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思考及启示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将现代社会转型和发展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印度、俄国等东方国家。这个时间点，恰是工业文明背景下东西方社会发展差距骤然拉大的开端。在世界历史中，以工业革命为重要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启动时间的早与迟，成为19世纪中叶东西方国家历史命运的重要“分水岭”。内部只有少量现代性因素、仍是农奴制和农业国的沙皇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尽显自身在工业生产、交通后勤、武器作训等方面的落后，大败于有现代化军事力量优势的英法联军，被迫尽数放弃在东南欧、黑海等地区享有的一系列特殊权益；尚处传统农耕经济与封建帝制时代的中国则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相继大败于英、法，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并且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运动相继爆发，国内外危机四伏；政治局势四分五裂、经济模式更为原始的印度此时则早已成为“英属印度”殖民地，并作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被称为当时英国“王冠上的宝石”。因此，针对近代以来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上后发迟滞这一重大历史问题，马克思从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等维度，对中、印、俄等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了客观而准确的分析。

　　（一）自然经济结构的牢固性

　　从经济基础的层面看，马克思认为中国、印度等国家迟迟未能真正走出前资本主义时代，内因在于自身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牢固性和持久性。马克思指出，亚洲式的古老生产形式是“像自然关系那样一成不变地再生产出来的”，这种经济关系如同恒定的自然界规律一般，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而稳定地延续下去，“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在中国和印度，“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种“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无论对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还是对西方大工业生产所输出产品的最初冲击，都表现出了强大的抵抗力。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是以“男耕女织”式的小农模式为基础和主导的，个体家庭构成自然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小农经济不仅有其自身的稳定性和再生机制，并且自秦汉以来一直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支持和保护，如视务农重本为国之政首，“尽地力之教”，“急耕战之赏”等国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小农经济抗御自然灾害和其他危机的能力，使之能够在两千余年间连延不断。在印度，“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印度古代的社会经济是以村社为单位的，家庭中同样是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村社内部还有种姓制度严格限制下的职业手工业者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家庭式的公社“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印度古代这种封建自然经济模式，一方面保证了村社自身内部生产生活的稳固性，另一方面还有很强的复制和重建能力，能够在广大地域内不断地扩展，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表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和生命力。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构成了中国和印度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促进了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但也造成巨大的历史惰性，使其内部长时期地“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严重缺乏自我变革和迈向工业化社会的动力。此外，俄国的农奴制则是另一种类型的自给自足式的封建自然经济，农民以人身依附的形式被束缚于封建领主的土地和庄园之内，与外部的交换、交往极为有限，经济生产方面的进步缓慢。

　　马克思视自耕农经济为“旧社会的堡垒”，其自身所固有的封闭性、自足性、分散性和孤立性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塑造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相背离的，“现代化一向是相互依存关系日趋增强的实践活动，而从前的所有社会都是以较低水平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相应较高水平的地方自给自足为基础的”。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土地所有制“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孤立劳动”，而不是社会化劳动，因此现代社会的经济分工与交往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无法成规模地发展起来。马克思认为，民族内部的分工交换是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分离、城乡分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催生现代经济的基本条件。而在中国和印度的小农自然经济模式中，物质资料的获取主要是来自于个体劳动力和自然的交换，而不是社会交往，因此商业活动只能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有限点缀物，不构成社会生产发展的原驱力，于是原始资本的积累和市场经济的扩展难以成为主要的经济发展趋势，“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此外，亚洲的封建统治者也未自上而下地发动如英国“圈地运动”等类型的行动，没有以政治、立法、暴力等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来加速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形成。因此，旧的自然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始终在东方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保持了自身的坚固性，在亚洲“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

