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生 吴云峰：抗战与生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春耕运动

　　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在战争环境下，其战略意义尤为凸显。特别是对在敌后进行艰苦抗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有没有充足的粮食，是关系根据地能否生存和发展、关系全民族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具体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来看，要保证 1500万人民都有饭吃，保证根据地的子弟兵有充分的给养，必须有足够的粮食，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粮食供应不足的状态，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出现粮食危机。如 1940年时，有的部队一人一天只能吃到半斤小米、半斤玉米。由于吃不饱，病员日渐增加，不用说打仗，就连正常训练都有困难。1942年至 1943年，曲阳、唐县、完县、阜平等地更是有 1万多人完全断炊，不少人以草根、树皮、麦糠、玉米秆充饥。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所以会出现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日伪持续掠夺和破坏。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和“清乡”，使劳力及耕畜、农具、耕地等生产资料遭到破坏。据统计，全面抗战八年间，日军的烧杀抢掠使晋察冀根据地人口死亡 70余万人，被抓走壮丁 50余万人，耕畜损失 63万余头，农具损失 1300余万件，粮食损失 133亿余公斤。仅冀东一带被掠走的稻米就有 5000万石，冀中七专区损失粮食更是达到 15亿斤之多。其次，国民党顽固势力限制和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发展。赢得抗日战争胜利需要全民族团结起来，但国民党顽固势力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多方掣肘，叫嚣“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妄图限制和瓦解抗日根据地政权。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进行经济封锁，不让物资进入根据地。这就使本就物资匮乏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雪上加霜。再次，自然灾害对根据地农业生产的破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期间不断受到自然灾害的侵扰，尤其是 1939年至 1943年间，先后发生大范围的水灾和旱灾，给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1939年 7月间，华北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水灾，冀中全区一片汪洋，农村尽成泽国，受灾县份达 22县，被淹田禾约 15万余顷。农业歉收，直接影响到根据地的军需民食。最后，晋察冀根据地部分干部群众对农业生产态度消极。在战争环境下，有的党员干部把抗日打仗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但轻视农业生产。有的农民因为根据地农业生产在日伪不断的“扫荡”中遭到严重的破坏而积极性大打折扣，认为“活在这年头怎么都一样，还加紧耕什么地”。有的地主为逃避合理负担，采取消极生产的方式应对。这些因素的叠加，使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和粮食供给受到严重影响。

　　为在持久抗战中战胜敌人及粉碎敌人的经济掠夺，保证军民“不饥不寒”，根据地将经济建设的总方向确定为“在反对敌人扫荡、进攻、封锁、破坏中，发展经济建设，也即是在武装保卫下，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发展全边区农业与手工业，组织春耕秋收等运动，使全边区的生产事业在新的姿态下发展起来，以保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特别是春耕运动，对于处于华北腹地的晋察冀根据地而言，是一年农业生产的关键，对全年粮食产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这一经济建设总方针的指导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春耕运动迅速展开。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春开始至 1945年抗战结束，共开展春耕运动 8次。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春耕运动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春耕运动更是成为其中的一项重点内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春耕运动，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的。

　　（一）健全春耕组织领导体系

　　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对开展春耕运动十分重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每年春耕前都会自上而下、依次成立各级春耕委员会作为春耕的最高领导机关。春耕委员会一般由党政军民各方共同组成，其中包括农业专家。委员会内设正副主任各一名，下设组织、宣传、指导、经济合作等四部，各部根据事务简繁添设干事若干名。春耕委员会设置初衷是希望能利用已较为完备的各级组织体系，充分调动政府、军队、农会、妇救会、士绅等各方力量，从而增强领导力，最终实现春耕任务的顺利完成。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发现此种组织方式存在一定问题，比如，有的干部兼任春耕委员会职务时，其本职工作无人代替，结果因忙于本职工作导致春耕工作无法顾及。有的春耕委员会干部仅负责下发文件，对实际春耕过程和效果并不关心，使春耕委员会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为此，根据地明确要求对抽调出来负责指导春耕工作的干部不得分配其他工作，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保障春耕的开展。根据地还按照“集体讨论，分散领导”的方式，把抽调干部分成几个小组，划分几个地区，每一小组负责领导一个地区，一定程度上使春耕委员会能够深入到基层农户当中，从而提高了春耕委员会的领导效力。

