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成人民众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开始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绝大多数都位于南方偏远的山区和落后封闭的农村，农民一年到头收成极少，在地主阶级的长期剥削和压榨，以及繁重的征税压力下，大部分农民难以温饱，根据地民众生活条件艰苦，经济、文化、思想、卫生状况等严重落后。根据地农村民众大都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只有有钱人家的子弟才能参与读书学习，广大穷苦农民被排除在私塾、学校之外，普遍文化程度低，愚昧无知，思想落后，文盲或半文盲占绝大部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位于西北偏远地区，首任边区教育厅厅长徐特立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李维汉也回忆：“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
农民是革命的强大支撑力量，中国革命想要取得最终胜利，必须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要进行长期革命战争的现实情况，毛泽东提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面对根据地内民众文盲多、革命意识淡薄等问题，成人教育刻不容缓，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壮大革命队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对各根据地民众的成人教育，使用一切教育方式和手段扫除文盲，提高根据地民众文化水平，激发民众革命意识和爱国热情，为革命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根据地的成人民众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主要革命根据地。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发挥成人民众教育在革命特殊时期的作用。在毛泽东的成人民众教育思想指导下，1930年9月20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并决定，教育方针和任务是社会教育。要求要“普遍而深入地提高群众阶级觉悟，政治水平，文化程度”,提出“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
当时中国共产党力量薄弱，敌强我弱，想要完成革命任务，赢得革命胜利，就必须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支撑，必须动员一切能够参战的力量加入到革命中来。妇女数量几乎占我国人口一半，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处于底层地位，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妇女的力量不容忽视，所以必须重视妇女的教育。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苏区成人教育为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强调无论男女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中明确规定：“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农民是我国革命的主力军，针对当时苏区绝大部分农民是文盲的特点，必须对农民开展扫盲教育使农民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通过不同形式的教育机制让农民参与到成人教育中来，减少农民中文盲比例。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成人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总的来说就是扫除根据地文盲，提高农民政治意识，帮助工农摆脱过去的封建腐朽思想，脱离贫穷和落后的生活状况，动员广大工农民众积极参与到革命中去。
全面抗战时期我国革命的情况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了争取革命胜利，必须动员广大根据地的农村成人民众参与到抗日战争中。陕甘宁根据地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战，必须对根据地成人民众进行教育，将其吸纳到革命队伍中。毛泽东在延续苏区成人民众教育思想和方针的同时，针对抗日战争的特殊性质提出了新的教育政策。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六)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的主张，积极动员根据地内的一切社会力量积极参战，改变过去不合理的教育方式，将成人教育与长期抗战相结合，为赢得抗战胜利做好充分准备。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成人民众教育思想在根据地的实践及成效
不论是在苏区还是在陕甘宁根据地，成人民众教育运动都得到了有效实践。苏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人民众教育都是在扫盲的识字教育基础上开展的，毛泽东成人民众教育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根据地的不同情况下，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成人民众教育运动的开展对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毛泽东成人民众教育思想在苏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实践内容及形式
1.通过识字班、夜校、补习学校、冬学等形式，开展识字扫盲教育
