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伟：论“两个结合”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创新-品论天涯网

李宏伟：论“两个结合”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包括世界观的丰富拓展，也包括方法论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予以系统论述，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凸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信，促进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展，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两个结合”的历程、内容、结果、经验上，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阐释“两个结合”的理论贡献、功能价值的还为数不多。本文拟从方法论角度，深入探究“两个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体现的内在规律、实现的理论创新。

一、消解时空之争，在求同存异中聚合真理力量

　　“两个结合”首先是内容的结合，是不同思想理论、文化文明的交锋交融过程。众所周知，任何文化都是特定场域的产物，有其孕育发展的时空方位、历史传统。“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隔阂无处不在。提出、推进“两个结合”首要的是对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科学审视，通过不同文化文明之间互相对照、彼此借鉴、交流融合，进而为各自的创新发展涵养内生动力。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真诚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在求同存异中推进“两个结合”，直观意义上的“同”是寻求不同文化中的相同元素进而在相互体认中形成志同道合的效果，深层次的“同”是指不同文化因开放互补而在交融催化中形成合流的态势。从起源上看，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而中华传统文化来自东方，因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的不同具有天生的异质性，于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形成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异质—排斥”观，即视马克思主义为非我族类的外来文化，认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误入“文化歧出”；二是“异质—互补”观，即视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为本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两类文明尽管性质不同，但具有二元并行、参照互补的关系。当前理论界对“两个结合”的研究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诸多一致性。如在实践理性上，前者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后者强调“士不可不弘毅”；在目标取向上，前者追求共产主义，后者倡导大同世界；在价值立场上，前者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后者秉持“民为邦本”；在理论品质上，二者都具有开放性，前者认为其理论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者讲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多元维度中的一致性、相通性为“两个结合”奠定可能性。

　　由寻找外在直观中的“同”，到共同熔铸内在旨归中的“同”，“两个结合”实际是一个由现象到本质、求同存异、化异为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互相作用的耦合过程。处在结合过程中的双方各有特色、各具价值，是一种内在的融生再生的“生化反应”，而不是仅停留在表面的同质性之间的数量加减、异质性之间的对比削减、排斥挤占。此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不再局限于西方，而是在应用于东方的过程中被注入新内涵、得以新发展。实际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运用早已经历深刻的中西融合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大大延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具体实际也不仅停留在国内实践的特殊性层面，而是愈发注重与世界互通、与他国互鉴，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中一并为人类的共性发展提供借鉴启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不再囿于一时一地，而是在古与今、中与外的互鉴互融、转化发展中显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跨越时空隔阂，在求同存异中推进“两个结合”要注重“同”，因为把握住“同”能便捷高效地促进彼此的结合发展；也要注重“异”，因为“异”可以转化为“同”，尊重彼此的“异”实质也是在最大化巩固既有的“同”。“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矛盾论认为，任何矛盾都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其中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引导人们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而注重不同文化的原生场域和移植再生的时空转化正是我们党发展文化事业的宝贵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注意区分不同思想理论的时空特性，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彰显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精髓。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纵深发展，古今中外的历史方位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两个结合”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切中要害。“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得到改造，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化，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当下的现实和传统的深度沟通中向中国形态转化。”置身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有助于打通“古今联系”、协调“中西关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创设面向现代化强国的路径方法。关于这一论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论述道：“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两个结合”并非“一刀切”式结合，“基本原理”“具体实际”“优秀”等关键词已经表明，彼此的结合需对各自价值理念和实践境遇进行由个性到共性的通约转化，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防范杜绝错误倾向与做法。“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两个结合”中，需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特定历史条件、针对具体事物得出的结论进行场域映射和实践调试，防止在时空穿越中出现盲目的本本主义和狭隘的经验主义。“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同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需摒弃简单复古和盲目排外，不做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忠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批判和摒弃文化糟粕和腐朽思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解答体用之争，在自信自立中坚定发展道路

　　如果说求同存异化解了不同思想文化“可以”结合的矛盾，那么随之就需深入把握“怎样”结合的问题，这集中体现为不同思想文化间相互结合时的主次、多寡、体用博弈。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外文化不断涌入国内，中西文化之间的“体用之争”逐渐凸显。“体”与“用”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主要指形而上意义的本体、本原，具有最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第一性等属性；“用”则指表现本体、本原的现象和具体事物，具有派生的、第二性等属性。而近代以来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时，体与用的内涵发生转移，前者转向主导地位和根本作用，后者转向从属地位和次要作用。在具体的演化过程中，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逐渐兴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较早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之后，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中系统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其中，“中学”主要是指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此时的“体”主要指在核心观念、价值理念和原则方法等方面占主体，“用”主要是指在行为方法、工具和产品等方面予以辅助。由于当时中国和西方在社会性质、科技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中与西慢慢由中性的方位概念转变为富于褒贬色彩的社会概念。“西”具有先进、发达、民主、自由、科学等意味，“中”则成为封建、落后、专制、保守等的代名词。尤其是伴随西方经济科技、各种主义与流派不断传入中国，“西”的位次逐渐超脱“用”而上升为“体”。“近代以来长期的‘西学东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深受外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不健全、不系统、不完善的。”回顾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复古主义”“全盘西化”“折中论”“全盘苏化”“西体中用”“文化综合创新论”“马魂、中体、西用”等主张相继出现，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力量不断调和、化解中西、体用之间的矛盾博弈。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镌刻于自己的旗帜上、熔铸于自己的血脉中。“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由西方到东方、由国外到国内、由理论到实践，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运用，早期共产党人在学习与实践中有照搬模仿，有迷茫挫折，也有觉醒突破。直到大革命失败后，才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而走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并以此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并于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论述“两个结合”。

