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马克思“资本章”对资本理论的开创性探索

　　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资本理论首次作出了系统阐释，《手稿》的“资本章”是这一系统阐释的思想历史和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在“资本章”对资本问题的开创性探索中，马克思作出的最突出的理论建树可以概括为三个“第一次”：第一次对资本理论体系结构作出开创性探索，（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奠定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理论基础和学理依循；第一次以“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为线索，形成了资本特性和资本行为规律研究的理论主题；第一次对资本“总体”关系问题作出创造性探索，揭示了资本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基本规定。这三个“第一次”意义上的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不仅为马克思十年之后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当代中国“要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2〕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手稿》写于1857年8月至1858年5月，这是以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的“五篇结构计划”为基础撰写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马克思在《导言》中首次提出的“五篇结构计划”主要内容，一是“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二是“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三是“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四是“生产的国际关系”；五是“世界市场和危机”。〔3〕大约在1857年11月下旬至1858年初，马克思在完成《手稿》“货币章”手稿，开始撰写“资本章”手稿之初，就对“五篇结构计划”第二篇资本理论结构问题作出新的论述，接续提出关于资本范畴和理论叙述的“六分结构”和“三分结构”。〔4〕从资本理论“六分结构”的提出到“三分结构”完善，间隔的时间尽管很短，但这两个结构的变化却反映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理论理解上的深刻变化。这两个结构可以比较如下：

　　对资本理论“六分结构”和“三分结构”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对资本“一般概念”或者“一般性”的研究，是资本理论探索的出发点，是资本逻辑叙述的起点。马克思在提出“六分结构”后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一方是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两者作为独立的形态互相对立；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互相对立。”因此，在资本逻辑叙述中，“先分析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包含的各种简单规定，以便找出这些规定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规定的进一步发展同先前的规定之间的内在联系”。〔5〕在之后提出的“三分结构”中，马克思已经清晰地指出，对资本“一般性”的阐释，要以“由货币变成资本”和“资本和劳动”这两个问题为基础。

　　其次，要从资本构成特性和资本行为过程上理解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规定性。在“六分结构”中，马克思从资本周转中依据价值补偿方式不同对资本生产要素内在规定的分析入手，把资本生产要素分作“生活资料”和“原料”形式上的流动资本，分作以“劳动工具”形式为主的固定资本。在接着的“三分结构”中，马克思从资本生产过程的价值增殖意义上，（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资本生产要素作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两种规定性的分析。显然，对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理解，既不能脱离资本的本质规定性，也不能脱离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始终是资本”。〔6〕

　　再次，对资本发展形态的探索。在“六分结构”和“三分结构”中，马克思对资本的发展形态作出两个方面的展开论述：一是在资本一般性阐释的基础上，对资本特殊性问题，即不同资本之间的行为过程和规律问题作出阐释，其中主要如资本积累、利润和利息、资本流通、资本周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资本和资本相交换、资本竞争等问题；二是在资本一般性、特殊性的基础上，对资本个别性问题，主要对信用资本、股份资本、资本作为货币市场等作出阐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六分结构”终结于“资本家”问题，即资本的人格化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7〕资本的人格化凸显了“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8〕资本的人格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在“资本章”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人格化问题的探索中指出：“在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是劳动本身的产物)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或者同样可以说，客观条件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人格的财产。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但是，它同时又是作为一种与资本家不同的资本家存在要素，或者说生产本身就是资本”。〔9〕

　　存在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的民营资本虽然在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人格化的经济基础，但并没有完全消除“资本拜物教”的思想意识，在民营资本作用过程中，产生资本人格化的原有的经济基础依然发生着影响。习近平提出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10〕的要求，就在于引导民营资本所有者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成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人格化”因素，在以公有资本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结构影响下，逐步摆脱资本人格化的窠臼。

　　大约在1858年1—2月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计划作出调整，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六册结构计划”。1858年2月，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11〕与原来的“五篇结构计划”相比较，（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六册结构计划”作了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是“五篇结构计划”中第一篇“一般的抽象规定”调整为“六册结构计划”第一册《资本》中的“绪论性的章节”；二是“五篇结构计划”中第二篇“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等作出扩展，成为“六册结构计划”前三册的主题。先前“五篇结构计划”的后三篇与刚提出的“六册结构计划”的后三册，在主题上基本是相一致的。