　　（二）封建政治国家和社会的高度一体化状态

　　马克思在分析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时曾指出：“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构成国家的内容，并不包括其他的领域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此处的“非政治国家”主要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纵观西欧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功能分离和领域分化，构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起点和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其逐步摆脱政治国家的等级秩序与限制干预，从而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其影响也必然会从经济生产层面延展至政治领域，“市民社会力图使自己变为政治社会，或者市民社会力图使政治社会变为现实社会，这是表明市民社会力图尽可能普遍地参与立法权。在现代社会的理念塑造上，“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有力地促进了公民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确立，解放革新了社会思想观念，并重塑了现代私人生活领域。因此，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是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舞台。

　　反观当时的东方各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始终未形成明显的领域分离，封建政治权力统摄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事务，而在社会日常生活领域也存在着严重政治化的倾向。封建国家政治和社会的高度一体化状态，政治操控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局面，个体、社会团体对封建国家政府的依附关系，最终挤压了现代性诸因素的生长空间，遏制了改革与创新的精神，阻碍了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层面的自行开启。马克思分析，亚洲式的封建国家政府主要可分为三个部门：对内进行掠夺的财政部门、对外进行掠夺的战争部门以及负责公共工程的部门，这三大类部门除涵盖国家的政治、财政、军事权力以外，还操控着本应发生更多社会民间力量自发联合的经济与公共工程领域。例如在欧洲，水利设施建设等公共生产需求“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而在印度等东方国家，由于气候、地形、社会发展程度等原因，则需要政府去进行干预，即“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这就造成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来源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国家政府，“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由此，亚洲的社会经济发展直接地、更多地是具有政治性质，而社会经济发展、民间协作互助的自主空间和积极性较小。此外，国家对于农业等生产所必需条件的掌控又进一步强化了绝对专制主义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地域之间的隔绝、孤立状态，以及他们对于封建政治共同体的依赖性，这就使得个体生存和家庭经济在亚洲社会中始终如“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长期难以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更加使得人们难以走出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无法给现代市场机制、民主代议政治、契约法治精神等留出更大的成长空间，最终就使得封建传统社会难以自动地实现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转换对接。

　　（三）封建思想观念和小农文化心态的影响

　　现代化的进程与民族文化心理、知识形态、历史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欧现代化的早发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有关，也与其自身的政治沿袭、宗教传统、民族特质等存在深刻的关联。关于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缓步不前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亚洲社会以及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小农思想是妨碍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强大阻力。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谈到过小农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具体特征和表现等问题，他将法国的广大小农阶级喻为“一袋马铃薯”，虽人数众多却只是“同名数简单相加”，松散而无组织性，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却形不成广泛有机的联系和统一的行动战线，从其本身所固有的狭隘性和封闭性上来看，难以说其真正构成了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而这种小农文化心态在亚洲封建国家和俄国农奴社会当中则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物质土壤和历史根底，最终成为本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阻碍。东方社会的小农经济是在小块土地上进行的分散经营，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但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社会凝聚力，不得不在公共工程、社会治理、安全维稳等领域依赖于外在行政力量的支持和保护。由此映射到个体心理上，一方面表现出分散保守、极端个人主义、非组织化、追求绝对平均、求守成而不求创新等狭隘封闭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封建政治权力的驯顺与崇拜。学者许纪霖认为，中国封建历史传统中的个体文化心理兼具权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复杂性格，并且常常在两个极端当中来回动荡，一头是严谨的家族主义者、忠君爱国的保守主义者，而在另一头，又成为自由散漫的自然主义者。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心理机制并不一定与现代化构成相互排斥的关系，但小农心态和封建思想中的许多态度，显然是与现代性之创新、发展、理性、民主等精神相斥。马克思在对印度社会进行观察时，尖锐地指出了小农经济和村社制度对人的个性、创造力的禁锢与压抑，“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创新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公民的参与和集体的承认则是现代国家产生发展的基础，创新思想和民主政治传统的缺失注定使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难以自发地启动。