　　毫无疑问，“两个结合”的提出为“体用之争”提供了明确答案。其中，从主次的角度讲，“两个结合”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结合”的主导方，必须一以贯之地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独有的宏大叙事理论品质、坚定的人民至上价值立场、科学的辩证唯物思维方法，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理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解决现代问题的基因，但需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中甄选、创生。当然，“结合”不全是吸收借鉴，也包括批判揭露，是一个扬长与避短共存、互补与创新同步的多维交叉系统过程。在侧重点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起到方向性指引与原则性匡正的作用，中国具体实际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既接受理论指导又孕育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提供精神源脉与智慧启迪。与此同时，经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串联，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贯通起古与今、中与外的理路脉络。整体而言，“两个结合”构建起一个“三位一体”的转化升华、丰富发展的历史过程，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衍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巨大成就。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可知，“两个结合”是在“一个结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在“两个结合”提出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多被认为包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分析可知，中国的具体实际固然有感官可触的森罗万象，同时也有深沉心底的精神力量的涵养与孕育。明确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从中国历史传承角度对中与西、体与用之争的回应，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延绵性，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如果说“一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与运用的理论自觉，那么“两个结合”的提出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理论自觉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与运用的理论自信。“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抛弃传统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及其价值的积极传承，折射出在中西、体用之争中的自信自立。“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三、弥合知行之争，在真抓实干中建设现代化强国

　　前文从“体用”的角度分析“两个结合”中“三位一体”的逻辑关系和目标导向，本部分侧重于从知行合一的视角、着重从结合的程度、状态、实效上予以考量，论证“结合”必须融入“实践”（实干），在熟知笃行、真干实干的知行合一中变成能落实、见成效的结合。从理论渊源上分析，“知”与“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对于二者关系也有不同论述，如《尚书·商书·说命中》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论语·泰伯》有“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之言，南宋朱熹陆九渊认为“知先行后”，明代王阳明论证“知行合一”，明末清初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强调“行”的重要性，都认同“知”对“行”的引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知行统一，如毛泽东同志的名篇《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篇尾得出深刻结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知与行的关系，既强调通过学习（知）来指导工作（行），“要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做到知行合一，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又强调通过实践（行）来发展理论（知），“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要求进行创新。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征程也永无止境”；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知行合一，“‘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既解决认识提高问题，又解决行动自觉问题”；“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落脚点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学懂弄通做实，落脚点在做实。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

　　实际上，知行合一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知而不行”“行而不知”“知行错位”的状况亦多存在。在本质上，知与行之间存在天然的内在张力，隐含着抽象与具象、静止与运动、脑力与体力、理论与实践、自身与外界等矛盾因素的此消彼长。尤其是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的间隙愈加增大。现实中若再遇一些别有用心者故意作梗，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表里不一、形式主义等现象更是时有发生。“在形式主义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有的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做好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学了也是为应付场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无心也无力在实践中认真运用。”而“两个结合”的提出，则十分有利于弥合知与行之间的缝隙。“两个结合”不但是在“知”的层面上的结合（涉及中西马等不同理论内容），结合的过程正是一个学习思考、审视反思、融合建构的过程；而且是在“行”的层面的结合（包括能不能结合、会不会结合、结合得好不好等重要环节），结合自身本质上就是一种实践行动，关键在于结合的内容能融入实际、取得实效。理论在结合中要指导“行”，结合效果也需在“行”中反馈提升，这样的结合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结合，才是能深入能持久能创新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知行合一维度中的“两个结合”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中国的具体实际因历史传统、地理位置、民族特色、阶层划分、行业属性的不同而各异，在实际结合中必须有的放矢、知难而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全党必须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呈现方式、适用对象、核心要义存在古今、中外的差异，在结合中必须注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未能结合”并不是背离、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是螺旋上升、创新拓展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在“两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发挥主要作用，是结合的主体所在，但不是本体所在。从本体、本原的角度阐释“两个结合”，毫无疑问，结合的本体、承载的母体是社会存在，即鲜活的社会实践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和观念学说，根源于社会存在。实际上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主要在于中国具体实际如何借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以正确阐释和改造，其核心任务是破解一定历史方位中的社会主次矛盾及其所衍生的各种问题。“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们面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或者换个角度，“两个结合”中无论结合什么、怎样结合、结合何为，都要归于“谁来结合”。从“谁来结合”的主体视角弥合知行之隙，更有指向性和操作性。就结合的主体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党员领导干部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前者的优势在于深耕理论，后者的特长在于熟谙实践，二者都需在以知行合一推进“两个结合”中发挥表率作用。就前者而言，要身体力行，从专业特长、本职岗位出发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关切，直面现实而不断提炼升华思想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切忌仅仅套用现成的理论学说去筛选现实情况，把严谨、创新的理论研究变为机械刻板、讨巧臆想的“客里空”。“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化文艺不接地气不行，要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要把好脉，中国身体怎么样，如果有病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来治，对这心里要透亮透亮的。号脉都号不清楚，那治什么病？”如果缺乏独具个性的思考体验与现实关切，就会极大拉低理论创新的品位，甚至导致著书不立说、模仿抄袭之风盛行。就后者而言，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虽不是“两个结合”的系统建构者，但却是重要的践行者、见证者、完善者。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知行合一”的要求，“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在守正创新中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一方面，做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另一方面，“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四、明辨物人之争，在人民至上中彰显理论真谛

