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首项要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二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体系中，一是在整体研究方面，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相关学科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二是在现实研究和队伍建设方面，泛化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边界，使得相关研究成果的学科边界不明晰，以及研究队伍的专业构成复杂，各自开展其主观认识上的学科研究。所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严格把住学科边界是前提。廓清学科任务和分工，明确学科主体、对象、范围和特征等方面问题，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边界的规范性设定
学科是一个科学的理论知识体系，学科边界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因此，清晰、确定的学科边界设定是其成熟与完善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工程领域之一，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中，也明确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把准学科定位方向。那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首先就应对其学科主体、研究范围、学科总体性特征及原则进行规范性设定。
1.明确学科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边界规范性设定的基础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其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也包括其后继者的思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马克思的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仅仅看作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的历史，甚至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其后继者的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所以，明确学科主体是开展学科研究的必要条件，是对学科边界规范性设定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主体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者，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一定重要地位者。其主体所指向的对象就包括重要贡献者的历史地位评价、思想形成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等问题。
2.规范学科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边界规范性设定的构成要件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由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再由实践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七个二级学科之一，是一门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该学科自然也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实践运动、制度形态的发展的一般过程，是包括马克思主义通史、国别史和阶段史、专题史、传播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等研究内容的思想传播、发展、教育史的统一。它以固定的研究对象和明确的研究范围，构成了逻辑严整的学科体系。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通史的研究。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历史性、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历程及其一般规律的全面、系统研究。其主要包括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创立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阶段，然后发展到当前中外马克思主义各种发展的整体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已出版3卷）就是突出时间线、事件线、思想线和指导线的马克思主义通史的研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创立、形成及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完整过程。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别史和阶段史的研究。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时代性、历史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对处于不同现实制度环境和不同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及其特征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其主要包括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国家以及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尤其是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理论和左翼思想发展变化的研究。
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历史性、规律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传播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传播、实践以及发展历史的研究。如“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系列工程的问世，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新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专题史的研究。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论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一具体思想范畴、某一具体问题或某一专门学科领域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研究。其主要包括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科学社会主义史等专门领域或问题的形成史、范畴史等的研究。
第五，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的研究。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历史性、理论性和思想性的统一，是科学研究和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文献的历史再现、精神实质及历史进程的研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翻译问题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MEGA2）、文本文献的形成史、范畴史、创作史等文本文献的系统研究。此外，各国共产党纲领制定过程中的理论思想和策略发展等相关问题也应纳入此研究范围之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主要依据的精准翻译和校对工作，以及北京大学《马藏》编纂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思想年编》中丰富完备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类文献的编研工作，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知识宝藏。
以上研究范围和对象虽各有不同，但相互影响、互为补充。马克思主义通史的研究搭建了明确的主体框架结构和思想内容，马克思主义国别史、阶段史和专题史研究提供了完备的科学理论和现实实践条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文本文献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文本依据，文本文献学的研究是发展史学科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突出学科总体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边界规范性设定的根本依据
学科边界规范性设定除了明确学科主体和研究范围，其学科总体性特征是明确研究界域的根本依据，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不可替代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是一门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它以历史时间纵轴为主线，从横向历史平面上对各种形式的文献史料搜集、整理、分析、提炼、总结，历史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以史鉴今；在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中不断发展。科学地面对时代课题以及预判未来道路，形成对马克思主义整体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性研究。
其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是一门整体与综合的学科，是对马克思主义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整体历史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它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专门学科的研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三大组成部分的历史研究，而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形成发展历史的综合研究基础上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过程的综合性研究。它涉及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各个领域，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科技、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体系。