　　在政治层面，东方国家社会内部始终存在强大的封建政治势力，而基于小农心态所衍生的愚忠意识、唯上心态、父权文化、官僚主义等深层次的心理积淀，更使得东方社会在现代政治的变革道路上步履蹒跚。马克思、恩格斯曾称沙皇俄国是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的首领和堡垒，是镇压欧洲进步力量的常备军。沙俄对内严厉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等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和活动，对外更剑指欧洲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企图充当“世界宪兵”，扼杀一切进步的革命事业。而与此同时，沙皇俄国的封建统治在国内却享有小农阶级的倾慕和支持。对此，恩格斯曾对俄国农民阶层进行过生动的分析，他指出，这些“本能的革命者”，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却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本身，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农民起义也只有打着沙皇的旗帜或幌子才敢行动。而在中国，对封建统治者的尊崇也由来已久，“天地君亲师”的宗法传统和家长制权威潜至社会和人心的各个角落，“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

　　马克思认为，打破旧有思想观念上的迷信和禁锢是推动现代社会变革的前提。“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任何国家进入现代化都需要经历前后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抵牾，特别是在中国、印度、俄国这种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悠长深厚，即前现代思想文化体系特别发达与完备的地方，这种文化冲突必然会更加激烈，传统思想文化中许多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因素，就会成为阻挡现代化进程启动和推进的重重羁绊。 

　　在19世纪50年代，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业已成为现实的结果和趋势来看，国家间的不平等交往关系和非均衡性发展格局已经形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东方各国现代化的启动，是世界范围内已有的现代性因素和势力直接介入的结果。“西风东渐”冲破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然历史演进过程，是其社会发展格局和历史命运的关键性转折。与此同时，东方国家基于现代化挑战所做出的回应与变革，也促使自身与西方社会产生了更为频繁密切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互动，凸显出现代化进程所内蕴的全球化趋势。

　　（一）外力冲击下的“传导性巨变”

　　现代化理论学者罗荣渠认为，在宏观的历史研究中，可将社会变迁的形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微变”，即微型的社会变迁，强调发生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各方面累积性的渐变和突变，其表现可能是潜移默化、难以察觉的，也有可能在形式上很激烈。例如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但由于这种变化实际上未与传统的社会体制发生决裂，因此仍应限定在微变的定义范围之内；另一类是“巨变”，即巨型的社会变迁，强调突破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大变革，这是具有革命性、突破性的质的变化，即马克思常说的“社会革命”（diesozialeRevolution）。近代以来的社会“巨变”又可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创新性的巨变，即内生型的现代化模式，另一种是传导性的巨变，即受外因诱导下发生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中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下被迫打开国门并由此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按照前述理论，可以归为“传导性巨变”一类，是外生防御型的现代化。马克思在观察中国封建社会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发生变化时，曾做出过形象的比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随着19世纪中叶，西方新一轮的海外殖民主义运动浪潮兴起，中国、印度、俄国等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方式在西方列强的外力冲击之下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对此分析认为：在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亚洲旧生产方式的解体，例如英国以两次对华战争的方式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贸易条约，试图以大量工业产品占领中国市场以扭转贸易逆差，在印度则凭借着殖民者的特殊地位，借助直接的政治权力强制性地破坏当地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将原本自给自足的公社转变改造成为生产各种经济作物的商业性农场，这些经济上的侵略行为，目的在于将这些国家的旧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结构改造为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并最终将之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就东方国家内部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和社会变革来看，来自西方列强的现代化冲击是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如在鸦片战争之中，“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在此以前，中国的变革是以自己的帝国为中心轴进行的，是自我取向的，而在这以后，中国的变革却是围绕西方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轴而展开，是受到外来影响的支配，这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内容中就可见一斑，又如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对英法的大败，暴露出农奴制下国内状况的腐朽衰颓和危机四伏，被称为“解放者沙皇”的亚历山大二世在战后便着手开展农奴制改革，从而迈出了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农奴制的重要一步，使俄国踏入工业化的现代发展道路。马克思曾在《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一文中对于俄国现代化改革做出热情洋溢的评价，他认为俄国中央政府的改革步伐要比国内上层的反动保守势力快得多，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的高度，“这真是不平凡的时代啊！1846年，罗马教皇发动了自由主义运动；1858年，俄国的专制君主，道地的samoderjetzvserossiiski（全俄罗斯独裁者），又宣布了人权！我们还会看到，沙皇的这个宣言将像罗马教皇的自由主义一样得到全世界同样广泛的反应，并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总之，19世纪中叶的东方各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或沦为殖民地，或被迫采取防御性的现代化改革举措，这种现代化进程并非由社会内生性的变革力量推动，而是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传导之下被动地逐步开启。

