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衍社 吕明洋：“历史主动精神”概念溯源及其演进逻辑

  相较于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更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秉持历史思维、历史意识、历史自觉，在充分认识历史及其演进规律基础上积极合理地运用规律，进而在推动“经验认知”向“规律认知”不断升华的过程中自觉能动地改造社会历史的能力与特质。历史主动精神与无产阶级的前途命运、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是紧密相连的。

  马克思格外重视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对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过“历史主动精神”这个概念，但是他所使用的“历史主动性”一词生动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在1871年4月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1]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关于历史主动性的思想，他指出：“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2]705列宁将历史主动性作为精神基石和行动原则，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创新性实践举措，使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得以巩固下来，并进一步推动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无私无畏、勇于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其二是对自身的本质力量、历史使命以及要求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其三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革命能力、毅力和坚定性；其四是在坚持精神和思想独立性基础上按照客观规律与实际情况改造社会历史、按照内在固有尺度包括美的规律从事创造性和创新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主动精神”概念正是来源于马克思和列宁所讲的“历史主动性”。

  在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历史主动性渗透于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以强大意志合力摆脱资本主义的禁锢与束缚，推翻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制度的实际过程中。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3]170，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兴起与扩张，无产阶级逐步摆脱了狭隘的地域局限，突破了封闭的交往边界，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源源不断的财富，日益从历史中脱颖而出，以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历史主动精神屹立于世界历史舞台。这就彻底否定了唯心史观认为无产阶级“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的错误观点[4]。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是“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5]。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伴随其自身发展壮大以及谋求彻底解放的历史活动而不断提高。因而，无论是在斗争意志、无畏气魄、牺牲精神、革命热情上，还是在思想观念、政治意识、思维活动上，都体现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认识与改造社会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在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进行考察时，应当结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对其加以研究。从作为“幽灵”徘徊于欧洲上空，到在欧亚一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成为现实形态，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始终饱受诘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人类历史客观事实和演进机理的分析，既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又在科学阐释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趋势。这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决定性的确立为无产阶级发挥历史主动性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明确方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愿景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离不开对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自觉意识与能动发挥。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劳苦大众深感同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也通过各种尝试努力为无产阶级寻找出路，但他们始终没有突破思维定式与传统观念，仍然认为无产阶级是弱势群体、苦难阶级、惰性力量，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割裂了“环境创造人”和“人创造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3]138“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这部分人担任教育者、解放者的角色，劳苦大众则降为教育和解放的客体，这显然是不合理、不平等、不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评价欧文“以很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以很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3]128显然是很准确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一样“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3]431，恰恰相反，其创始人与把历史发展前途命运寄托在少数“高贵者”身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作了严格区别。他们尤为注重发挥无产阶级的历史首创精神与历史主动性，着力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水平。即使斗争或起义暂时走向失败，在马克思看来，也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于其清醒自觉与义无反顾地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夺取政权的历史主动性给予充分肯定，并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

