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完善和优势展现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制度话语则是这个变化社会中制度形态的表达形式，并且潜在影响着制度历史传承的秩序和国家现实治理的效能。制度作为塑造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要通过话语来培育制度意识、建构规范形态、形成治理秩序，制度话语贯穿于制度理论、制度文化、制度行为的各方面和制度设计、建构、调适与改革的全过程。制度优势话语作为制度优势的一种存在形态，已然成为中国制度接续性、积累性、全面性发展的基础条件。制度话语在描述、阐释、引导制度形态的过程中重塑了制度的阶段性结构与功能，制度优势话语作为制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强制度自信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
新时代建构制度优势话语的基本逻辑
以建构制度优势话语的方式来总结历史经验、规范现实行为、引导未来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自我革命和领导社会革命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将理想社会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以富有感染力的话语进行表达、传播，是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的必要环节，是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重要体现。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变局，制度优势话语建构呈现出更加鲜明的自觉性、系统性。
（一）理论逻辑：制度理论阐释的必要性
建构制度优势话语蕴含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群众在历史创造和社会变革中的主体作用，决定了理论掌握群众的重要性，建构制度优势话语的根本逻辑就在于通过制度优势的阐述，将党的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科学理论对革命实践的引导催化作用，马克思既通过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肯定革命实践的重要性；也通过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突出塑造群众革命意识的必要性。列宁在革命实践中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强调通过宣传把马克思主义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习惯和生活常规中去。政治传播一直以来都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在展现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凝聚群众，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有助于发挥人民“无穷无尽的力量”。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将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因。进入新时代，为满足总结历史经验、回击错误思潮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
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具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实然状态的制度优势，体现为不同制度比较所展现出的相对优势，往往是事实判断的结果，这种优势是基于经验空间的一种现实性优势；另一种是应然状态的制度优势，体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绝对优势，往往是价值判断的结果，这种优势是基于期待视阈的一种理想性优势。二者的区别就在于理想的制度是否已经建构，与之相适应，中国制度优势话语在历时性上也存在两种形态，即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之前的应然设想状态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然建构的实然展现状态。而社会主义制度建构起来之后同样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维护和捍卫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这两种状态下都需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优势进行阐述。
制度优势话语是反映制度运行现实成效的结果，体现了实践性和直接现实性。同时也是主动建构制度阐释体系的结果，体现了理论性和价值引导性。因此，制度优势话语既是一种实然反映，也是一种应然要求，往往是描述性话语与规范性话语的结合体。究其根本缘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理论、制度、运动的统一体，只有将其内在价值和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认知才能凝聚起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因此，建构制度优势话语是将制度设想转变为制度现实的需要，也是接续维护和不断变革制度体系的需要。
（二）历史逻辑：制度话语发展的接续性
建构制度优势话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继承性。从党探索制度优势的历史进程来看，制度优势话语主要有两种面向，即指向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性。基于实然优势和应然优势的区别，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方式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就中国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通过现实的革命策略，紧紧围绕作为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国家政权问题，强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紧紧围绕作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农民问题，强调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关键作用；紧紧围绕作为在中国革命中心问题的领导权问题，强调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要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新中国成立前，党通过描述、阐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优势，有效推动了制度优势话语转化为革命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建构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党针对性构建了制度优势话语，切实将实然制度优势加以展现，从而保障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各项体制机制的探索建立与稳定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历时性、共时性对比和总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制度进行了根本性变革，与之相适应也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话语体系。进入新时代，制度发挥作用的现实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制度体系本身发生了重塑性变化，制度优势呈现了新的阶段性特点，需要建构与之相契合的新型话语体系。