　　（二）马克思对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

　　对于现代化历史背景下东方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曾有过不少言论，例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以及他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和演变序列的描述等等。然而这些话语的确存在让人产生歧义和误解的可能，西方理论界也有不少人据此指称马克思的思想是“西方中心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单线论。例如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语境中，就有将马克思贬斥为“欧洲中心论”者的强烈倾向，认为马克思是为某种“一向忽视非西方社会被殖民者的生活体验的、欧洲中心式的政治解放模式”做辩护，东方学研究专家爱德华·W·萨义德指斥马克思的理论是“对非西方世界的种族主义东方学”，还有人认为他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是“普遍主义的生产方式叙事”，不可避免地带有“启蒙理性”的烙印。西方中心主义的基本逻辑预设了西方社会价值理念、政治立场、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和普适性，是将西方国家历史认证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本源、规范和引领，其主旨在于直接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统治和扩张的合理性及永恒性做论证。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理解现代化背景下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又是否真正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俗囿，在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马克思把西欧作为东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参照系，是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评判尺度，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原则。19世纪中叶，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工业革命的先行者，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诞生与发展的中心地带，因此以英国等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社会分析和叙述的中心对象，是马克思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研究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础，而不是将资本主义的起源、道路作为既定标准，不是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强行比附。

　　第二，马克思在探究东方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明确提出不应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道路为典范和模式。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突出特质是“着眼于交往，而不在于规范”，他关注的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打破自身的狭隘经验和地域局限，进而扩展出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交往联系，逐步走向世界历史，而不是以特定国家的发展历史来对其他民族加以限定。针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上对马克思理论的曲解和滥用，他曾专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信，旗帜鲜明地反对将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反对那种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这种把他的论述变成一般历史哲学和万能钥匙的做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第三，马克思认为东方国家在遭遇、开启现代化的同时，也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反作用。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以黑格尔著作中“两极相联”这一描述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转化的哲学概念作引语，认为西方国家对东方社会的冲击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一方面，英国的大炮使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由此引发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并在鸦片贸易等方面动摇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权威，而另一方面，“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由社会民变所引发的中国内部的经济动荡，导致了英国工业产品在中国的贸易市场缩小，同时还使“英属印度”当局的贸易和收入受到极大影响，这些反作用与英国等国家国内市场缩小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等因素叠加，使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走向尖锐化和长期化。马克思同时指出，经济危机是欧洲历次大革命的必然前兆，会引燃欧洲各国的普遍危机，将使称霸世界的欧洲列强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列强和列强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继而引发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因此马克思说，中国革命成为了抛到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颗地雷上引爆危机的“火星”。