　　1858年4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六册结构计划”第一册《资本》的结构作出进一步说明，把第一册《资本》“分成四篇”，形成资本理论的“四篇结构”：“(a)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12〕1858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以“六册结构计划”为主线重新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就是“六册结构计划”中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中第一章“商品”和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第三章“资本一般”是马克思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主题，《1861—1863经济学手稿》就是为“资本一般”这一章所写的手稿。

　　与之前的资本理论“三分结构”相比较，《资本》册的“四篇结构”对资本理论作出新的探讨。

　　第二，“四篇结构”中的“(a)资本一般”对“三分结构”中的“I.资本的一般性”作了两个方面的重要扩展：一是“价值”“货币”作为“四篇结构”中“资本一般”的导论性内容，成为整个《资本》册的开头部分；二是“三分结构”中资本的“Ⅱ.特殊性”的“诸资本的积累”，成为“四篇结构”中“(a)资本一般”的对象，“诸资本的积累”成为“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内容。

　　“资本章”提出的资本理论分作“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的“二分结构”，是理解“三分结构”到“四篇结构”的实际变化以及“四篇结构”内在逻辑和资本理论拓新的关键所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的探讨也有重要的启示。

　　在“资本章”中，“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作为资本理论的“二分结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资本的本质特征、展开形式和行为规律探索提出了新的思路，按照资本作用过程把资本理论分为资本特性和资本行为规律两个主要课题，揭示资本的本质规定和运行规律。

　　“资本一般”(Das Kapitalim allgemeinen)是马克思在“资本章”手稿中提出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在一开始提出“资本一般”时就认为：“在这里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的资本，是资本一般，也就是使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价值、货币、流通等等，价格等等，还有劳动等等也一样，都是前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是我们研究的既不是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他各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单个资本，等等。我们研究的是资本的产生过程。这种辩证的产生过程不过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以后的关系应当看作是这一萌芽的发展。”〔15〕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出的“资本一般”范畴，在内在规定性上不同于资本理论“三分结构”中同资本“特殊性”和“个别性”相对应的资本“一般性”范畴；这里的“资本一般”，是同“许多资本”(viele Kapitalien)相对应的范畴。“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来源于黑格尔《逻辑学》的“一”和“多”的辩证思想。在黑格尔看来，“一”作为过程的起点，蕴含着“多”的最抽象的规定性；“多”作为过程的展开形态，既具有与“一”相区别的规定性，又存在与“一”有着内在联系的规定性。“资本章”提出的“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及其转化关系的思想，是对黑格尔“一”和“多”的辩证思想的创新性的运用。

　　“资本章”在对“许多资本”内涵的最初阐释中指出：“从概念来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16〕因此，“许多资本”是以多个资本之间的竞争为运动特征的资本形态，是“资本一般”内在规定性在众多资本运动中的展开形态。

　　“资本章”在对“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辩证关系的阐释中提出：“按照资本的一般概念考察资本时，资本的一切要素是包含在资本中的，这些要素只有当资本实在地表现为许多资本时，才能获得独立的现实性，才能显示出来。那个在竞争范围内并且通过竞争而存在的内在的活的组织，只有这时候才更广泛地展开。”〔17〕在这一辩证关系中，从资本的形态上来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许多资本”较“资本一般”具有更为具体的、现实的规定性：在“许多资本”形态上，资本的内在规定性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外在的形态，展示出个别资本自身的复杂的、具体的规定性；在“许多资本”作用形式上，也使得竞争的机制在多个资本的行为过程中得以实现，获得了更为具体的外在化的形态。对“许多资本”形态及其作用过程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资本“独立的现实性”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对资本的“内在的活的组织”行为和全部过程的理解。

　　“资本章”手稿对“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的“二分结构”的分析，直接成为马克思对资本理论的本质特性和行为规律两大主题探讨的理论特征和学理依循。《资本论》的资本理论结构，对“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的理论特征和学理依循作出创新性的运用。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在对“资本总公式”问题探讨开始时，就对各种特殊形态资本的根本特性作出概述，形成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产业资本为典型形态的分析理路。《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的本质特征和绝对规律、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资本积累和资本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阐释，都是以产业资本形态为根据的，是从“资本一般”意义上对资本特性的叙述。《资本论》第二卷继续以“资本一般”为主题，对资本流通过程的特性作出系统的理论叙述。无论是产业资本循环中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形态，还是在时间上继起和空间上并存的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及其关系，也都是从“资本一般”上对资本流通过程的资本特性作出的系统阐释。《资本论》第二卷最后探讨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问题，同样是以“资本一般”为主题的，是从资本直接生产过程上对资本特性的阐释，这里依然抽象了商业资本、信用资本、借贷资本和农业资本等“许多资本”的进一步的发展形态。

