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这个重大命题。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如何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资本作用，克服资本弊端，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动理论发展和创新，回答时代课题。下面，本文就新时代如何认识资本理论谈几点认识。
一、新时代研究资本理论的出发点
党中央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这个重大命题以后，社会各界都给予了关注，学界也展开了讨论。那么这个重大命题针对的焦点在哪里？本文认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聚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前提，去谈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这个命题就失去了意义。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刻、最为系统、最为科学的著作。我们今天重新提出这个命题，是基于马克思并没有预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自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用，我们的理论任务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面对这个全新课题，探索和研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下资本运动规律。
正因为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正确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命题后，又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这句话点明了我们今天要研究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大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是在消灭资本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不相容。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资本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资本的运动规律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形”，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另外，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经济规律研究偏重于生产关系方面，而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内在的结合研究不够充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加强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在机理的研究，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规律提供理论方法。
二是聚焦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中的“红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显然既包括“红灯”也包括“绿灯”，这一点没有分歧。但从矛盾分析的角度看，“红绿灯”中哪一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呢？我认为是“红灯”。为什么强调“红灯”？
首先，我们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后，进一步指出：“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这里显然强调的是“红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也指出：“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
其次，从我国资本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对资本主要设置“红灯”；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对资本主要是开设“绿灯”，包括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但是到今天，我国各类资本获得了很大发展，总体上从资本短缺时代逐步走向了资本竞争时代（当然这并不否认我国还存在资本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建立有利于资本公平有序竞争的规则成为各类资本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
再次，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伴随着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平台经济的兴起，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比如无序竞争、高度垄断、大数据杀熟、金融欺诈等。这些问题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背道而驰，甚至挑战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必须对这类资本亮“红灯”、建制度、立规矩，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沿着既定目标和正确轨道前进。
最后，亮“红灯”不是要扼杀资本，而是为资本公平有序竞争创造良好环境，为政府更好地利用资本和驾驭资本提供条件，给少数资本亮“红灯”是为了给大多数资本更好地开“绿灯”。202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和2022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都是在给资本的健康发展铺路搭桥。
二、从资本的本质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行为规律
什么是资本？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资本是一笔钱，有人认为资本是厂房机器等生产资料，也有人认为资本是一种权力，等等。应该说从不同角度看，这些回答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回答什么是资本，必须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来。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具有物质形态（使用价值）和价值形态两种基本形态。我们说资本是厂房、机器、劳动力时，是指资本的物质形态；我们说资本是一笔钱，能带来价值增殖时，是指资本的价值形态，资本就是在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的交替变化中周而复始地运动的。当人们把资本作为与劳动力、土地并列的生产要素时，并不是说资本本身就是生产要素，而是指资本的物质形态，即生产资料。不能笼统地说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因为生产要素是与生产活动有关的要素。而资本无论是以价值形态存在，还是以物质形态存在，都不一定必然与生产活动相关，比如银行资本，它只是一笔钱，不是生产要素；再比如商品资本，它是待销售的商品，也不是生产要素。如果说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那么这种资本首先是指处于生产领域的资本；其次这种资本在物质形态上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值形态上是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或者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生产领域，由于劳动力提供活劳动，使资本发生了价值增殖，在现象上表现为资本具有生产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且劳动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此，这样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利用了这个假象，把资本说成剩余价值的源泉。对此，马克思曾有过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马克思认为，这种认识是浅薄的、片面的，割裂了生产和分配的内在联系。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将资本、土地、劳动并列作为各种收入源泉的庸俗观点，他指出：“每年可供支配的财富的各种所谓源泉，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毫无相同之处。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像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一样。”西方经济学试图依据“三位一体”公式，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宣扬资本、土地、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庸俗观点，把生产过程中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的生产与价值的分配完全混同起来，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二重属性。所谓的自然属性，就是指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属性；所谓的社会属性，就是指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属性。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经不住推敲的。当我们从使用价值角度看资本的时候，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资本的物质形态，并不是资本的属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只有作为价值增殖的条件（生产资料）和源泉（劳动力）时，才成为资本，而这时的资本已经代表价值增殖关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了。因此，资本不存在什么“自然属性”，说资本有自然属性，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资本范畴永恒化了。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价值增殖，这一本性既不是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不是表现在价值形态上，这两种形态都不过是资本的外观。资本的本性更不是表现在它作为生产要素上，因为生产要素必须是在生产过程中的要素，而资本的增殖欲望恰恰是希望不进入生产过程就能实现无限增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离不开各种生产要素，但这些生产要素并不是资本，只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时，才使得这些生产要素采取了资本的形态，成为价值增殖的手段。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导下的生产才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支配其他一切形式的生产。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那种把原始人使用的木棒也当作资本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就在于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因此，“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表现为能够实现自我增殖的价值。