　　在实际工作中，春耕委员会按照根据地年度粮食需求制定春耕生产计划，并根据当地农耕传统，将春耕划分为准备和实施两个阶段。一般每年 2月到 3月初为春耕准备阶段，3月中旬到 5月为春耕实施阶段。在春耕准备阶段，春耕委员会主要负责下乡调查土地、种子、农具、耕畜情况，协调和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如 1942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春耕指示中明确春耕准备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被敌俘虏地户土地租种、农具制造修理与调剂、种子购买调剂与处理、耕畜的购买与调剂、春耕贷款等问题。在此过程中，上级春耕委员会还负有监督和纠正下级春耕委员会工作的职责，防止出现工作粗枝大叶、不够具体、浮于表面等问题。为提高基层干部对春耕准备的认识和理解，春耕委员会还会举办基层生产干部培训班，对基层干部进行训练。如 1941年 3月，阜平春耕委员会召集全县 217位生产主任分两批，进行为期 4天的春耕生产培训。培训主要内容包括：宣讲农民土地及劳动政策，讲授农业技术和对春耕应有的认识，布置春耕工作，等等。

　　在春耕实施阶段，春耕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进行检查和监督，保证与春耕相关的决议和决定，经过各个系统全面统一地布置下去，使春耕计划不打折扣地得到执行。如 1940年春耕运动中，北岳区第五专区专门组织了三个突击检查团，在平山、灵寿、行唐县实行突击检查。在突击检查期间，平山、灵寿、行唐县每天用电话报告工作一次，第五专区每天用电话检查与指示各县工作一次。严格紧张的突击检查，起到了良好的督促作用，为春耕运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二）加强宣传动员，提高干部、群众春耕热情

　　在春耕运动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采取多种措施对春耕运动进行宣传动员。一是通过举办各级干部训练班，召开春耕会议、春耕运动群众大会等形式，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春耕运动重要性，提高他们对于春耕运动的认识。二是在报刊上开辟春耕运动专栏、出版春耕运动专号。比如，晋察冀机关报《抗敌报》开辟专栏，发表多篇宣传动员作品，其中有一首《开荒》的诗，颇能反映对农民开荒的宣传教育。诗是这样写的：“月亮地，明光光，男女老少去开荒，多开一亩地多打一亩粮，一家大小不再闹饥荒；太阳儿，出来啦，东山野草要铲光，只要大家齐心出力量，哪怕粮食装不满仓；持久战，打东洋，家家户户去完粮，抗日的力量大家来保障，打走鬼子才能把福享。”三是组织宣传队，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秧歌、社火、对联等方式宣传春耕。阜平县在春耕运动期间，就组织了血花剧社，深入农村演戏，作春耕的宣传动员。四是开展“劝懒汉运动”，通过各种方式对不愿耕作、无所事事者进行说服教育，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广大干部群众经过春耕宣传教育，充分认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积极进行春耕生产，为抗战提供坚强保障，早日将日寇赶出中国才会有好日子过。于是，根据地男女老幼都积极投身于春耕生产中，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模范。据统计，1940年春耕运动中，新乐等四县参加春耕人数均达到总人口的 70%以上，参加人数将近 56万人。广大妇女也从家庭与厨房中走上了田野，跟男子一样扛石、抬沙、修坝、翻地。在春耕运动中涌现的平山县妇救会会员焦金英，丈夫参军抗日，她背着三四岁的小孩子，一个人开了 10亩荒地，修了 21亩滩地，被评为女劳动英雄的模范典型。在根据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根据地人民充分发扬劳动互助的精神，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代耕团、突击队等。如帮助抗日家属春耕的代耕团青年们，在春耕中一丝不苟，精耕细作，抗属们都夸赞比自家儿子在家时还尽心。人们在春耕运动中敲钟起床，敲钟下地，成群开渠，结队送粪，紧张热烈的劳动气象随处可见。