  列宁对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同样持高度赞赏的态度。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与俄国机会主义者嘲讽工人群众的奋不顾身与冲天精神不同，他由衷希望工人政党能够像马克思一样对待群众的冲天尝试和革命运动。在介绍和阐释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书信时，列宁对十二月武装起义后，普列汉诺夫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说教责怪革命战士的行径进行了强烈抨击。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发挥历史主动性，一方面创造着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不可能预先绝对准确地判断胜算。如果为了逃避挫折与失败而选择放弃“拿起武器”，那就和为了所谓日后的“胜利”而无条件地抛弃当下的革命没有分别。不战即降的危害远远大于革命挫折和战士牺牲，因为它损失的是战士们的内在主动性与无私无畏的精神，最终会导致无产阶级战斗力大幅下降。列宁指出：“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2]707这种“教育”和“训练”的直接目的就是提高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发扬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中，发挥历史主动性离不开“实践”这个核心要素，体现在现实中就是对“劳动”范畴的突出强调。列宁高度重视对劳动人民历史主动性和历史首创精神的激发和调动，譬如他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支持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号召开展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力求实现“劳”与“教”的有机统一。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列宁疾呼最具组织、觉悟、热情的无产阶级与同情分子最大程度地发挥革命精神、创造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竭尽全力同高尔察克斗争到底，并提议在每个星期六从事一次自愿劳动。在俄共（布）领导下，这一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成效尤为显著，生动体现了劳动人民崇高的劳动美德、乐观的劳动态度、坚强的劳动意志，“表明了工人自愿自觉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6]。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伟大的创举”不仅具有首创性，其见之于实践的活生生过程凸显了劳动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和“新人”素养，反映了无产阶级具有其他阶级或阶层无法比拟的世界历史眼光和历史主动精神。劳动竞赛对于摒弃社会主义初期发展中遗存的资本主义偷奸取巧、好逸恶劳、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风气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劳动竞赛激发了工农劳动群众的劳动热情、劳动潜能和劳动活力，对于大规模地培育满腔热情、担当善为的优秀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列宁看来，这一劳动竞赛运动发挥了“洗涤剂”的重要效能，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那些在星期六义务劳动中表现突出、忘我奉献的人，一定是合格的共产党员”[7]。唯有这些人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坚定的历史担当积极参与管理、合作与监督，充分发扬历史主动性，才能拯救与捍卫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至此，“历史主动精神”概念的语义对象已开始从无产阶级向共产党人聚焦化和形象化。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8]1516。“精神被动”并不是中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和禀赋，这种非自觉、非自立的精神状态是封建主义精神束缚与帝国主义精神侵略等复杂因素的结果。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爱国先进分子在反思和求索中逐步形成了中国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历史必然的理性认识。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诞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之中，自觉肩负起推翻阻碍人民独立思考、追求幸福、实现复兴的一切关系之重担。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主心骨”，中国人民精神上不再萎靡和彷徨，觉醒了的中华民族在奋斗中逐步培育起精神自觉、精神自信、精神自强，又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全体中华儿女紧密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将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经过长期不懈奋斗，终于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道义制高点上，成功探索出一条合乎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富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之路。实践证明，历史主动精神与历史创造精神深深植根于党和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历史主动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中国人民具有高度的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这种主动性与创造性，在毛泽东那里一般被称之为“自觉的能动性”。

  “自觉的能动性”的提出是“历史主动精神”概念生成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恩格斯最早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首次把实践观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灵巧的蜜蜂”生动比喻并深刻说明了人相较于动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人类所特有的这种能动性。列宁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革命时也特别强调发挥革命者的历史主动性。这些重要思想被在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中国进行艰辛革命探索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发展，毛泽东在其著名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中对“自觉的能动性”概念作了科学概括和阐释，同时将这一思想观点成功运用到革命实践中。他指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9]477他深刻揭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认识与实践两种具体、现实的基本活动方式。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其发展都遵循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规律绝不是直接的现实，认识与把握规律离不开人们自觉能动性的充分发挥。这种自觉能动性集中体现了人们在实践中的目的性、计划性、原则性、灵活性、预见性、创造性等本质规定。人们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认知能力，尤其是能够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合理地利用规律，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客观世界，从而使外部世界烙上人的意志印记，使其逐步转化为“为我的存在”。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升华的历史过程，历史主动精神则贯穿于这个过程的始终，并逐步彰显出来。

  正如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0]人的认识和实践中蕴含着情感、情绪与主观意志努力，这些内在精神因素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起到了重要的调控和驱动作用。执着信念、充足信心、坚定情愫、顽强毅力、坚韧意志等一旦外化为行动，将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毛泽东倡导革命热情、冲天干劲、无畏勇气、拼命精神而反对做懦夫懒汉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9]412其中“再坚持一下”就是强调咬紧牙关的韧劲、坚忍不拔的恒劲、攻坚不止的拼劲。在抗日战争进入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关头，毛泽东指明了“把中国引向黑暗”和“把中国引向光明”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引用愚公移山典故，激发全国人民坚定“革命一定要胜利”[11]的决心与恒心，鼓励大家齐心协力推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他又发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号令，倡导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对于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1949年8月至9月，毛泽东陆续为新华社撰写了五篇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与艾奇逊信件的评论，批判了以帝国主义视角阐释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错误观点，驳斥了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谬论，明确提出了“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8]1515的立场，进一步激发了解放区广大军民的革命意志与必胜信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他又以高度的紧迫感和时代感发出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感叹，鼓舞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秉持锲而不舍、分秒必争的精神加快前进步伐。

