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迪米洛·贾凯：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对于那些习惯于在西方政治文化背景下谈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来说，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会遇到不小的困难。

　　首先，这存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不同认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指导实践的方法论。然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习惯于分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将其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某些具体方面，或者说其中非常独特的方面。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另一种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思想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单一的理论语料库，在科学上毫无价值。

　　其次，这部分地源自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不同态度。事实上，在西方，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愈发薄弱了。

　　最后，还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差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而不是主要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理论基础（就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那样）。

　　习近平强调，理论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捍卫其免于遭受各种性质的攻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同步的，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习近平还引用了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致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引用了恩格斯的这句话，同时深刻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

　　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需要结合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这样，实践与理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互动，理论结合具体的实践得到发展，反过来又指导实践。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7日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思想体系中，还加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凝结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新理论探索。

　　在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体系的贡献进行分析。其中，至少有两点非常值得关注：第一，这个思想体系的目的是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整体性概括一条复杂的历史道路，突出其进步性，同时又不忽视该进程中所发生的深刻转折；第二，所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提到的思想、理论或概念，都不仅仅是政策的结晶，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2013年11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治理成果、所遭遇的治理挑战，进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还指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对什么是“重大问题”也有非常明确的解释，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不能一劳永逸，而且过去取得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发展成果，也使中国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布哈林进行了争论，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我们“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

　　缺乏成文的预定解决方案以及直面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挑战的需要，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优秀成果持开放态度。

　　在2014年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后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他进一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在习近平的讲话和著作中，常常引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家的名言。2014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他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得到了精彩深刻的阐释，其中的一些价值观和思想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在内涵上是一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在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讲了这样一句值得我们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深思的话，“马克思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有过敏锐的观察。他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

　　2019年，《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篇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题。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将其概括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变化蕴含着诸多“风险和挑战”，一部分与中国自身有关，一部分具有外部性质；有些与经济和社会有关，有些则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关。

　　共存这一概念包含着合作的理念，但是，合作并不排斥竞争。习近平的著作中对竞争的考察分析意义重大。在谈到继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时，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此后，他又强调，“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习近平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作了更具普遍意义的表述，“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贡献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我认为还有必要进行以下总结。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