　　第四，马克思在道德和感情层面对西方列强加于东方国家的侵略、战争、压迫和掠夺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在马克思看来，西欧列强的侵入虽然在客观上不自觉地起到摧毁东方国家旧的封建社会结构、引发现代化进程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侵略行为本身的罪恶和不义。马克思在观察英国的海外殖民行动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伪善性和残暴面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他指出，在中国，英国依靠摧毁人民和败坏道德的非法鸦片贸易来填满自己的国库，还故意挑起战争要求实为垄断和侵夺特权的所谓贸易自由；而在印度，英国以统治者的身份破坏了宗法制社会结构和村社制度，摧毁了本地的文明传统，却忽略了组织公共工程、保障农业生产和人民基本生活等从前的封建统治者所关心和履行的各项基本职能；而在英国国内，资产阶级统治者所掌控的报纸等公共媒体却对自己在国外的侵略行径讳莫如深，并极力粉饰战争罪行和大肆制造民族地域偏见，从而使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难以了解到殖民主义的事实和真相。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是古老中国从历史走向未来、实现现代化的合理选择，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贡献。马克思对东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历史命运的理论思考，历久弥新，其中映现的问题意识、历史眼光和哲学方法，对于今天我们应如何理解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坚持和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以社会的全方位改革推进现代化

　　社会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才能保证现代化进程的有序协调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开启之初，学者甘阳就指出，自清末发轫的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之所以未能真正达到目的，是因为中国各界一直存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基本倾向和态度，那就是尽管中国社会要从传统形态（小农经济）跃入现代形态（大工业生产），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态却并不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造和彻底的重建。在他看来，只对抽象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泛泛比较与笼统区别，实际上是“回避、模糊、转移甚至取消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区别这个更为实质的问题”，而“现代化”是一种较之普通社会变化更为根本、更为深刻全面的特殊变迁过程，它要求“社会结构彻底变迁、文化形态根本变迁、心理结构全面变迁”。马克思曾经从各个角度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等国家在近代以来发展创新停滞、未能自动迈入现代化的深层原因，而诸如小农意识、官本位文化、理性不彰、法治不足等影响因素，时至今日仍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显性或隐性阻碍。因此，我们在继承、回顾传统的同时更应把目光放至未来，要注重建立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文化系统，不能囿于古今、中西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增长，要注重经济、政治、社会各项改革的协调并进，应以开放、自觉的心态有意识地去推动社会的全方位现代化变革。

　　（二）坚守社会革命的理想和高度

　　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末尾处，马克思在审视和展望东方社会的未来历史走向时，特别指出了“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所讲的“社会革命”，是指现代社会的总体性革命，是马克思所认定的“真正的革命”。不同于其他西方思想家和革命者所坚持的“领域分化”式地逐条从政治变革、经济改良、文化反思等不同层面分门别类地进行社会革命的想法与策略，马克思始终坚持“从总体性视野中理解现代性的矛盾”。他所主张的“社会革命”既包含传统意义上的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破除专制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革命内容，也指向无产阶级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方式的经济革命，同时还达到了民族解放、人类解放的高度。他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中，社会革命的目标还应包括消除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落后事实，从而使双方自身都真正达到解放和自由的状态。汉娜·阿伦特也曾指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不再是历史上单纯受利益驱动的颠覆和骚乱，不仅仅是以解放自己、奴役他人为目的，而是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其背后的革命信念是“令无知者启蒙，令全人类中的受奴役者解放”。马克思在关注东方国家的历史命运时所体现出的现代社会革命的理想高度和人文关怀，对于我们在当代“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坚守人民立场，坚定进步理念，将个人的解放、民族的发展与世界的现代化文明进程相融合统一，在对社会革命的矛盾、目标和实践的不断反思批判中积极构建新型现代化道路，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坚持全球化的视野，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导致东方国家传统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政治结构、知识形态等受到压制和摧毁，由此东方社会内部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因此，应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去辩证地看待这一历史变迁过程和未来的发展。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开放性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和属性，当今时代经济生产、科技发展的国际化程度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交往和思想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多样，因此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发展之外，而要以积极的心态进行对外开放，相互学习。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并非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简单效仿和靠拢，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特定的制度依托和长远目标。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是要在普遍的世界交往中推动自身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国内着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公平、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在国际上则是力求实现对资本主义式“中心——边缘”依附发展模式的突破，是要改变旧有模式下资本主义主导的对剩余价值无止境追求的全球化冲动，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为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更多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