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进 程帆：《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的建构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在这篇经典之作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正确处理的十个关键问题，科学回答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任务、根本原则、基本方针、性质特征等重大问题，建构起一系列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研究《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的建构，对深刻理解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和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论十大关系》与毛泽东建构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的历史语境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中国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下一步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怎样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现代化建设本领，如何科学对待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也构成了他建构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的历史语境。
(一)中国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崭新的时代课题，即怎样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写作《论十大关系》,进而建构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的。
1953年，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到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所有制基础。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时，就曾提出：“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言，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配合与推动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蓬勃开展，工业生产总值显著提高，“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设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但由于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相当落后，用以巩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基础也十分薄弱。面对中国经济不发达、文化不繁荣、科技不先进的现实状况，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摆脱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思考和写作《论十大关系》,就是要回答中国在开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亟需应对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为更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科学指导。
(二)中国共产党增强现代化建设本领的紧迫课题
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增强党的现代化建设本领，更好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需要解决的全新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科学理论和丰富经验，但对于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技术革命、社会矛盾化解等方面，尚缺乏成熟可行的实践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坚持“一边倒”和“以苏为师”,虽然为中国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充分借鉴，但也导致党内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由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苏联经验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比如，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时，出现了三者投资比例不协调的状况；在对待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布局上，存在限制沿海工业发展的思想；在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地方的若干要求得不到中央批准，导致“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在平衡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方面，存在基建投资过多，“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忽视个人利益”;等等。这集中暴露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结构不协调、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反映了党亟需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理解，由此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紧迫感。
为了尽快克服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本领恐慌”,提高党的现代化建设本领能力，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围绕十个矛盾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和实践要求，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制定现代化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
(三)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现实需要
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许多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出现了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国家安全稳定和现代化建设进程。《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的建构，也源于毛泽东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以达到尽可能少走“弯路”的现实需要。
苏联模式，是苏联在长期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制度体制、方针政策、思维理念的统称，成熟和固化于斯大林领导时期，具有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的基本特征。这一模式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帮助苏联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二战结束后，它对苏联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学习对象和基本依据。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推进，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等弊病不断显露，严重损害了农民和地方的生产积极性。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对苏联模式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他将这些问题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对其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评价为“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因为这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但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也就是没有真正从体制机制上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这些都进一步引发了毛泽东对于如何科学看待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思考。1956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后来，他多次强调“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也是出于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目的，毛泽东凝结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后来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回顾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这种“以苏为鉴”的基本思想贯穿《论十大关系》全文，引领着中国共产党积极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二、《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的主要内涵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围绕十个矛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表述新论断，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基本方针、性质特征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
(一)“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懈奋斗所追求的目标。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强调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任务的话语表达。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包含了将我国建成一个强大国家和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两重内涵。一方面，要把国家建设“强大”,就必须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奠定起“四个现代化”的基本雏形。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又号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毛泽东关于现代化目标任务的话语表达就不仅限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领域了。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强调：“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此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包括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国防安全、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都达到综合强大的现代化状态。
另一方面，也内在规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通过阐明无产阶级专政对镇压反革命、抵抗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提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可以看出，毛泽东始终强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障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实施。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关照，共同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锚定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根本原则的话语表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等重要命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又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
“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不能照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教条，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命题，要求全党“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贯穿《论十大关系》始终的重要思想原则，毛泽东所列举的十个方面的矛盾及其解决方法，正是他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深刻研究中国具体国情基础之上提出来的。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毛泽东也要求坚决不能完全照搬，而要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论十大关系》的开篇，毛泽东就以反问的口吻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他在报告中以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等教训,来告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协调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平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布局，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