　　在《资本论》第三卷对“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阐释中，马克思一开始就对资本理论叙述理路中实现的从“资本一般”到“许多资本”的转化问题作出说明。马克思开宗明义，在《资本论》第三卷开始时就指出：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其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资本论》第三卷“将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18〕

　　在《资本论》第三卷对“资本一般”到“许多资本”转化过程的阐释中，马克思以竞争机制和机能在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不同作用为根据，作出“竞争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19〕的判断；对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过程作出深入研究，揭示这一转化过程也是价值规律向生产价值规律转化的过程，使得生产价格对市场生产价格的调节功能成为“一般的规律”，成为“支配各种变化的规律”。〔20〕正是在对“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一资本行为规律的阐释中，（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集中于“许多资本”的具体形态的分析，其中主要集中于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借贷资本和农业资本等资本形态的分析，由此而对资本运行过程和行为规律问题作出一系列创新性探讨。

　　生产价格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理论作出的独创性贡献。“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一资本的行为规律，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行为规律的基本内涵，而且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行为规律探讨提供了一般性前提和基础性条件。

　　在“资本章”中，资本理论的“三分结构”和“二分结构”都把资本竞争和资本积累问题作为资本生产过程中“诸资本”或“许多资本”问题对待。在《资本论》第一卷对“诸资本”竞争问题的阐释中，马克思认为，资本竞争以外部压力的方式作用于资本运动过程，使得竞争的“内在规律”，通过资本所有者“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消”；〔21〕通过对资本行为的外部的强制性的约束，“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22〕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23〕

　　“诸资本”的竞争和积累关系，是“资本章”资本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此作出进一步论述：首先，资本竞争和积累的互动是资本行为规律的突出征象。马克思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24〕其次，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过程，是资本行为能力扩张的重要特征。马克思认为：“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而“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25〕再次，资本竞争的外部压力和资本积累及其无限扩张的内在动力，使得“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26〕在资本竞争和资本积累的驱使下，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成为必然的过程；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绝对规律的作用下，资本的无序扩张和极度膨胀也成为必然的结果。最后，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终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绝对规律支配下的竞争和积累的行为过程，概括为以资本的财富积累和工人的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27〕

　　习近平提出的“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问题，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理论，明确地分为资本“特性”和资本“行为规律”这两个主要课题，赋予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一方面是资本“特性”课题，突出对资本属性和本质规定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作用下的“诸资本”，其中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多种资本形态，不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上而且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中，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经济关系实际地相兼容、相结合、相协同；同时，也应该看到，包括民营资本内在的“诸资本”形态的属性并没有完全改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28〕另一方面是资本“行为”的课题，突出对资本在具体经济运行和过程的“行为”的认识，对“诸资本”的“行为”分析表明：“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对“行为规律”的探讨，着力于“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绝不是消除资本的有序竞争和积累的能动力，“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29〕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特性”和“行为”关系、本质规定和运行过程关系等课题作出了开创性的探讨。

　　“资本章”对资本理论的阐释，突出了对资本本质和特性以及资本行为规律的总体关系和整体过程的探讨，凸显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中“总体”的学理特色和方法要义。

　　在“资本章”提出资本理论“三分结构”时，马克思对“总体”的学理特色作过如下说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那么，任何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30〕

　　资本理论“总体”的学理特色主要在于：第一，既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都是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和结果，也都同旧有的所有制关系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是在同旧有的所有制关系相对立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每一种“完成”的经济关系如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尽管已经“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性质，但仍然存有其他一些经济关系的“前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就是说，每一种新的经济关系与旧有的经济关系之间存有多个方面的联系和关系；第三，在由互为前提和互相联系的多种经济关系构成的“总体”中，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使这一“总体”中的各种关系和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不断地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马克思的结论就是：一方面“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另一方面“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

