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永：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关系的再思考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实际上就开启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但作为重大命题的提出，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作为创立于19世纪欧洲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十月革命后广泛传播。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这其实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的开启与探索，只不过尚未以重大命题的形式明确提出而已。基本形成共识的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早提出这一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此在全党开始得到运用。

　　据有人回忆，在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过“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用语表达，他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树干和枝叶的关系……每一种树都是不一样的，杨柳和松柏就不一样”。《毛泽东年谱》也有如下记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故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上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至少这两个提法所表达的含义具有一致性。

　　回顾重大命题的提出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各自的深刻内涵，明晰这两个范畴间的内在联系。

　　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所以是不可分割的，根本上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强调的“中国具体实际”，包含中国的基本国情，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包含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现实中不可能也不应当脱离中国所在的世界、中国所处的时代。具体而言，中国具体实际是变化中的实际、是世界中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同时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如果把中国具体实际看作是停滞的、永恒的对象，把中国具体实际理解为脱离世情、脱离时代的对象，那这本身就是教条化的，就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的。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不是囿于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科学原理，实现理论大众化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可以说是始终都内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并一以贯之的。事实上，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毛泽东就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鲜明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经强调过这方面的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表述，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随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列一起，之后一段时间，党的政治报告和重要文献要么单独使用中国化的用语，要么同时使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表述。党的十九大强调的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在此后，往往使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很少再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列相提，党的二十大报告则使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