资本不仅追求价值增殖，而且还无休止地去追求价值增殖。为什么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不像资本家阶级那样无休止地追求剩余价值呢？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财富存在形式不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的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是以使用价值为主，财富的积累受到使用价值生产的能力、水平、存在方式等限制。而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是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具有无限性。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决定的。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主观上具有无穷的致富欲，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同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竞争的压力，客观上要求资本必须不断进行积累，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资本的运动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市场竞争力，这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如马克思说的：“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另一方面，资本的增殖欲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过度剥削、强制消费、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甚至通过战争手段实行对外剥削和掠夺等。
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本性和运动规律是否发生了新变化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很多资本形态，如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但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对此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关于公有资本。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混合所有制中国有和集体控股的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是对立的关系，正如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关系一样。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决定了我们还要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有效利用市场经济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纽带。其中，公有资本具有了独特的二重属性。
一重属性是公有资本作为经济活动的要素，穿上了“资本”的外衣，这样，在市场经济的运行层面，公有资本在形式上与私有资本没有区别（暂时不考虑公有资本的不同类别），同样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另一重属性是公有资本具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属性，这是公有资本的本质特征。在公有资本的内部不是也不应该是资本雇佣劳动关系，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点在公有制企业中的资本所有权、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劳动福利、劳动保障、剩余分配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这样，公有资本的运动规律一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中实现保值增值（“保值增值”中的“增值”不是使用“增殖”这个词，也体现了公有资本代表的生产关系已经不同于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发挥市场的动力功能；另一方面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要求，不断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处理好公有资本在市场中保值增值与满足人民需要的关系，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大课题。
第二，关于私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资本内部经济关系是资本雇佣劳动关系，这一本质属性没有改变。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私有资本运行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而导致资本的运动规律也发生了“变形”。这些社会条件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全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发生了变化。满足人民需要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生产目的，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满足资本增殖最大化的生产目的相比，有了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类资本的生产经营活动既要考虑满足资本增殖（或者增值）的直接目的，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政府和各类资本所有者共同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性质发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垄断）资本是市场经济中“普照的光”，直接决定着市场经济从根本上为谁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资本成为“普照的光”，私有资本的行为受公有资本的引导和影响，私有资本的运动规律也因此发生了新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如何让公有资本真正发挥对私有资本的引导作用，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而不是反过来让私有资本牵着公有资本跑，这同样是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重大课题。
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可避免地在资本的逐利性与社会主义生产根本目的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但社会主义制度环境对克服这一矛盾提供了重要条件，把握好其中的辩证关系、探索其中的经济规律意义重大。
从资本的行为规律看，一方面，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基本要求，为不同性质的资本之间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把资本的逐利动力引导到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向上来；另一方面，政府要鼓励和引导资本发挥积极作用，对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本设置“红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三、从资本的形态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行为规律
如前所说，在市场经济中，资本的运动采取不同的外观形态，总体上可以分为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但现实中，资本的形态可谓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我们观察资本形态和行为规律时，从不同的视角会看到资本的不同形态。比如，从部门角度，有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借贷资本、银行资本等）；从资本循环角度，有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从资本周转的角度，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从资本增殖源泉的角度，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从资本所有权的角度，有股权资本、债券资本；从资本的功能角度，有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等等。
从每一个角度观察资本形态，资本都有相应的运动规律。因此，可以说从资本的形态角度认识资本的行为规律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为我们认识纷繁复杂的资本形态及其行为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就是把所有的资本形态及其运动都纳入生产、流通和分配三大领域中进行分析（之所以不从消费角度研究资本的行为，是因为无论是资本家消费还是工人消费，都不属于资本的运动）。
第一，从生产领域看，资本要想赚钱，首先就必须在社会上创造出剩余价值来，同时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必须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这相当于“做蛋糕”和不断“做大蛋糕”的过程。这里的关键在于找到剩余价值创造和增长的源泉，这是生产领域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认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行为规律来理解。
第二，从流通领域看，资本要赚钱就必须要运动起来，而且运动得越快赚钱越多。这是流通领域的资本循环和周转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找到加快资本流通的条件。可以通过认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循环规律以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周转规律来理解。
第三，从分配领域看，资本家赚钱后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还要在社会领域进行分配，这相当于“分蛋糕”的问题。分配领域的问题更为复杂，不同的资本形态在市场中分割“蛋糕”遵循的规律也不一样。比如，实体资本遵循平均利润率规律，虚拟资本遵循资本供求规律，借贷资本、银行资本遵循利息率形成规律等。
