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造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叙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人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致的行动。权威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永恒景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既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更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法理事实。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的一切事情都难以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在百年法治奋斗历程中，党的法治领导机制不断成熟，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法治领导机制逐步定型，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法治领导机制的创新。

　　在领导法治建设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法典化基因，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基本原理，在法律规范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推进文本创新，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迈向中国式法典化新阶段，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华法治文明气质的法治文本系统。此举在人类法治文明形态中的创造意义极其鲜明：照搬和临摹不是有效选项，立足国情、立足实践，注重体系建设、宏观微观并重才是理性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法治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具有鲜明特色的法治话语，塑造了党的法治理论谱系和法理范畴结构，为人类法治文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的中国式法治话语体系。有学者以中国古代“政刑”到现代“政法”为分析进路，提出法安天下、法顺民心、法乃公器、奉法强国等良政愿景，提出“如何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并提升中国法治话语权”的重要课题。

　　法律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要素，法律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决定了法治发展道路的多元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现代化法治新路，创造了人类法治文明的中国新形态。其中，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年法治奋斗进程中的法治机制创新、法治文本创新、法治话语创新，凸显出中华法治文明的鲜明特色。法治机制创新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之本，表明经过百年法治奋斗，形成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法治领导机制；法治文本创新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之表，表明经过党的百年法治奋斗，以《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迈向法典化新阶段；法治话语创新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之里，表明经过党的百年法治奋斗，不断凝练的中国式法治话语体系正在发挥理论支撑、法理论证的关键功能。

　　从历时性维度讨论法治文明中国表达和人类法治文明中国形态的同时，还须从共时性的中西法治比较视角，将中华法治文明新表达置于人类法治文明叙事的大框架下来考量。首先，西方法律制度的生成机制介于自生型和移植型之间。自生型形成过程漫长；移植型易发生理想与现实、设计与落地的偏差。“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奋斗所形成的中国式机制创新，在中国大地开创了自生型和移植型之外的自主型法治现代化创新范式。其次，西方法律文本越来越集中于普通法系、大陆法系两种类型，并呈现出部分融合的混同趋势。“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奋斗所形成的中国式文本创新，由中国法治实践和顶层设计双轮驱动，不以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为“二选一”“二合一”选项，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创造性推动中国迈向法典化新阶段，远承中华法系、契合百年奋斗、弘扬时代精神。最后，西方法治话语、法学话语停滞固化于19世纪和20世纪，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西方法学的话语驱动力、创造力、解释力面临着严峻考验。西方法治话语建立在以资本为中心的法治现代化、两极分化的法治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法治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法治现代化基础上，这种法治话语已经出现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其适用性频繁受到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法治话语霸权已遭遇“话语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不能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法治有中国特色，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奋斗所形成的法治理论体系，呈现为中国式法治话语创新，在法学原创话语的主体意识、思维结构、知行互动等方面呈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大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