　　（三）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并帮助群众补充生产资料

　　为使春耕运动取得实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垦荒和兴修水利运动，并通过发放贷款、互助合作等方式补充耕畜、农具、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

　　第一，鼓励开垦荒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先后颁布《晋察冀边区垦荒单行条例》和《晋察冀边区垦修滩荒办法》，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和荒滩，并给予一定年限的优惠政策。在每年的春耕运动中，更是把开垦荒地和彻底消灭熟荒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力争做到“不发生一亩新荒”。为提高民众开荒的积极性，根据地以发放粮食等方式组织贫民成立垦荒团，有计划地开垦荒地。在党政军民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大量荒地被开垦成了良田。以北岳区为例，1938年到 1943年，恢复耕地与滩地 55万余亩。其中，1938、1939两年，平山、阜平等 9县开荒 25000余亩。1940年平山、灵寿、井陉、新乐、行唐、正定 6县，在春耕运动中耕地面积较水灾前增加 13541亩，水田面积增加 13327.5亩。

　　第二，大力兴修水利。兴修水利也是春耕运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于应对自然灾害，提高粮食产量十分重要。尤其在人稠地狭的晋冀交界地带，荒山、荒地基本都被开发完了，只有依靠兴修水利，提高粮食产量来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在水利建设中，根据地及时吸取灌溉大渠容易遭到敌伪破坏的教训，提出开小渠运动。通过努力，各种小渠布满全北岳区，不仅使灌溉面积较之修建大渠时扩大数倍，而且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1943年，根据地还采用合作和民办公助办法，组织凿井工作和挡水汪凿泉，推行江南式水车、吊杆和井用畜力水车，加快旱地改造工程。据统计，1939年至1943年，北岳区共开水渠 2320道、凿井 5538眼、灌溉 447804.4亩。

　　第三，补充生产资料。由于日伪的掠夺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根据地耕畜、农具、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严重缺乏，增加了春耕生产的困难。因此，每年春耕运动中，根据地都会集中全力补充生产资料，力争做到不因物资缺乏而违农时，影响农业生产。针对耕畜缺乏问题，根据地一是颁布法令，对现有耕畜进行登记，最大限度地保护现有耕畜。二是充分发挥民众互助合作精神，大力推行耕畜调剂和互助的方式，提高耕畜的利用率。三是想办法购买耕畜，如曲阳、行唐、唐县、完县、易县等地动员从事牲口交易的商贩到雁北、繁峙、绥远等地购买牲畜，政府负责发放证明文件，保证购运无阻。为解决农民购买耕畜资金困难的问题，根据地或发放春耕贷款，或组织耕畜合作社伙买。针对农具缺乏的问题，根据地组织创办农具制造厂或农具生产合作社，号召和帮助铁匠建立铸铁炉，并从游击区动员铁匠到根据地设炉铸造。针对种子缺乏的问题，根据地设立试验农场，改良种子，研究新品种，提高产量。对贫困农民则采取直接贷种的方式，先耕种，收获之后再归还。针对肥料缺乏的问题，根据地将春耕运动和卫生运动结合起来，提倡挖大茅坑积攒人粪尿，同时要求把猪、羊等牲畜圈入圈棚，禁止随地拉粪，以便收集肥料。这样既使得人粪尿和厩肥得到充分利用，又降低了可能因卫生不洁所造成疫病传播的风险。