制度优势话语的积累性发展，为新时代建构制度优势话语提供了有力支撑。制度作为文明浓缩的精华，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党成立百余年来，从制度探索、制度建构、制度改革到制度重塑，制度及其话语始终在历史传承和接续发展之中。其根本在于领导权问题，这是制度体制和制度优势话语得以历史传承的政治基础。制度话语权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体现，自“五四运动”开始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实质上就提上了中国历史的议事日程，并在党的四大上正式确认了这一议题。在寻求解决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过程中，党形成了运用特定话语开展宣传、动员、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面临新的时代环境仍需要发扬这一优良传统，通过建构时代化的制度优势话语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三）实践逻辑：制度优势转化的价值性
建构制度优势话语反映了国家治理需要的现实性。制度优势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是一种认知形态，二者的衔接点就是制度优势话语。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对制度优势的内在认同，能否在广大人民群众内心形成这种认同关系到制度的治理效能。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的时期，形成制度认同不仅是确保制度规范有效塑造秩序的条件，也是增强执政合理性和治理有效性的基础。从制度的宏观运行状态到某一特定制度现实运行的效果，都存在一个环境适应期和优势展现期，这种过渡期的存在就需要进行制度话语的转换、调适、建构甚至重塑。同一社会形态中的制度并不是凝固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尤其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基于制度变革的实际和逻辑，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过渡期，尤其是某一制度在成熟和定型过程中总要经历一个从动态到稳态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特定制度的话语阐释对于制度价值和效能的发挥有着直接作用。与此同时，在制度体系成熟定型条件下同样需要发挥制度话语的阐释作用，既要通过制度话语塑造出一定的治理秩序，也要通过制度话语增进人民群众的归属感、认同感与自豪感。
新时代国内外、党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对制度优势话语建构提出了新要求。其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制度话语提出了新的供给要求。制度优势是制度合理性和科学性的最好证明，将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认知是实现制度价值的必要环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奋斗目标，制度优势话语成为实现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制度优势话语成为凝聚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资源。改革开放新时期，在重新客观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制度优势话语成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精神力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一步转化，如何通过充分且平衡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关键，制度优势话语要回应这种时代性变化。其二，结构性影响要求制度话语进行更新转换。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现代化和制度体系化发展，在创造“中国奇迹”、形成“中国之治”、展现“中国力量”的同时，要求建构起与中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制度话语体系，尤其是要充分展现中国制度优势及其内在逻辑。其三，人民群众制度心态变化要求提供与之相适应的话语表达。制度心态是制度运行的“晴雨表”，群众制度心理和态度的变化反映了制度的现实效能，只有建构具有吸引力、凝聚力、引导力的制度优势话语，才能更好实现制度优势的转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
新时代建构制度优势话语的结构体系
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展现了必然性，新时代建构制度优势话语的现有资源、创新方式、建构特点则体现了可行性。新时代建构制度优势话语具备了更加丰富的话语资源，形成了多样的话语表达方式，展现了不同的话语建构特点。要科学运用系统思维、整体思维、战略思维，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回应现实需要、满足群众需求的制度优势话语体系。
（一）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建构的资源
话语资源是影响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基础性因素，话语资源的整合和运用是形成新型话语表达的条件，能否灵活运用这些话语资源关系到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成效。就当代制度话语资源而言主要有三种可资借鉴的话语资源。
第一种是直接性话语资源，指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制度优势话语资源。立足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深入挖掘党在面临不同的阶段性任务时所选择和使用的话语内容与策略，深入挖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确立前后党所进行的话语宣导实践，深入挖掘制度改革进程中所进行的话语论证和话语传播，从而揭示出制度优势话语的阶段性状态和历史性规律。一方面，可以直接继承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制度优势话语，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和意蕴；另一方面，可以将历史中制度优势、话语表达、群众动员、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内在逻辑，转化为新时代话语创新的方法指引。
第二种是借鉴性话语资源，域外话语借鉴包括两种路向：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话语资源，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话语资源。尽管社会主义发展史中不同的无产阶级政党有着不同的命运与前途，但在面临革命、建设、改革议题时，都曾进行过自身的话语建构，总结其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与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巨大，并且中国从被动到主动融入世界的转换过程中，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存在复杂的关系，但现代化的奋斗指向为中国吸取其他国家文明精华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政党政治普遍运行的当今世界，执政党都面临着通过话语建构实现维持和巩固执政权的任务，不同政党进行的多样化尝试蕴含着一般性规律性，揭示其内在规律可以实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第三种是转化性话语资源，主要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体系从未中断的文明型国家，民族基因中蕴含的文明要素绵延至今。运用这些话语资源不仅仅是为了展现中华文明智慧的当代魅力，更为重要的是以中国智慧发现新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为建构制度优势话语提供民族特色话语，而且有助于从中华民族演进史的角度分析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从而为提高话语精准水平和供给能力提供科学路径。