　　前文着重论述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由谁结合，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为谁结合。社会历史活动中，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以最优手段最大化反哺目的是最佳状态，理论研究亦是如此。“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从广义上看，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积极的理论建构畅通人们解释理解所观察现象的认知通道，只有彻底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掌握本质规律，同时只有回归“人本身”才能夯实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否则，就会落入“见物不见人”“重理不重人”的窠臼，甚至产生“理论发展”的幻觉、“贡献新知”的假象、“文字游戏”的异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两个结合”的推进过程中一种情景是有意识的主动而为，另一种则是无意识的。在由“潜在”转化为“显在”、由“有意识”引导“无意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合乎理性形式，以显性的思维方式、理论成果主动串联民众思想行动；另一方面要饱含价值情怀，以凝聚人、发展人的温度催化民众的自觉行动。当前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置身现代化洪流中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必须以改善人的素质、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自由度和主体性为旨归。既要注重理论内容的结合，在推陈出新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也要注重理论价值的引导，在“依靠人、为了人、发展人”中丰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时代最强音，亦成为理论创新发展的主旋律。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2019年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2021年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2022年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念兹在兹，为民代言、为民倡言、为民立言日益成为新时代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基调、价值底色。

　　如果说“两个结合”在内容上是“近民”的，那么“两个结合”在形式（呈现方式）上也应是“悦民”的。因为“两个结合”既指向理论内容的融合孵化，也指向思维方式、语词表达的优化创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事求是地讲，如今诸多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章已经圈层化、封闭化，里面的人不屑于顾及外面的现实世界，外面的人看不懂里面的具体内容。量化分析的实证研究和理性演绎的思辨推理受到追捧，一味地数量化、公式化、术语化早已将诸多读者拒之门外。文化的重要功用在于传播交流、掌握民众，理论研究和哲理表达需要秉持大众化的对象意识，“两个结合”的结果呈现必须注重时代化和分众化。正反事例已充分证明，只有契合人民需求、易于为群众接受，“两个结合”才会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否则，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同践行，只会流于纸上谈兵、自说自话。“两个结合”形成的创新理论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日益成为重要衡量标准。对内而言，“讲理论要接地气，要让马克思讲中国话，让大专家讲家常话，让基本原理变成生动道理，让根本方法变成管用办法，将总体上的‘漫灌’和因人而异的‘滴灌’结合起来”，让党的创新理论不断“飞入寻常百姓家”；对外而言，“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两个结合”在直观层面上是不同理论之间的优化组合、催化创新，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深入交往联合的生命印证，是人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命追求的探索升级。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分析，文化是人类超越自然本能而构建的公共行为规范，是人类理想的渐进性预设与外在化塑造的上升过程。随着交往程度的持续深入，不同文化间的认同与离异对人类的共同生活进行不断的引导重塑。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这是包含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两个结合”正是从人类学意义上对这一问题作出的回答。人类学意义上的“两个结合”指向世界不同文明、群体的结合，这种结合更加注重“人类”与“群体”的协同性与主体性，注重依靠人类力量、集体力量与团结合作力量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随着“两个结合”的深入推进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我们不断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世界文明形态看是东方文明、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从现代化形态看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从文化形态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从人的形态看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形态。”致力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高旨趣。

　　综上所述，“两个结合”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两个结合”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批判与建构、事实与价值的有机融通中推动形成了坚实而宽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汇编出一部阐明“马克思主义行、中囯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最生动最鲜活教材。回首过去，百年党史的辉煌业绩和卓越功勋，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实现“两个结合”、奋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写照和历史确证；立足当下，把握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稳步实现，离不开“两个结合”的进一步灵活运用和创新实践；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必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继续推进“两个结合”，不断开拓进取，共铸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伟业。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23-03-23 16: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