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既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又是具有地域特殊性与文明规定性的历史实践。西方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经典样板，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由于其具有启动时间早、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等先发优势，在现象层面、事实层面先行一步。但是，随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不断固化，导致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决定了资本主义推动和主导的现代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我们绝不能将西方现代化的现象与事实直接等同于现代化的历史本质，否则就会陷入现代化实践的误区乃至困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透过现代化的现象，把握现代化的本质。除了顺应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要求与必然趋势之外，中国式现代化还需要面对更加具体、更加复杂的国情规定与实践要求。显著优势是一事物区别并优越于其他事物的显著特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不断彰显于实践中，集中体现在现代化发展三个基本任务及其各项部署安排之中。深刻认识与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对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坚持走自己的路，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中的“坚持中国道路”贯彻到底，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治理条件。国家治理有能力，则现代化发展有能力；倘若国家治理软弱无力，则现代化难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影响着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构建出具有显著优势的国家治理体系，锤炼了国家治理能力，塑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良好的国家治理既可以维护现代化发展的秩序与公平，又可以激发现代化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优势，党所具备的强大能力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现代化发展必须依靠强有力、组织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勇于自我革命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将自身锻造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从顶层设计、分层实施、基层落实等方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保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的轨道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有序推进必然要求稳固的、坚实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政治方向关乎党的生存发展，关乎现代化的兴衰成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环节、各领域，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要求，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项举措在宏观发展上紧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党的各项工作部署实现有机衔接。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将群众“组织起来”，赋予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深层次的内生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非常注重将群众“组织起来”。他认为，通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可以将群众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亦是如此，将群众组织起来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通过延伸到基层的严密组织体系，实现对群众的有效组织与有力动员，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主动意识与自觉行动。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促进团结、凝聚社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社会团结和谐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这样一个大国，要维护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办成一些大事，保持社会团结和谐，必须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之大者”紧密关联，中国共产党对于全社会的号召力，有助于推动全党全社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凝结统一意志、推进统一行动，凝聚起现代化发展的多样化主体力量，更好地办成分散的个体力量难以办成的大事、难事。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要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并将其贯彻到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全过程与各环节。现代化指导思想的理论高度，深刻影响着现代化建设所能达到的实践高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指导思想，是彻底揭示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学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彻底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把握历史主动、顺应历史趋势的有力支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厚植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优势，巩固了全体人民在现代化发展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思想内容上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十个明确”，其中“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了系统性、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全面融入现代化发展实践之中，用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推动现代化的实践创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可以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形成强大的思想引领力，塑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优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得以越走越宽广，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已经开启。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充分地彰显人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从民主制度与决策体制层面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民主的制度设计及其实践，深刻塑造着国家治理能力。倘若一种民主制度及其实践总是处在不同政党或利益团体相互否决、彼此拆台、分裂对立的状态中，那么这样的民主政治实践必然存在结构性缺陷，必然无法真正代表人民意志与利益，必然无法全面塑造与强化国家治理能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其历史逻辑，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与大逻辑中演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既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制度设计，又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能够有效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活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人民民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更加充分地体现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这一全新民主形态的基本环节，同时也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民主参与形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有效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服务、履行自身职责，将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朝着合乎民意的方向推动。
全过程人民民主奠基于民主集中制之上，能实现民主因素与集中因素的结合，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决策与发展的双重优势。民主与集中不应被视作二元对立的排他性范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二者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这样一种结合民主与集中优势、巩固与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安排，“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在党和国家的重大立法和决策中既善于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又确保国家有能力做出有效决策”。有了充分的民主，人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各项权利能够得到巩固与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才能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有了必要的集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项决策部署能够有条不紊地作出与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才能具有权威性与主导性。第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善治目标，运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力量来确立与落实现代化发展的规则与规范。法治与德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种基本方式。法治与德治相结合，适应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具体实际，二者以不同的调节机制与规范功能构建国家治理的现代秩序，实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
一方面，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从刚性约束层面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实现法治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与必由之路。现代国家治理与传统国家治理的一个显著差异就在于规则与规范的恒定性，人们可以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有预期、有恒心地开展生产生活实践。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通过制度的构建、规则的确立，使国家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必须注意到，法治不彰是许多国家无法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原因，这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吸取的经验教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可以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运用法治手段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执政能力，可以运用法治手段规范行政权力，使其行使合乎程序，更好地构建与现代化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执政能力与政府职能。
另一方面，德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从软性规范层面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道德、精神与价值的引领。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以德治国既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国家治理中恪守政德的要求，又要求用先进的道德取向与价值追求来引领大众。从内容来看，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在内的道德资源或精神资源，都可以成为以德治国的有益支撑，在不同治理环节中发挥着特有的功能与作用。从作用逻辑来看，德治的实现机制与法治有所不同，其主要是通过教育教化、舆论引导、实践修养来实现的，更侧重于一种自我规范。总的看来，以德治国作为独特的国家治理形式，能够夯实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共同观念基础，凝聚全党全社会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共识，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思想观念领域的有利条件。
诚然，法治与德治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之中，共同塑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良善的法律需要以一定的道德与价值观作为基础，道德与价值观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法律的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在立法、执法、司法与守法层面都可以起到弘扬真善美、抵御假恶丑的积极成效。仅从立法层面来看，这样的“融入”可以推动制定出来的法律反映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价值取向与道德风向，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与美好愿望。