最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是一门实践与发展的学科。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要将社会主义理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具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只有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特点，才能从历史的浪潮中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征揭示出来。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是一门具有独特魅力的学科。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将浩如烟海的各类文献与史料归纳、研究，批判吸收了人类社会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文明成果，从理论上总结历史经验、发现历史规律，并在实践发展中关注和回答时代课题。所以，通过学科边界的规范性设定，能够明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我们要按照学科的内在规定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为推动构建具有新时代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互动指明时代之路。
二、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边界设定的辩证关系
廓清学科边界，明确学科分工、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做到“术有专攻”。只有建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在整体性研究中的独特作用，并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养成具有归属感的学科意识。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边界设定中发生彼此疏远与相互歧视，抑或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状况，正确处理本学科与临界学科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自身体系中各研究范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学科设定的关键所在。
1.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与临界学科的边界设定
第一，在“问题意识”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主要侧重对马克思主义“源”与“流”的关系问题、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内在规律的考察，是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的整体性研究。这与其他二级学科的问题域存在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侧重于理论本身的综合性研究，主要包括其科学内涵与外延、本质与特征以及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和党的建设侧重于理论“中国化”基本规律与实践“化中国”基本经验的历史、辩证发展的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侧重于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潮、流派以及相关理论的考察。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侧重于中国近现代整体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完整呈现。
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注重“史”中见“论”，“论”中寻“律”的线索研究，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论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注重“史”与“论”纵横结合的一般原理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注重反映最新理论成果中“化”的现实和“论”的承继，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注重分析“他山之石”理论成果的现实回应和思辨逻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注重以“史”为线的历史选择论研究。
第三，在学科特征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是以“史”带“论”的学科，注重历史规律的逻辑分析，是将纵向发展的历史研究与横向延伸的理论分析相统一的综合。“立体式”的学科研究特征成为其学科边界设定的基本标准，也为其他二级学科搭起了联系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理论研究的学科，强调理论本身的逻辑性规范以及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实践发展的学科，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以及国内外理论研究动态分析。其中，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从形式上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科特征极具相似之处，但是二者之间是“点”与“面”的关系。发展史是“面”上的总体历史，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则是历史纵轴上的“点”的问题，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总而言之，“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也决定每个独立学科的研究界域。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学科边界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成中的“特殊的矛盾性”。为防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总体发展的失衡和泛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整体性与均衡性协调发展，明确学科边界设定是必要的。但是，“矛盾”是辩证的，强调学科边界的“特殊的矛盾性”也要注意到其相互之间仍然有“普遍性”存在。正确把握学科边界设定的辩证关系是推动理论学科化实现的“同一性”合力。
2.临界学科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边界设定的辩证关系
学科的独立存在是个相对的概念，是辩证的。其建立的基础是实践，要求客观反映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侧面形塑，排他性只是区别于临界学科的实践表征。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成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和党的建设等二级学科，系统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研究等学科在研究方法和逻辑上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与相关临界学科互为补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侧重于历史规律和理论发展的研究，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个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侧重于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集中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党的建设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实际中应用结合和理论发展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侧重于历史道路背景和方向选择的研究。可以看出，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整个闭环的主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提供时间线索，是理论的历史拓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方法，是理论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党的建设是实践依据，是理论的延续；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发展方向，指明道路。文本文献、历史线索以及理论发展的研究是所有学科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教学的基本范式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建设也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科学的发展和实践都无法缺少历史和规律的研究，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关键作用。