由于根据地文盲占比大，苏区“因地制宜，通过举办夜校、识字班、识字组、俱乐部、列宁室等多种多样的形式，组织工农劳苦民众努力读书识字，提高文化水平”,通过不同形式的教育组织，为广大工农提供多途径的学习机会，使广大民众都参与到扫盲教育运动中来。三到五人即可组成识字组，组内的成员相互学习，文化水平高的可担任老师，识字组之上便是识字班，识字班人数较识字组有所增加。当时根据地民众既要忙生产又要接受识字教育，农民任务重，时间紧，便通过业余补习班、家庭补习班、田间教学、普遍设立夜校等形式，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帮助农民学习。在识字教学过程中教民众需要、易学的，在提高民众文化程度的同时向民众传授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技能，比如算术、记账，以及契约、各种农具、牲畜的写法，将学习与民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做到学有所用。苏区根据地也非常重视妇女教育。农村妇女接受教育人数少，文化水平低，重视妇女教育，改善妇女思想觉悟，培养妇女成为根据地成人教育的一项迫切任务。“1929年7月，闽西苏区第一所工农妇女夜校创立，……夜校主要讲授文化知识，……同时，夜校还开设政治理论和军事技术课，也讲妇女解放的道理。”妇女既要忙生产又要做家务，学习时间少，就组织她们参与家庭补习班、田间识字班、上夜校，帮助妇女抓紧一切机会学习，在向妇女宣传有关怀孕、接生、育儿等方面知识的同时也教妇女算术、卫生、革命常识等知识。妇女积极参与到民众教育中，其思想发生改变，开始纷纷加入到革命队伍中，为革命贡献力量。
全面抗战时期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中国共产党既要组织民众学习、生产、参与革命斗争，又要维持根据地民众和军队的生活。陕甘宁根据地所在地冬季气候寒冷，农民空闲时间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冬学”。冬学一般从十一月份开始，一直到次年一月。冬学的教育形式和学校教育类似，有的冬学和学校一样还专门制定了冬学校规，学员们也有晨跑、周末和各种活动，平时上课，周末空闲时间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陕甘宁边区还专门为冬学编写了《日用杂字》和《识字课本》等书。冬学在进行扫盲教育的同时也会对民众进行卫生知识的普及。陕甘宁根据地地处落后山区，生活条件差，不讲卫生、文盲多、封建迷信程度高是当时根据地内的主要问题。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水平又严重落后，所以当时民众患病死亡人数多，民众的卫生意识急需提高。因此，针对成人民众的教育重在利用冬学时间向民众科普卫生常识，督促民众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衣物干净、喝开水、不吃有霉菌的食物、注意防蝇虫等，提高民众对疾病的认识。卫生教育活动中除了教授民众一些基础的卫生知识，还会举办一些展览会，向民众讲解人体的各个器官，说明疾病的危害和如何预防，同时还向妇女传授生育知识，并且在边区建立了妇婴卫生组织。冬学也会对民众进行一些有关战争的战时技能训练，包括挖战壕、伤员的转移、简单的格斗技巧、打探敌情、站岗等，为全民抗战做好准备。除了冬学之外，陕甘宁边区还建立了许多识字组、半日学校和夜校等学习组织，主要以教民众识字为主，有的也会教民众一些常识、唱歌、算数等。
2.设立列宁室、图书馆、民教馆，扫除封建旧思想
1930年9月13日，中共莲花县委六次委员扩大会议决议决定：“创办俱乐部和通俗讲演所。……设立图书馆、阅览室。”图书馆、俱乐部是苏区根据地广大民众进行文化、娱乐教育的重要场所。俱乐部是群众自我教育和娱乐的基层组织，俱乐部之下设有列宁室，列宁室主要通过识字班、图书室、讲演组等形式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除了教育民众这一主要任务，列宁室还负责收藏伟人、烈士的遗物、照片、革命事迹，以及报刊和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纪念品等，对于传承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在土地革命中解放翻身的农民和其子女绝大部分都是文盲，这对根据地的建设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农民中依然存在抽鸦片、赌博、迷信等陋习，这些不良习惯都迫切需要被改正。土地革命后生产力得到一定解放，人民生活条件好转，人民大众对文化自由、文化享受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是民众的文化程度依旧较低，这些现实原因都急需被解决。因此图书馆的建立非常重要，能够为党和革命的政策、思想和先进文化提供一个宣传的场所。当时最大的图书馆是中央图书馆，馆内拥有大量的书籍、杂志。中央图书馆内看报、学习的人每日都络绎不绝，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民众都聚集在图书馆内学习、交流，经常发生凳子不够坐的情况。图书馆、列宁室、俱乐部在苏区根据地民众教育和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民众受文化教育和先进意识的熏陶，逐渐从黑暗的旧社会中脱离出来，接受新思想，同时也拉近了党和民众间的距离。
民教馆是陕甘宁根据地进行成人民众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民教馆主要通过识字班、夜校、大众黑板报等形式组织民众学习，进行扫盲、识字教育，宣传政治、经济、科学、卫生健康等方面的知识。大众黑板报是民教馆最重要的一项教育手段。民教馆将黑板报设立在人口集中的街头，主要用来向民众展示最新的抗战信息、生产信息和边区政府政策，黑板报上也会写与民众自身密切相关的消息，民众可以在上面自由发表言论。黑板报上会表扬一些先进个人，教人们一些实用的知识，批评迷信分子和一些群众间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以此来起到管理群众的作用。黑板报的道德引导作用有当时的文字记载为证：“两个婆姨吵架，规劝不下，有人说：‘你们吵吧，再吵马上要你们爬黑板报’,这两个婆姨就悄悄地走开了。一个二流子听说会上黑板报，跑到编辑委员会请求免登，立誓改邪归正。”群众聚集在街头一起讨论黑板报所刊登的事件，足不出户就能知天下事。黑板报的设立不仅拉近了群众间的距离，而且也使其了解到许多新政策、新事件、新知识，打开了群众眼界，将群众和革命无形中联系在一起，为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
3.编唱红色歌谣，开展秧歌、秦腔等文艺活动，宣传党的革命政策