  毛泽东承袭并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注重调动和发扬一切积极因素，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9]477，爱惜人民的革命主动性与积极性，高度重视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历史使命，发挥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他强调，“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9]469，“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9]511。他既持守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之立场，又阐明了人民在历史主动精神发挥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同时，毛泽东极其重视发扬领导干部的自觉能动性。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他要求各级党的一把手对合作化工作要亲力亲为，不断提升理论水平与业务能力。仅用三年多的时间，我国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胜利的背后，不仅有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更离不开领导者的付出和贡献。毛泽东对自觉能动性的充分阐发和熟练运用，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在自觉能动性视域中对历史主动精神的独特阐发和独到见解，另一方面彰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灵魂深刻诠释了这种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实事求是体现了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唯此，党和人民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群众路线体现了尊重人民的主体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深入群众听取意见，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有了对群众路线的坚持，党和人民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独立自主体现了未雨绸缪的预见精神和清醒自觉的主动精神，既以高度自信与坚定定力坚持走自己的路、走正确的路，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以前瞻眼光与开放心态坚持辩证取舍、为我所用，坚持独立自主，我们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12]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被广泛运用，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与建设的卓越成就充分证明了其理论魅力和实践威力。当然，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过多次曲折。“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偏离了发挥自觉能动性所必需的正确立场和方法论原则，极大挫伤了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但我们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依靠自身力量与人民支持，主动纠正错误，在总结失败教训基础上又开辟出了正确的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外延得到进一步拓展，其概念日益明晰并走向成熟。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和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深沉企盼，全面开展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13]141。思想路线的端正克服了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局限，促使主观符合客观、理论符合实际，不仅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党和人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提供了正确指导。同时，我们党按照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制定出的一系列合民意、顺民心的方针政策，极大地焕发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过去积累的诸多问题得以逐步解决。实践证明，唯有以思想解放为基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方法、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逐步在历史演进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改革开放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人民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成就伟大事业都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而这种精神力量正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邓小平在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强调激发和动员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精神力量。他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3]367-368这些精神品质不仅是科学信仰、坚定信念、必胜信心的生动诠释，也是历史主动精神的真实写照，揭示了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精神密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和人民不仅继承与弘扬了这些伟大精神，也始终葆有“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邓小平把能动的反映论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有机统一，他特别强调“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13]41，一系列政策的具体落实使广大知识分子备受鼓舞，激发了他们为改革开放贡献智力支持的热情和信心，大大增强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主体力量。同时，邓小平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倡导敢破敢立、敢为人先的精神，改革开放的“闯”与“试”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中国发生了“史诗般的进步”，同时也赋予了历史主动精神以新的时代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筚路蓝缕创造千秋伟业的一项伟大事业。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艰辛付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正式提出了“历史主动精神”概念，指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重要原则。他指出：“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同现代化大生产紧密联系，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他们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自我牺牲精神、艰苦创业精神、历史主动精神，不愧为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14]工人阶级是现代化工业的产物，并伴随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壮大，他们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而存在，遭受着巨大压迫与不公对待，因而其历史使命就是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这就要求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先进而强大的领导阶级和领导力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客观地位决定了他们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始终发挥领导作用，代表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方向。

  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地位与作用不容小觑，更不容否定。江泽民强调，要“尊重和维护工人阶级应有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千方百计为发挥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创造条件”[15]。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强调要“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16]。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其对国家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的，唯有通过自己的政党，工人阶级才能实现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才能将自己的阶级利益上升为政治要求，并表现为国家意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始终代表着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正是以高度的纪律性、觉悟性、组织性和历史主动精神，依靠广大党员在学习、生产、生活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支持与赞誉，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自身周围，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谱写历史新篇章。历史地看，进入21世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特征尤为显著，我们面临过非典疫情的侵袭、汶川地震的灾祸、外部环境的制约、经济转型的艰难，而党领导人民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变压力为动力、变危机为生机，稳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前景。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综合研判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基础上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与世界坐标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此基础上，我们党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围绕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部署了党的中心工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时代是思想之沃土，实践是理论之来源。在我国，“历史主动精神”概念正是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从党的诞生到建立新中国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从实行改革开放与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发扬见微知著、未雨绸缪的预见精神，在洞察历史大势、顺应时代与世界潮流、抓住历史变革机遇中赢得了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从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到为了改变中国百废待兴的落后面貌，从为了使人民摆脱贫穷、尽快富裕起来到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党始终秉持着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和勇毅前行的责任担当，不懈奋斗，不断赢得正义、民心与未来。从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及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求解，到再度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我们党发扬尊重历史规律的科学精神，在明辨每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时代特征中把握住了前行发展的历史主动。从确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清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到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从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禁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前进和新时代的守正创新，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从新的时代条件与实践要求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推动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走向深入，昭示了党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可见，历史主动精神具有鲜明的生成性品格，是党百年来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奋进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绽放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

