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无政府主义是个乌托邦-品论天涯网

王毅：无政府主义是个乌托邦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幡然醒悟道：“什么组织我们都试过了，统计起来，何只百几十遭，试想那遭能够收得些效果的”，“ 以我本身来讲，皈依吾主义者不满五年，而参加团体之组织者已指不胜屈。起初的时候，议章程，开会，捐钱，忙得‘象杀有介事’。但是少则忙十天八天，多则忙一月两月，而所谓某某社也，某某会也，又‘烟消云散’了”。

　　无政府主义以其极端的破坏主张与极其美好的理想勾画，一度成为改造中国的“主旋律”。然而，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无政府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检视其式微的原因，可以窥见近代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

盛极一时的乌托邦

　　20世纪初，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倡导“暗杀”，期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人人平等、人人劳动的大同社会，使一些报国无门却又急于改变现状的仁人志士看到希望。他们积极介绍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无政府主义及俄国虚无党的暗杀革命史，鼓吹以“暗杀”来改造不良政治，一时间“暗杀”成为一件“顶时髦的事体”。其中，践行者多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试图以此作为民主革命的重要手段。

　　1907年以后，无政府主义在海外留学生中甚为流行。是时，刘师培、张继、何震等人在东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所”，创办《天义报》，宣扬无政府主义，被称为“天义派无政府主义”。他们主张消灭国家、人人平等，号召“运动农工”没收富豪土地，实现土地国民共有，建立一个“人类均力”的农业社会主义社会。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在法国巴黎发起组织“新世纪社”，被称为“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主张以教育感化当局政府，先使之变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然后再经过长时间努力，最终废除政府，建立一个类似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以“输入学理”相号召，各种主义竞相涌入，各种之“思”蔚为各种之“潮”。众多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以其主张个人自由、友爱互助和描绘至善至美的未来而引人注目，建团体，办刊物，搞运动，颇有声势。据不完全统计，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后出现90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及70余种无政府主义刊物。大致来说，此时期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分为三派。

　　一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以黄凌霜、区声白等为代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派”。他们提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介绍科学之真理，传播人道主义”，“以教育、言论劝其感化，求大多数人之同智同德”，试图从精神上感化剥削阶级及政府，由此通向一个没有政治权威、社会财富共有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是以易家钺、郭梦良、朱谦之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派”。他们以施蒂纳的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奋斗主义”为旗号，将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生理解为个人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的奋斗过程。

　　三是以郑佩纲、李卓、晓星等为代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他们主张工会高于一切、领导一切，号召各地工会联合起来代替国家机构，反对政党，反对政治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上述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各具特色，且都与社会实践或运动相辅相成。他们所设想的乌托邦与中国流传的世外桃源梦想非常契合，正如1912年无政府主义团体“人道学社”出版的小说《极乐地》（也称《新桃花源》）所描绘的，“离开世界间那些魔鬼，再不看见政府那些蟊贼，乘桴浮于海，高声呼天，低声叫地，大声歌唱，猛声骂贼”。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借实验主义的东风，无政府主义化约为工读互助运动和新村主义运动，可谓盛极一时。

提不出切实的社会改造方案

　　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不同派别的无政府主义，虽各有侧重，却有相同内核。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国家是阶级存在的土壤，是官僚政客的寄生所，是吸取国民膏血的寄生虫。总之，国家是万恶之源。因此，各派别的无政府主义不约而同地反对一切强权，主张消灭一切国家、政府、军队，要求绝对自由；主张消灭阶级，人人平等，人人劳动。如何达到此理想状态？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先是提倡暗杀的极端手段，继而幻想以个人“自修成仁”的道德情操感化统治者，以互助社等团体引领无须“伤筋动骨”的社会运动，逐渐走向世界大同。

　　无政府主义勾画的理想社会，既有符合中国人追求大同的一面，容易激发国人的情感认同，也有指向未来的一面，给试图迅速改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知识分子以美好的憧憬。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五四青年，关起门来搞“工读互助”，以自我修炼打造新人生，以改造个人走向改造社会，试图在超脱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创造一个人人德行完美、绝对平等自由的美好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固然有美好的理想，但不顾现实、沉迷个人改造、幻想一夜之间迈入大同社会，注定要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对于当时的民生疾苦与社会黑暗，提不出任何可行可期的改造现实之方，因而其各种试验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纷纷烟消云散。