其次，在开展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人类文明史上各历史阶段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得以凝练和体现。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又向前跨出了几大步，所以它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不是专门学科的历史研究，“学科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和过程”，不能仅从传统“三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科学社会主义史的角度来简单分析。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不代表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历史过程中规律的综合，是理论系统的综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发展历程的综合研究，是科学分析方法的综合学科。“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所以，综合性研究方法论，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中认识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诸如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军事学、文艺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所提供的方法养分，同时又以“从丛林中来，回到丛林中去”的姿态面对时代课题，寻找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予以指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最后，在学科研究主题内容和时代课题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其每一条原理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学科虽有边界，但是问题则无界限；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破解问题中发展的，过去发生的许多问题都是没有充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引起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性是“循序发展”研究的前提；在回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所提出的关于社会发展、人的问题、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等疑问时，总归要到历史实践当中去寻找答案。“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科学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其他学科研究的辩证关系，是回答时代之问的“根本”。也就是说，想要守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这块“自己的田”，就必须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认清“循序发展”的辩证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文本研究具有基础作用，基本理“论”是脱去发展“史”中时代表征外衣的纯逻辑表述，“史”与“论”的结合成为了科学思想的准确表达。“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阐明了理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党的建设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统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展现了西方思想的多元化趋向，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有机“整体”的“部分”。这就要求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提高学术含量，以鲜明的“问题导向”加强学理性探讨。
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
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通史、马克思主义国别史和阶段史、马克思主义专题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五个研究领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和补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逻辑严密、重点突出、脉络清晰的学科内容。
第一，在历史性和规律性方面，马克思主义通史是学科整体性研究的总体框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全貌及其内在规律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发展体现了其时代特征和一脉相承。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历史性飞跃，历史地揭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历史性飞跃“流”的关系，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脉相承。所以，马克思主义通史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国别史、阶段史、专题史和传播史的研究，是文本文献学的历史主线。
第二，在实践性和理论性方面，马克思主义国别史、阶段史、专题史以及传播史的研究是学科的“问题核心”，是不同历史环境、不同国家的各历史阶段上的整体发展的研究，是思想博弈和理论斗争的过程，是实践中检验真理的过程。它们从研究内容上对马克思主义通史进行了全面的补充和完善，是通“史”与理“论”的结合，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
第三，在基础性和系统性方面，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的研究是精神内核。文献研究，特别是文献考证研究和文献诠释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基本范式之一。它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原貌，同时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思想和现实基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及其理论的发展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本质规定。
总之，学科边界的设定是建立在科学知识体系之上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人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体系化的过程。要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边界设定问题。无论是临界学科，还是学科本身，只要站定学科立场，明确各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分工，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和补充是不会造成学科边界的混淆的。必须警惕的是泛化学科的专业性和学术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是别人“借鸡下蛋”的工具，也不是“借船出海”的理由。“耕好自己的田”，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研究的优势，与其他学科合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就是与时代紧密相连，共呼吸、迎挑战。它倾听时代之声，回答时代之问，满足时代之需，开启时代之门，指明时代之路。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在时代发展、科学进步与历史实践进程中创立的科学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作为时代精华的理论，为了真正达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理想目标，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不遗余力地奋斗，并为全人类奉献自己的智慧。恩格斯强调：“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它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其发展史的本质特征就是时代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几个重大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第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时代性与当今时代的关系如何？第二，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研究的历史依据是什么？如何理解时代的变与不变的关系？第三，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要到学科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中去探寻。
1.彰显时代性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学科的发展与理论的创新，时代性是最鲜明的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永恒主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的学科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是超越科学的过程，是具体思想或科学逐步抽象化、概念化、系统化、知识化的过程。“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学科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知识体系，其最重要的就是对历史进程中一般规律性的揭示。所以，学科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历史的“遗产”的继承，是逐步系统化、科学化和体系化建立的结果。
仔细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它不仅科学回答了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发展方向和方法论”的时代课题，还创造性地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和社会主义观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它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到21世纪的历史新阶段和理论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研究的新对象和新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历史具有时代性，时代具有指向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创新发展，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一论述为新时代指明方向并提出新的时代课题。“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我们要始终坚定不渝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在“站起来”和“富起来”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完成“强起来”的历史任务，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
在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背景下，“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面对时代之症，开具时代之方，“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中国经验。所以，时代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历史性与整体性的统一，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上的时代路标。