“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根本原则，充分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在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这一根本原则，走出了一条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基本方针的话语表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宗明义地说，报告中的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十个问题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家安全、外交等多领域的矛盾关系，实际上也是十个当时最需要调动起来的方面。在经济领域，毛泽东指出仍将投资重点放至重工业上，但是也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保障人民对生活资料的需要；还应平衡好工业与经济布局，利用沿海工业来支持内地工业，依托地方经济来协助中央经济，调动起各类经济关系。在政治领域，毛泽东强调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反对大汉族主义，“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动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同志。在文化领域，毛泽东呼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使国内外科技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都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在社会领域，明确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提高现代化建设中工人与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在国家安全领域，主张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以经济现代化带动国防现代化。在外交领域，坚持“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调动起国外的积极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动力。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结尾再次重申了这一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多领域积极因素凝聚起强大的合力，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蓬勃开展。
(四)“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开放包容特征的话语表达。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决不能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建设，而应该充分吸收各民族、各国家的优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用。
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里的“外国”不单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只要是对中国的建设有利，所有现代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我们都可以吸收借鉴。毛泽东甚至设想，“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希望加大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真切心愿，但是受当时美苏冷战格局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却采取了封锁和遏制政策。
毛泽东在主张向外国学习的同时，也明确要求应该有批判地学，绝不能照抄照搬。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驳斥了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与“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这两种错误态度，强调要批判地吸收国外先进成果，实现国外的有益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真正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话语的提出，使中国现代化建设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拥有国际视野，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话语奠定了话语基础。
三、《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建构的时代意义
以《论十大关系》为起点，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成熟的现代化话语，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成果
“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论十大关系》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现代化理论，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的重要话语成果。
一方面，毛泽东通过《论十大关系》建构的现代化话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是建立在坚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他先后听取了34个国务院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了规模庞大、细致周密的经济工作调查。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既看重中国开展现代化建设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又不回避存在的各类矛盾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相比于苏联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当然，像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等问题，更多地是基于中国国情而提出来的，而且有针对性地作了科学分析。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显然，中国与苏联都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相同“原则”,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还采取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方式方法。
另一方面，《论十大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话语成果，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条件相结合，阐明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表述新论断。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以农轻重为序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努力化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等，都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些话语表达中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和思维方法，对于推进和拓展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依然具有非常强的参考价值。
(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话语遵循
《论十大关系》中的现代化话语，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夯实了理论基础，也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遵循。
毛泽东通过《论十大关系》所建构的现代化话语，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认同，为中共八大制定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政治路线提供了思想指导。对此，刘少奇后来明确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邓小平也对《论十大关系》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975年领导各方面整顿时，首先做的就是主持整理发表《论十大关系》。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可以看出，不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些都已成为党指导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流话语。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的指引下，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至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多半任务都大幅度超额完成。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远高于美、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期增长速度。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合理，与1952年相比，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3.1%上升到56.7%,农业占比由56.9%下降为43.3%,彻底扭转了中国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结构状况。在推进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基础上，党和国家也特别注意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这一时期的国民收入积累率控制在年均24.2%的合理水平上，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指数增长24.5%,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高。以上这些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筑了物质基础，也为进一步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积累了实践经验。
(三)增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现代化话语，创造了人类现代化话语的新形态，增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一方面，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塑造起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由于历史原因，一些西方国家较早地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他们把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制度、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将其描述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新中国成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了孤立和封锁，同时恶意污蔑中国为“专制”“独裁”“极权主义”国家。毛泽东通过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话语，从事实和理论上对这些攻讦作了有力反驳，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1954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驳斥了美国“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的不实之词，同时强调：“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1956年9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团长乌布利希在出席中共八大后，向毛泽东表示感谢：“第八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通过长期细致的话语建构和话语传播，中国作为“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的国家形象逐渐塑造起来。
另一方面，破除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话语借鉴。经过《论十大关系》的系统思考和话语总结，毛泽东批判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命题，同时也希望广大社会主义国家都能结合本国实际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1956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时说：“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他在1956年4月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再次强调：“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现代化经验话语的国际传播，增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国际话语权，也有利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一步争取外国的支持。
总之，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建构起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话语，集中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方法与战略思想，对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了重要话语贡献。在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现代化建设话语，围绕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踏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胜利。
（作者简介：李永进，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帆，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2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3-02-24 09: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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