（二）制度优势话语表达创新的方式
新时代制度优势话语应当充分展现中国制度内生性演化的特点和逻辑，深入阐明文明性互鉴的意义和价值，明确宣示共生性发展的观念与主张。通过制度优势话语建构将中国制度的对内宣传和对外传播结合起来，既增强中国制度的理论阐释能力、发展中国制度建设理论，又提升对外话语传播能力、增进文明交流交融。
一是展现内生性演化，阐释中国制度的内在合理性。中国制度从历史中走来而不是历史制度的“翻版”与“再版”，中国制度借鉴了不同文明的智慧却不是照搬不同制度的“模板”与“母版”。中国制度经历了“中国之治”的淬炼，熔铸了中华文明的智慧，吸纳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回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真正立足中国大地而面向世界与未来的制度体系。建构制度优势话语的关键就在于增强阐释中国制度的彻底性，充分阐明中国制度内生性演化的逻辑、规律、特点与机制。同时，立足受众的多样性以更具认受性的形式，将中国制度的内生性逻辑阐释出来，如此才能实现制度优势话语对群众的掌握。
二是强调文明性互鉴，阐释中国制度的和谐共存性。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多样化是世界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各国和谐共生的原则要求。建构制度优势话语就要认可并理解“主体间性”，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形态、历史传统、民族特点与发展特点，强调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反对文明冲突、隔绝与斗争。通过打破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交流屏障，为中国制度话语走向世界提供通道和路径。更为重要的是要以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为核心，阐述中国制度优势的世界意义，尤其是对正在寻求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国家的启示意义。
三是主张共生性发展，阐释中国制度的求同存异性。新时代的中国强调自身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优势话语应当成为这一国际主张的话语支撑。一方面，强调中国制度是世界不同制度发展路径共生演进的成功范例，中国制度优势的展现以实然的形式，展现了世界不同制度形态国家和谐共处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强调共生发展应当成为一种国际原则，反对强迫制度移植和价值输出，应当尊重各个国家基于自身实际探索彰显自身优势的制度模式和制度体系。
（三）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建构的特点
制度优势话语建构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点。进入新时代，党高度重视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表明当代中国正处于建构制度优势话语体系的必要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集中体现了提高中国话语自觉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一是坚持自主性，中国作为中国制度的生发地也应当成为中国制度话语的发源地，中国应当成为阐释中国制度的主导者。新时代党强调形成“中国话语”“中国概念”“中国表述”，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同时注重中国的国际道义和责任担当，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主张、贡献中国方案。这种自主性的形成是以中国制度优势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基础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自身制度阐释方面具有更加鲜明的自觉性，注重系统化建构中国制度的阐释体系。
二是体现历史性，从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形成了“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治理话语”，这些话语构成了各有侧重和阶段特点的话语形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注重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研究历史的政党，在建构制度优势话语的过程中体现了鲜明的历时性和阶段性特征。从根本上来讲，党始终将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紧密结合，因此，制度优势话语既体现了鲜明的历史继承性，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阶段性。党正是始终在最高目标和当前目标的结合中制定适应性的话语方案，才确保了制度优势话语能够展现出有效的回应性和及时的引导性，实现了积极因素的激发和消极因素的化解，也因此打上了鲜明的历史性烙印。
三是强调现实性，制度优势话语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捍卫中国的国家话语权，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理论建构和话语探索。进入新时代，制度优势话语强调回击消解中国理论、唱衰中国道路、污蔑中国制度、反对中国文化的论调，比如要从根本上回应“中国威胁论”“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以及就新冠肺炎疫情针对中国的各种污蔑。随着中国国力迅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世界政治格局、全球治理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强调回击各种攻击性论调的基础上，也在接续为解决世界难题、人类问题、全球困境贡献独特的中国方案。此外，也突显出未来性，强调制度优势话语的世界引导能力，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崭新路径，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等。
新时代建构制度优势话语的现实路径
话语权是世界秩序的呈现形态，也是世界秩序的重塑工具。中国制度优势话语资源的时代性整合和创造性运用，有助于在提升中国制度自主阐释能力的基础上，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不断增强国际制度话语权，从而为中国的独立自主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命运与共提供基石。
（一）提升制度体系阐释权
制度话语与制度概念、制度理论等一起构成制度阐释体系，制度优势话语则是制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话语形式展现制度优势不仅是要阐释制度的主要优势和创造的成就，更应在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阐释中展现内在优势。
一是掌握自我阐释的主导权，由谁来阐释本国的制度并不完全是一个主体可控的事情，不同话语体系所形成的力量对比在无形中进行着话语的渗透与竞争，话语权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制度阐释的主导权。尤其是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着一些短板、弱项，通过强调中国在自身制度阐释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自觉，有助于形成以中国制度为方法和路径的制度阐释体系，实现制度阐释权的科学掌握。
二是掌握制度理论的建构权，理论化与制度化具有契合性，制度优势实现理论化是制度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制度优势话语的系统建构应当成为衡量制度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的评价标准。在独立自主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建构制度优势话语体系，有助于形成展现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制度建设理论”和制度话语体系，从而实现制度成熟定型、制度建设理论完善和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协调统一。