2.科学判断历史分期问题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科学判断历史分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分期的考察，就是要解决学科研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范畴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运动变化规律。这有助于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每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历史特点，各历史阶段和各项基本原理、基本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各历史阶段上为真理而辩的斗争过程；整合相关学科研究资源，历史与逻辑地掌握时代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从学科整体上反映科学理论的精髓。目前，我国学界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分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分期总体上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变革、政治生活的演变及其自身的历史遭遇相一致，主要形成了“三阶段论”“四阶段论”和“五阶段论”三种观点。
其一，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10卷本）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后继者的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列宁主义阶段，作为马列主义后继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阶段。
其二，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2版则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及其科学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时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在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取得世界性历史成就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中经受挑战并不断发展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低潮中重新奋起的时期。
其三，顾海良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根据思想史的“过程”性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即19世纪3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19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十月革命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总的来讲，科学判断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期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分析科学思想和理论的孕育、形成、斗争和发展过程，明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多番历史磨难、不断经历风雨考验之后所形成的系统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立场贯穿了其历史发展始终，它蕴含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不同时代特征。对于历史发展中时代的变与不变，要从理论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来科学把握其发展中的历史辩证；要以大历史观的视角视之，无论历史如何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如何转变，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和理想永恒不变；《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判断依然是科学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和发展目标依然不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马克思学”“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论、马克思主义欧洲哲学化、马克思主义复古化等，尤其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历史等碎片化、对立化以及扭曲的所谓“理论”。肢解马克思主义，就否定了科学理论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3.关注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揭示了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开启了一扇新的历史大门，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因为对科学理论的正确运用。我们站在了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推动科学理论在中国本土化、大众化的飞跃。中华民族在百年复兴史中，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历史呼唤中觉醒；在漫长的救亡图存的历史长河里深刻体会到：虽然“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伟大的社会变革不能成为他国历史经验的“搬运工”，也不能将经典作家文本文献当作“唱诗班”和“描刻师”的照搬。革命的“真经”要经过现实的“熔炉火”磨炼，“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时代课题的解决之中彰显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时代性和发展性的统一体。
第一，“发展”孕育在历史之中，历史是“问题”的演进。理论的创新“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在理论的发展史中，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激烈，马克思恩格斯冲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壁垒，以科学的理论指导为工人阶级打开了思想的新窗；面对不同于欧洲社会的俄国，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设想，充分看到社会发展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存在。列宁清楚地分析了当时的俄国实际，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先取得胜利”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有力的鼓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也越发清晰，学科的任务也越发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都是在这个时期建构并逐步完善的。可以看出，理论大发展都是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应运而生的，学科体系的建构过程是对旧科学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新旧科学交替时的历史辩证法。“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历史与理论的独特性充分运用到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凝结，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要“鉴古知今，学史明智”。
第二，科学是时代的精华，理论是科学的逻辑，学科则是科学理论的逻辑体系，其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且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研究的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是在历史实践过程中依循不同的历史条件找寻问题源头，寻求破解方法的理论科学。科学源于实践的需要，其现实性的存在是时间与空间统一的历史发展。所以，作为历史与理论的系统科学，其创新的基础动力是实践创新，同时也指导实践。“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将富有“活力和生命力”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化和体系化，并有利于创新发展。它既揭示其在历史实践中总体向上发展的基本趋势，也要通过实际的发展过程反思经验教训。纵观百年，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运用到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面对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凝聚党内智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不渝地关注时代发展、回答时代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以整体的、综合的学科思维“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综上所述，学科的历史是理论体系化的过程，理论的发展是关注和回答时代课题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其本身独特的研究主体、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内容都与其他二级学科以及相关学科形成了明确的界域。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历史主线就如同贯穿马克思主义这条“项链”的链绳；每个历史阶段上的思想和理论的创立就是这条“项链”上的珍珠；“珍珠”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在不同时代主题下，焕发出不同颜色的光芒。但是，永恒的主题、崇高的理想是不变的。所以，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科边界，明确学科主体和对象，厘清学科任务和分工，从理论的整体历史脉络上把握理论的内在规律性和发展性，有利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性指导，有利于“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周杰，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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