在新时代，研究资本的行为规律，尤其要对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之间的形态转化进行深入研究，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之间分配“蛋糕”的竞争最值得关注。实体经济领域“做蛋糕”，虚拟经济领域“分蛋糕”，而资本的本性是只想“分蛋糕”，不想“做蛋糕”。如果对资本市场的引导和管控不力，很容易导致资本流向虚拟资本市场，形成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制造经济泡沫，形成金融风险甚至酿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死循环”、不治之症，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资本所有者都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把握资本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转换的行为规律，发挥资本在促进财富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第一，牢固树立实体经济立国的观念。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也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须依靠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提供的服务。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发展、走向共同富裕，也是建立在发展实体经济基础上的。因此，必须鼓励和引导资本进入实体经济，依据资本规律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第二、完善金融资本运行的市场秩序。如果说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肌体，那么金融则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血脉畅通，则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更强劲有力，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也就更高效顺畅。为此，必须发挥金融在生产与流通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好资本。但同时，也要防止资本将金融活动变成虚拟经济，把经济生产性活动变为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活动，从而带来各种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
第三，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资本循环的基本规律要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资本职能形式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空间上具有并存性。资本周转规律要求在生产领域尽量减少生产资料储备时间、减少非劳动时间、缩短劳动时间；在流通领域，加快流通速度，减少流动时间。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时代，面对国内国际新的发展形势，我国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无疑是遵循资本循环和周转规律的重大战略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形成产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良性循环。通过助力企业运用“互联网+”、平台经济等途径，在资本形态更替上节约流通时间，提高资本利用率，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提高流通效率。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循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数字经济兴起，出现了许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相应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本形态，如互联网金融资本、平台经济资本等，这些新的资本形态，有的纯粹依托虚拟空间，有的则是实体平台和虚拟空间的结合。对于这些新的资本形态，只要有利于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高品质生活需要的，都要积极鼓励和支持。但同时也要看到，资本在这些投资领域很容易获得超常规发展的手段，如何准确判断资本是不是无序扩张、如何及时发现资本是不是野蛮生长，如何在亮“红灯”之前亮“黄灯”警示，需要通过研究这些新的资本形态的行为规律作出判断。从原则上说，一旦出现损害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经济公平、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资本行为，就必须对它们亮“红灯”。
四、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利用好和驾驭好资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去发展生产、提供就业、满足人民需要等；但同时，由于资本的本性带有逐利的一面，如果任由资本自发运动，它可能会成为“脱缰野马”，抵消掉它的积极作用。因此，必须通过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给“野马”套上制度的“枷锁”，让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我国之所以能仅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关键“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时代，要继续努力探索市场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运动方式和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完善各种制度规则，利用好、驾驭好资本的行为，克服资本行为的弊端。
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是引领资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根本保障。在国民经济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环境，使私有资本按照这个总体环境要求运行。同时，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优势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共同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利用好资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引导和利用资本的目标原则。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利用好”资本可以发挥资本的作用，满足人民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要。同时，私有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目标也警示我们，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资本的无序扩张会带来损害民生的严重社会问题，对此我们在利用资本的同时也必须设置必要的“红灯”。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新职业、新业态不断出现，资本在这些领域利用信息、平台等手段，以更巧妙的形式牟利。作为管理资本运动的“交通警”，政府要采取法治、行政、经济等各种手段，限制资本对劳动者利益的侵害。
三是在完善经济治理体系中驾驭好资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觉的市场经济”，这种自觉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在国家经济治理上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充当“守夜人”角色，而是在探索和认识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经济治理体系，自觉利用各种规划、不断丰富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尽量避免经济发展中出现总量失衡、结构失衡等问题，降低各类经济风险，让市场在运行中“少起火”“不起火”。而能否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在于是否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
四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发挥着组织生产、吸收就业、向社会提供所需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功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会对劳动者身心健康产生影响，比如，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缺乏劳动保护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最广大的劳动者是财富创造的主体，在劳动过程中，保护好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让劳动者的劳动力能够高水平地再生产出来，提高劳动的质量和效率，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在为私营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扩大再生产、推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必须在生产活动中规范资本的行为，让资本在获得合理利润的同时保证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分享劳动成果。对于那些违反规定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压低工人工资、不顾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企业，就要亮“红灯”。
五是在推动绿色发展中给资本设置“红绿灯”。生态环境是一个特殊领域，在人和自然关系中，资本往往把自然环境作为牟利的重要渠道，把自然力当作资本的生产力。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在破坏环境中获得收益，同时又很容易把治理成本、健康损失、环境危害转嫁给他人。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是属于政府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重要领域。任何性质的资本活动，无论是公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面对自然环境，都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必须严格保护环境，让良好的生态环境真正成为人民受益的最大公共产品。
六是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重要思想武器。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研读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就指出，（当时）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利用商品经济问题，一个最大缺陷是只讲物质利益刺激，没有讲思想政治工作。他指出：“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他进而又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民营企业家要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他还强调：“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总之，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让民营企业家守住政治底线，提高政治站位，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把企业发展聚焦到党的奋斗目标和人民需要上来，努力自觉探索企业盈利与满足社会需要相结合的规律，合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作者简介：刘凤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9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