　　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乃国家存在之基，只有根除阶级，才能使国家消亡。要通往无阶级、无国家的自由状态，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过渡时期，即通过社会革命推翻现存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府，由此争取和维护人民的平等与自由，发展生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消灭阶级对立，走向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邓中夏曾言：“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的目的没有什么两样；无政府主义的好处，共产主义都包有；共产主义的好处，无政府主义却没有了。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反之，无政府主义除开他视为掌上珠，图案画，绣花衣的最美妙的理想目的以外，却空空毫无所有了。”了解了这样一种切实的社会改造主张，特别是看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迅速取得社会成效以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逐渐认识到，以新政府代替旧政府，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才能真正通往理想社会。

　　学说的生命力取决于学说的社会影响力。无政府主义承接过去之大同，注目未来之理想，但究问如何实现，却是其最大的软肋。废止政府，不是纸上谈兵，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进行持续奋斗，想着一觉醒来，天下大变，只能是一种梦幻泡影。近代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既能解释世界又能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凭此可以破旧立新，有依托有步骤地臻于理想之途。无政府主义者仰望星空，却找不到通向灿烂星空的天梯，也就注定了其历史命运。

　　无政府主义在对现实社会的批评和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一致之处，因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但二者在实现理想目标的依靠力量、方式手段等方面有很大不同，难免产生矛盾，使人误解。为纯洁思想、净化组织，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颇具规模的论战。思想越辩越明，主义愈争愈纯。经过论战，不少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进而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后，无政府主义思潮“渐至于衰熄”，各类无政府主义团体相继瓦解。

没有强固的革命组织

　　“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提倡道德自省。这在张扬个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前期，颇受青睐。然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个从“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演进过程。“社会改造”逐渐成为思想界言说的重点，蔚为一种“时代思潮”。致力于“社会改造”，个人的力量显然微乎其微，必须把志趣相同的个人组织起来，才会产生力量。

　　在此背景下，无政府主义者也试图组织起来，或参加已有的组织，或自建组织。但是，他们的聚集以个人的绝对自由为前提，反对严密的组织体系与严格的行为规约，合则聚，不合则散。这样的团体或组织自然无法与“诡计百出的万恶社会奋斗”，在社会改造的大潮中不能不一次次败下阵来。

　　改造个人，可以通过独善其身的躬身反省以及与同道中人互相督促实现；改造社会，则需要强固的组织。越来越多的社会改造者认识到建立强固组织的重要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幡然醒悟道：“什么组织我们都试过了，统计起来，何只百几十遭，试想那遭能够收得些效果的”，“以我本身来讲，皈依吾主义者不满五年，而参加团体之组织者已指不胜屈，起初的时候，议章程，开会，捐钱，忙得‘象杀有介事’。但是少则忙十天八天，多则忙一月两月，而所谓某某社也，某某会也，又‘烟消云散’了”。因而，他提出，重新建立一个平民革命党，“从‘组织大纲’以至‘办事细则’，都要有精密的规定”。

　　无政府主义者曾斥责陈独秀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陈独秀顺着这个语境坦言，自己正是要“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他认为，“开明专制”恰恰为无产阶级政党所需，因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所以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陈独秀似乎对列宁关于阶级、政党和领袖的观点有所发挥。列宁曾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他还形象地讲过，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要使一个国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革命家组织。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家组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促使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关键就在于中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按照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党，并且一开始就力图避免无组织性。

　　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案强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因而其中特别规定，“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共产党员要认同共产党的主张，与“中央机关”保持一致，坚决反对个人主义与地方主义。最终，一些早期共产党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清除出党。

　　美好社会人人憧憬，但罗马建成非一日之功，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方法。社会改造需要理想的引领，更需要物质的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强固的组织。依托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注定无力完成实际的社会改造，注定找不到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最终在行动化的“社会改造”大潮中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3-02-16 11: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