当时的成人民众教育途径还包括给山歌、小调等传统歌谣重新编曲、填词，将其内容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新的红色歌谣。随着编唱红色歌谣热潮的兴起，党和毛泽东敏锐察觉到红色歌谣能够在民众教育中发挥巨大作用，因而鼓励和支持红色歌谣的编唱。192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毛泽东提倡民众可以通过编唱红色歌谣的方式在娱乐的同时学习和传播革命思想。政府和民众编写了大量有关革命的歌谣，像《红军歌集》《反对国民党》等歌谣，对鼓舞士气、提高民众觉悟起了很大作用。苏区根据地在编写、传唱红色歌谣的同时，对歌谣中的方言俚语进行了注释，这在宣传娱乐的同时也有效传承了民间文化。经过改编的红色歌谣内容通俗易懂，好记好唱，就算不识字的农民也能够快速接受，成为当时民众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就连当时的国民党报刊也说，共产党这种“教育群众的方法可学，不识字的农民，他们都能使之讲得出许多道理”。随着红色歌谣在民众间的流传，有关党和革命的政策也为群众所熟知。
针对边区民众中文盲居多的情况，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主张利用群众所熟悉的一些民间形式进行改造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秧歌社火是最普遍最重要的形式，秧歌短剧更为最能表现群众生活和最能表达教育目的形式，应成为中心环节。”根据地教育将秧歌、社火、秦腔等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与民众教育相融合，使民众在文艺、娱乐的同时也能学习到新知识，学习变得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吸引了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其中。这种教育方式在民众教育中很受欢迎，成为当时陕甘宁根据地民众教育不可或缺的方式。边区民众对秦腔、秧歌进行了新的创作，创作内容与抗战时期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紧密结合，在边区民众中掀起了一股改编秧歌、秦腔的运动热潮，创作了许多有关抗战的优秀作品，比如《保卫边区》《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随着文艺活动在边区的广泛开展，边区根据地还成立了许多剧团，既发展了边区的文艺事业又对民众思想起到了教育和引导作用。红色歌谣、秧歌、社火等新形式的教育深受根据地广大民众的喜爱，在根据地民众成人教育的开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成人民众教育思想在根据地实践取得的成效
1.识字运动效果显著，根据地文盲减少
识字组、夜校、列宁室、图书馆等的建立为民众教育提供了学习场所和学习资源，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调动了根据地民众的学习热情。“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二千九百三十一个乡中，有列宁小学三千零五十二所，学生八万九千七百一十人，有补习夜学六千四百六十二所，学生九万四千五百十七人，有识字组，(此项只算到江西粤赣两省，福建未计)三万二千三百八十八组，组员十五万五千三百七十一人，有俱乐部一千六百五十六个。”广大的工农民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识字运动中，从前大字不识一个的情况得到改变。通过学习，民众掌握了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和简单的生活技能，根据地内文盲的比例有所减少。苏区识字运动中，妇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妇女的学习热情极高，她们极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积极参与到民众教育中。据统计，“兴国夜学学生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人中，男子四千九百八十八人，占百分之卅一，女子一万零七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九”。当时夜校、识字班、冬学等组织中妇女占了学员人数的一大半，接受教育后大部分妇女都脱下了文盲的“帽子”,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拓宽了眼界，开始将眼光转向革命。识字运动的开展提升了苏区民众的文化水平，改善了妇女的地位，为党培养了一大批有力后备军。
经过边区政府和民众的努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民众教育成效显著。“到一九四○年，冬学和人数更有发展，冬学有九百六十五处，学员有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九人。”“据陕甘宁边区统计，一九四一年约有一半青壮年识得一些字。”“陕甘宁边区，据一九四四年冬闲前的不完整的统计，全边区共有读报组三千三百三十九处，夜校半日校二百三十处，参加学习的人数为三万四千三百三十一人。”
随着民众教育的深入开展，根据地民众的教育、文艺、卫生、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了极大进步。陕甘宁根据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民文化欠缺的情况随着民众教育的开展得到有效缓解，大部分农民实现了文化翻身。在毛泽东成人民众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陕甘宁根据地在落后农村中大范围进行的识字运动、戏剧活动等，突破了传统的课堂教学，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参与。在开展这些活动的同时向民众传授大量生产、卫生、文艺、战争相关的知识，促进了民众的全面发展。在边区开展卫生教育之前，农村民众普遍不注重个人卫生，不刷牙、不洗澡、喝生水、吃发霉食物，且在旧封建思想的影响下，有病不去看医生选择搞迷信等情况普遍存在。通过在边区开展的一系列卫生教育提高了农村民众的卫生意识，边区民众有了卫生健康意识，逐渐开始接受新的医疗知识，患病会主动求医。边区开展的扫盲运动和卫生教育使民众思想接受了一次新的洗礼，民众的文化知识素养和卫生健康意识都得到了很大提升，推动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和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
