，减少对自由国家的赞同，确保新型国家有最广泛的支持作为基础。只有这样，新的历史集团领导下的新型国家在被领导者的赞同下才会诞生。所以，葛兰西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步步为营、争夺地盘并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实行各个击破的阵地战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在政治方面，实行各个击破的‘阵地战’具有最后的决定意义。换句话说，在政治中，只有一个个地夺取阵地，这些阵地虽非决定性的，却足以使国家无法充分调动其全部领导权手段，只有到那时运动战才能奏效。”[5-8]

　　这表明，在葛兰西看来，必须首先占领思想阵地，首先在市民社会中夺取领导权，取得无数个小胜利，才能在最后发起总攻时，直捣旧政权。葛兰西借用军事术语来解释发达国家革命道路的策略，比喻贴切，使政治理论生动形象。但葛兰西并没有把阵地战看成是革命运动的全部内容，没有用阵地战排除运动战，排除暴力革命。他这样说：“原来对运动战异常热心、如今又悉心研究阵地战的军事专家丝毫无意于要把运动战从军事科学中一笔勾销，他们只是强调指出，在工业与社会发展先进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运动战的作用只能看成是战术的，而不应看成是战略的。”[5-7]葛兰西只是觉得在这些国家里“运动战日益变为阵地战”。

　　国情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所选择的革命道路和策略的不同，“阵地战”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构变化的一种回应。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国家职能的扩大，建立在领导权机构之上的错综复杂的市民社会的高度成熟，因此新的历史集团就要进行“反领导权”的斗争，阵地战的战场就是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各式各样的领导权机构，对象是现存国家的支持者和它的“有组织的后备军”。因此政权斗争要在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展开，目的是把民众争取过来。民众的支持与赞同，民众对国家政权的发自内心的忠诚，是政权稳固的基础。很显然，葛兰西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来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目标，又要考虑到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民族特点，走民主的道路。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十世纪的历史运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加剧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使这一理论的内在价值日渐凸显。支配冷战时期达半世纪之久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指导后冷战时期的“文明冲突”论，无不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争夺控制权，这正是我们重审并重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余其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52.

　　[2] [法]列菲弗尔.论国家[M].李春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22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2-253.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2.

　　[5] 葛兰西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41[-1]，442[-2]，574[-3]，457[-4]，420[-5]，416-417[-6]，418[-7]，421[-8].

　　[6] [意]葛兰西.葛兰西狱中札记选（英文版）[Z].伦敦1971.242[-1]，56[-2]，239[-3]，12[-4].

　　[7] [美]D•史密斯.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1980,(12).

　　[8]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文贯中，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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