　　（四）加强根据地武装力量，努力为春耕运动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

　　没有相对稳定的环境，就难以进行农业生产。而晋察冀根据地常常面临日伪的“扫荡”和破坏，特别是在春耕时节，日伪的破坏更加残暴，不仅进行军事进攻，而且疯狂地进行抓壮丁、抢耕牛、抢粮等破坏活动。比如，1941年春耕时节，一队日军就包围了涞源灵吉村，抢走牲口 9头，抓走干部 7人，抢走平粜股洋1800元。另一队驻扎在繁峙县神堂堡、韩家庄的日军则包围了繁峙县文溪村，抢走耕牛 40余头，抓走群众 6人，意在破坏春耕。日伪的这些破坏行径影响了春耕运动的开展。

　　对此，晋察冀根据地动员青壮年男女，在自愿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成民兵、抗日人民自卫军，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主力兵团执行较大规模的作战任务，地方兵团在一定地区内担任分散的游击战任务，民兵、自卫军以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保卫家乡，努力为春耕运动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

　　在广泛进行游击战争的基础上，晋察冀根据地开展了反抓夫、反蚕食、反抢掠运动，强调战斗中生产、生产中战斗，一面警戒、一面突击生产，敌来则打，敌退则耕。同时，根据地发出“武装保卫春耕”的号召，组织各地民兵踊跃参加破袭，破坏日军交通设施，通过割电话线、挖断汽车路、填平护路沟等措施保卫春耕生产。民兵还和农民结成生产战斗互助组，消除农民因担心抓壮丁而不敢春耕的顾虑。比如，1939年，阜平在春耕运动中，为使群众能够安心春耕生产，根据地把基干队调到敌占区附近打游击，牵制住敌人。还组织 3000余人用一周的时间破坏了敌人通往阜平的交通要道，为春耕生产提供了安全保障。为防止汉奸、密探渗透，破坏春耕，各村分别组织了妇女自卫队、儿童团、老人团，由他们负责站岗放哨。通过加强武装力量，敌人的破坏活动被粉碎，根据地开展春耕运动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在党的有效领导和群众的广泛参与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春耕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量荒地得到开垦，水利建设成效显著，粮食产量明显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比如，1944年，北岳区扩大耕地面积 53万余亩，旱地变水田 11万余亩，总计增产谷 25万大石。特别是一些英雄模范村，粮食产量比 1943年增加 43%，一般村庄的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从农民粮食供应情况来看，大部分人的粮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就是不够吃的户粮食也增加了”。到 1945年，即使在受到前旱后涝、风雹成灾等不利自然条件的影响下，由于精耕细作，粮食产量也在继续增加。比如，盂县磨盘村虽受到雹灾，粮食总产量却达到 600石，比去年增加了 80石；冀晋区第二专署则不仅完成了全年增产 10万担的生产任务，而且够吃足用后尚余粮 50多万石。根据地民众生活水平普遍逐年上升，正如模范劳动者刘风讲述的那样，自己过去要过饭，当过长工，下过煤窑，但光景很苦，直到八路军来了之后，日子一天天好起来，1940年娶了老婆，1943年买了 30亩地，1944年又买了 3亩好地，还买了半个牛，“差不多丰衣足食了”。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春耕运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改善民生的同时，也为巩固根据地和长期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毛泽东曾指出，“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大批干部脚踏实地，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帮助农民进行春耕生产，在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不但救国公粮的数量得以不断增长，人民的负担也不断减轻。据统计，1938年至 1942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共征收公粮 3.7亿余市斤，1945年包括粮、款、布、棉在内的征收总额达到 3.6448亿元，比 1944年增加 2.25倍。而人民的负担大幅减少，比如，“1942年征收边区款，每分的负担量是 1.326市斗小米，1943年减到 9市升，减轻了 33%还多”。

　　总之，抗日根据地的春耕运动，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保持和推动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有效应对了日伪顽的破坏和封锁，不但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而且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春耕运动这样的生产运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地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作者：张淑生，廊坊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吴云峰，黄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