2.民众思想觉悟、价值观念提高
在党和毛泽东的带领下，将民众教育与实际相结合，苏区民众拧成一股绳，民众的集体观念迅速发展起来。根据地民众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文化程度明显提高，随着民众教育在根据地的持续开展，苏区民众的文化程度、思想观念、革命意识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苏区民众的思想从旧社会的牢笼中挣脱出来，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问题，对于当下的生活和未来的目标，对于为什么而活、信仰、追求等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民众意识到生活不仅仅只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开始将个人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苏区广大民众在接受教育的洗礼后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十分坚定。他们表示“不畏难，不怕死，为共产主义而牺牲”。苏区民众教育的开展，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为后来成人民众教育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成人民众教育是毛泽东在苏区成人教育的基础上，将成人教育和全民族解放战争结合的教育。农村成人民众教育在教授民众文化知识的同时，向民众宣传、灌输党的政策方针和最新的抗战消息，使民众了解有关抗战信息，学习战争技能，激发农村民众的危机意识。通过在根据地开展的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动，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其中，在娱乐的同时接受教育，充分调动民众的学习热情和爱国精神。随着民众教育的开展，根据地民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提高，他们逐渐意识到抗战并不是一部分人的抗战而是全民族的抗战，根据地的农村民众开始积极参军，筹集物资支援抗战前线的战士们，广大农村民众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强大后备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成人民众教育思想在根据地的实践有效地改善了边区文化严重落后的情况，民众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开创了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打开局面夯实了基础。在党和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展根据地的旧教育改造，通过各种形式的新式教育，民众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旧封建思想逐渐被清除，民众集体意识增强，成人民众教育在根据地的实践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响应，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成人民众教育思想在根据地实践带来的启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成人民众教育思想及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之路，为后来中国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毛泽东成人民众教育思想指导下实行的夜校、识字组、民办学校、冬学等教育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成人教育的一些主要方式，也对新时代的成人民众教育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进入新时代，成人教育也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发展，新时代下成人教育体制的改革离不开毛泽东成人民众教育思想实践的宝贵经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产业不断更新升级，先进技术的引进导致各行各业都紧缺技术型人才。但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大学生就业难，技术型岗位招人难。当前我国社会成人教育可以借鉴根据地时期将教育与生产和生活相结合的模式，鼓励广大成人民众学习技术性专业，既能帮助广大成人民众学习和掌握生产技能，又能缓解技术性人才短缺的情况，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同时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除了教授书本上的知识之外，也应多开设实践操作课程，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新时代开展成人教育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党的伟大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各类网站、APP、电影、电视等平台进行宣传，将其根植于群众内心，使广大群众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更为坚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
（作者简介：任琳，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杜俊华，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变迁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2年第4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