　　资本理论“总体”的这些学理特色，在“资本章”之前撰写的《手稿》的《导言》中已经涉及。在《导言》中，马克思在对资本运行和行为过程“总体”的阐释中提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1〕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资本就是“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有机体制”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2〕

　　资本作为“普照的光”，决定并且改变着存在于资本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总体”中其他一切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的“色彩”和“比重”。也就是说，对“总体”中存在的各种非资本经济关系因素和成分，在性质上发生部分的变化，甚至发生本质上局部的改变。这是因为，“总体”自身的根本性质是由占据主体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根本性质和本质规定决定的。存在于这一“总体”中的各种经济范畴，实际上反映的只是这一“总体”中的个别侧面或者局部规定。也就是说，“总体”中的这些范畴，“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33〕甚至“总体”内存在的各范畴的先后次序的排列，也不取决于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是由“普照的光”来测定和评价它们各自在这一“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它们在这一“总体”中的相互关系。

　　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的地租关系和范畴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前居于主体地位的地租关系和范畴的比较分析，马克思认为：“不论是按照资本的本性还是从历史上来看，资本都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地租的创造者；因而它的作用同样也表现为旧的土地所有权形式的解体。新形式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对旧形式发生了作用。资本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某一方面来看，它表现为现代农业的创造者。”因此，“现代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关系中，包含着现代社会的内在结构，或者说包含着处在资本的各种关系的总体上的资本”。〔34〕资本的“普照的光”不仅重塑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色彩”，而且还从根本改变了留存下来的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比重”。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总体”的探讨，起始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之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使用“资本”范畴，从金融市场意义上提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35〕党的十五大在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时，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特别提到“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36〕2003年10月，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提出“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时强调：“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3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的探讨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资本理论“总体”的学理和方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时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38〕在这一阐释中，首次提出“所有制资本”的概念，对于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多种形态以及基本特征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所有制资本”，一是突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及其本质特征同资本形态及其性质的内在的本质联系；二是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结构中资本形态多样性的内在必然性；三是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资本整体结构中公有资本主体地位。在对“所有制资本”概念认识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应地提出了涵盖“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公有资本”概念，也提出了与“公有资本”相对应的“非公有资本”概念。

　　站在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与现实发展的高度，习近平指出：“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39〕以“所有制资本”为思想要义，习近平在此第一次提出了涵盖“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在内的“资本结构”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结构”，在“总体”关系上，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的“总体”关系和结构相对应。在“资本结构”的“总体”中，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联系的公有资本，主要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是这一资本形态结构的“普照的光”。公有资本这一“普照的光”在对其他各种资本形态的作用过程中，将使得其他各种资本形态发生性质上的部分变化或者本质上的局部改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总体中，非公有资本改变着自身的“色彩”和“比重”，如习近平指出的：“包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活力，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40〕由此形成了非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作用下的“积极作用”。这些“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普照的光”作用的结果，也是非公有资本在这一总体中才呈现的“色彩”，（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显露的“比重”。但同时，非公有资本主要如民营资本自身固有的资本属性和本质规定性依旧发生着作用，特别是“资本具有逐利本性”以及“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等还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作用，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的属性是相矛盾的。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态主体作用的增强，这一矛盾的对抗性质虽然可能逐渐减弱，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在许多场合甚至还会发生一定的冲突。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经济行为，就是民营资本依然存在的“消极作用”。

　　习近平在提到正确理解和对待资本的“积极”和“消极”这两个方面作用时指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实践，将形成中国特色的“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41〕的新的思想和新的道路。

　　在“资本章”中，马克思在对资本带来社会生产力巨大进步进行阐释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极大限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私有制有其“伟大的文明作用”，它破坏以前社会中存在的一切的地方性的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42〕资本逻辑是资本辩证历史的逻辑，马克思认为，资本虽然具有克服以往社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限制的意向，但并不等于它“实际上”就能克服这些限制；（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相反，资本在克服旧有限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产生新的限制，最后“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4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已经从根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羁绊；但是，在新发展阶段五种资本并存的资本格局下，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之间、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之间的关系上，还可能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有的“限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资本总体关系还不成熟的情况下，防止这些“限制”，着力于资本治理还是十分重要的课题。显然，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各种“限制”和“界限”的研究就成为重要的课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有效的资本治理结构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