  从文本角度看，《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17]三组短语高度概括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精神风貌、深厚素养和优秀品质，相较于十九大报告中“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的表述，增添了“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并将其置于首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涵。概言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以整体视角深刻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又以微观视角洞察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与环节，作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18]，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凝练与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在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中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不断推动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

  第二，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指导，站稳人民立场，把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作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9]4的庄严承诺，一方面，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新发展理念，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推向新境界，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胸怀围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焕发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调动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19]44，矢志不移地信任、支持、依靠人民，聆听人民多样化的合理诉求，通过更加合理的制度安排增强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在赢得民心民意中使人民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与美好生活实践，充分汲取人民的智慧养分和奋进伟力。

  第三，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与开拓创新的良性互动，在能动改造社会历史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又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成为引领我们进行道路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实践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为我们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奋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四，先后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一方面，在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厚植理论素养中不断夯实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着力强化政治觉悟、担当精神与服务意识，使共产党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经受危险考验的能力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在坚守初心、总结历史经验中不断增强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从伟大成就中主动汲取能够在历史洪流中行稳致远的经验智慧，为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并汇聚更多宝贵财富提供了行动指引。

  第五，运用整体思维、辩证方法、长远眼光、世界视野分析研判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用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把握国际形势，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不断增强机遇意识与风险意识，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20]，根据新变化新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思想，作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部署，同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在积极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中贡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生动诠释了“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21]这一鲜明论断。

  第六，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以“勇于自我革命”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创新答案，并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向利益藩篱与顽瘴痼疾果断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组合拳”，不断为社会革命扫清种种障碍，使我们党以更加强健的肌体克服重重困难、战胜一系列风险挑战，同时也夯实了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展现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形成了党的光荣传统。”[22]建党百年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遵循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顺应历史大势、把握历史机遇、强化历史担当、勇于自我革命中不断坚毅前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书写中国发展的壮丽画卷，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依据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百年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形成的宝贵经验，我们可以把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涵凝练为五方面的具体精神：一是尊重历史规律的科学精神，二是尊重人民的主体精神，三是清醒自觉的主动精神，四是未雨绸缪的预见精神，五是勇毅前行的担当精神[23]。现实地看，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前途光明的关键当口，然而复兴之路依然道阻且长。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或抽象的理论阐释中，而应推动其由观念存在转化为现实存在，充分释放其指导实践与推动工作的磅礴力量。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进一步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牢牢掌握历史主动，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此，需要把握好五方面的辩证关系。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相统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科学把握统一战线的特点和趋势，不断深化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规律的认识，巩固与优化大统战工作格局，特别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统合作用与合作优势，从而促进形成“众星捧月”的生动格局，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激发全体中华儿女投身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性和历史责任感创造条件。

第二，坚持尊重规律和尊重人民相统一。要站稳尊重历史客观规律的科学立场，正确发挥人民的历史创造精神，让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新力量充分涌流，将人民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而鲜活的经验提炼概括出来，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为党团结带领人民再创历史辉煌、续写奋斗华章提供有益指导。

第三，坚持理论创新和开拓创新相统一。要坚持以现实问题为指导，自觉运用科学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持续深化对“两个大局”“两个一百年”“两个创造”“两个结合”“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同时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主动回应时代、理论与实践发展需要，增强改革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占据开拓进取的主动地位，形成理论创新与开拓创新相融相通、相得益彰的生动景象。

  第四，坚持审时度势和乘势而上相统一。既要把回顾历史、俯瞰现在、谋划未来贯通起来，找准历史坐标、明晰历史方位、作出战略规划，又要综合比较、理性分析、完整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波谲云诡的国际风云中运筹帷幄，抢占发展先机和变革时机，做到积极地蓄势、积势和恰当地用势、驭势相结合，顺势而为、谋势而动、乘势而上，从而赢得跟上时代大潮、走在时代前列的历史主动。

  第五，坚持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统一。既要通过自我革命革故鼎新、精准施策，消除一切阻碍社会革命的腐肉毒瘤与利益藩篱，抓住抓好“关键少数”以充分发挥其表率作用与中坚力量，又要在社会革命中不断增强自我革命勇气、锻造自我革命能力、完善自我革命制度，以伟大自我革命保障、引领与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强化、升华与检验伟大自我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1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这10年的伟大成就与变革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带领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勠力同心、勇毅前行的结果，体现了我国对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发展格局、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发展路径的创新性认识，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我们党要继续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以实际行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团结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开拓前进、砥砺前行，奋力跑好属于自己的接力棒，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达到胜利的彼岸。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