三是掌握制度话语的重塑权，在制度优势话语建构中会遭遇制度话语的“语义权”问题，也就是选定什么样的概念、话语阐释制度优势，以及如何赋予现有概念、话语以时代内涵的问题。掌握制度话语重塑权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话语自觉和能够实现话语资源整合的能力，通过强调形成阐释中国制度及其优势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有助于在牢牢把握自我阐释主导权和制度理论建构权的基础上，对现有的话语进行重塑性改造并提出原创性的概念、话语与范式、理论等。
（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建构制度优势话语是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举措，在增进制度优势认同的基础上有助于形成群众的政党认同、国家认同乃至文明认同。
一是形成制度认同。人民群众对制度的认同程度集中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共识程度，影响着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状况和实效，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通过制度优势话语有助于人民群众全面认识到中国制度优势的谱系、内容与形式，在中外对比、古今对比和新旧对比中把握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基础上把握中国制度的绝对优势。从而有助于增进人民群众自觉认同、遵守和捍卫中国制度，进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的现实执行力和治理的现代化形态，确保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是强化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优势话语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全面领导党、长期执政党和自我革命党，是领导党、革命党与执政党的统一体，从实然和应然角度来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长期执政党。能否通过制度优势话语增进和维持政党认同，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中的重要议题。制度优势话语不仅增进了中国制度的亲和力、影响力，而且充分展现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显著优势及其对其他方面制度优势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建构制度优势话语有助于维护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为长期执政提供更加丰富的政治资源。
三是提升国家认同。中国制度是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优势话语是理解中国制度体系和制度优势的媒介，也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媒介。制度优势话语建构有助于将制度发展的战略目标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深入对接，在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建构起具有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制度体系。
四是增进文明认同。新时代制度优势话语中熔铸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展现了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特点。话语是实现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融合的必备要素，掌握中国制度的阐释权力，不仅要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制度话语范式的基础上实现思想解放、话语解放、观念解放，而且要在“中国话语”建构中达成新的政治共识、价值共识和社会共识，打破资本主义在国际政治上的话语霸权。这是一个既破又立的过程，打破思想束缚和话语禁锢是基础，进行范式革命、话语革新、思想创新是手段，达成共识、树立自信、形成合力是归宿。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是重新焕发中华文明魅力的重要手段。
（三）增强国际制度话语权
制度优势话语是一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将本国的制度所蕴含的优势加以阐释并形成有效传播，是考验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和观念主张形成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基础。
一是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话语权是一国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主要指向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这些都是影响、塑造乃至决定一个国家社会秩序的规范形式，也是展现一个国家形象、力量的重要内容。自主建构中国制度优势话语，以“中国”为方法阐释中国制度的必然性、价值性与优越性，实现“范式自主”，进行“话语革命”，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有助于以更加柔性化的方式建构起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从而不断“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二是注重培养制度自信心。经过长期历史探索，通过建构新型政党制度、新型国家制度以及新型文明形态等，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形态与文明形态。中国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重新激发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也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新型的制度选择。话语权是综合国力的映射，正如福柯所认为的“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建构中国制度优势话语，有助于结束话语议题设定、规则制定、内容供给、过程控制、价值判定等由西方国家把控的局面，从而跳出西方话语权陷阱并推动群众形成制度自信的大国心态。
三是形成内宣外宣聚合力。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相辅相成，具有共同的话语资源但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制度优势的体系化阐释，不仅可以增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而且可以展现中华文化感召力、国际话语影响力、国际关系塑造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域外视角更加全面客观贯穿中国制度及其效能，为制度体系的完善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针对性建议；另一方面，可以将对内宣传和对外传播的话语资源进行整合运用，提升制度宣传的实效性，不断优化政党形象、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
（作者介绍：杨彬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新视野》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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