二、发展物质生产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同时也构成了我们界定与把握现代化的基本尺度。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从根本上看，现代化是在现代生产力发展与解放的进程中不断推进的，是在不断变革与扬弃传统生产方式及封建所有制关系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底层支撑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建立在资产阶级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是特定历史阶段内具有进步性质的现代化道路。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西方式现代化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趋势与结构需要不相适应的部分愈发凸显出来，并在制度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层面有着复杂性、具体性的表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根本上适应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性质、目的能够更好地适应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实际，支撑其成为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崭新、独特、优势显著的现代化道路。
第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推动现代化物质生产上具有显著优势，适应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以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下推进与发展的，有着特殊的时空规定性，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从质的规定性层面来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表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等三个层面对其作出时代性的概括，这意味着我国对于现代化建设规律与社会化大生产规律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优势，可以有效转化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能。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确保生产资料为绝大多数人而非为少数人所掌握，激发现代生产的活力与效能。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现代经济制度上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前者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主要的、主导的，后者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主体的、主导的，这从根本上推动并塑造了两种质的规定性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可以有力支撑党对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可以从宏观调控与中长期规划层面巩固好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本盘，为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抵御现代化建设风险提供强大支撑；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可以创造出大量就业创业机会，不断激活民营经济推动技术创新的潜能与优势，从而为现代生产与发展赋能。“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二者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主要原因。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决定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并在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社会主义分配形式的功能与优势。在现代化进程中，分配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分配得当则现代化发展稳定有序、充满活力，分配失衡则会导致贫富悬殊、社会失序等现代化发展的阵痛与危机。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推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有机衔接，推动市场、政府与社会多重主体协同配合，可以形成有力支撑现代生产的分配方式。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用市场与政府推动现代生产的双重力量与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积极作用，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举，既能够培育市场在竞争、分工、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又能够通过积极发挥政府作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极大地促进与支撑现代生产的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现代生产与发展全过程，进而推动现代生产效率与生产目的实现统一。物质生产现代化的性质，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原则与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提出来的，始终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对物质生产现代化产过程起到规范、引领与调节作用。这一思想肯定人民在生产生活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摆在中心位置。以人民为中心，在一般理论原则上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统一，从观念维度明确了物质生产现代化发展的性质、主体与目的，从价值导向与实践导向上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
以人民为中心是历史的、具体的、实践的，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新要求与新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以这一目标为统领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体现，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价值目标与历史实践，有着非常坚实的客观基础与主观需要。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劳动者受资本支配并成为其附属品，由此也必然出现社会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境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将全体人民作为共同主体对现代化所产生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进行合理分配，特别是关注和帮扶低收入群体、易返贫致贫群体等占弱势地位的群体，实现对现代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积极矫正，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均衡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第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推动形成生产发展与生态良好的现代化道路，通过保护生产力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从本质上看是“非生态”的，在历史上其所衍生出的生态危机既表现在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等方面，又表现在人的健康状况与居住环境的恶化上。在此基础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演化出错位性、消极性、悖论性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态危机，给人类生产与生活带来了严重后果，必须加以克服和扭转。早在两个世纪前，恩格斯就提出了治本之策，那就是“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即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性调整。
推动构建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发展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历史产物。中国式现代化对于生态文明的探索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既包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破坏环境、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健全等客观历史因素，又包含一段时间内公民环境保护意识不足、生态文明认识不到位等主观认识因素。但实际上，相较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制度体系的优势，能够更好地转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效能，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关系得到历史性重构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阐释了生产力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文明所奠定的良好生态条件，是发展物质文明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旨在更充分、更高质量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综合性、叠加性的发展效应，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提供基础性条件。建立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总体性特点的现代化，是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之本质规定性的现代化，是代表世界历史发展趋向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道路所塑造形成的优势，正在于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性与可持续性。
三、开展社会建设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现代社会可以从“大社会”与“小社会”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从“大社会”的维度来看，现代社会涵盖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曾对德国工人党纲领未原则性地界定现代社会作出批评：“‘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小社会”的维度来看，其专门指向社会建设领域的现代化程度，是与国家治理领域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交往领域。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成长逻辑，我国的现代社会既在“大社会”层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又在“小社会”层面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彰显中国特色地推进教育、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建设现代化上所展现出的显著优势，正是立足于“大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背景，具体生动地体现在“小社会”即社会建设现代化领域之中。
第一，建设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体系，推动现代化成果更平衡更充分地惠及全体人民，从“底线”与“高线”两个层面塑造社会建设现代化的显著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的现代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社会建设现代化蕴含着底线与高线双重逻辑：一是在社会建设现代化中保障人最基础的生活质量、增进人民福祉；二是在社会建设现代化中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底线逻辑与高线逻辑统一于社会建设现代化实践之中，塑造现代化发展优势。
从社会建设现代化的底线逻辑来看，我国建立起与现代化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近代以来，我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建设现代化启动时间晚、建设底子弱、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支撑社会建设现代化，必须发展好社会保障这一兜底性工程，发挥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的作用。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建设现代化的“稳定器”，推动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制度性的保障渐进解决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从社会建设现代化的高线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为人的全面发展赋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对社会建设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高度，社会建设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目标，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推进教育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通过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推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既从战略高度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又更好地为人的美好生活赋能。
第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从主体性与创造性两个层面塑造社会建设现代化的显著优势。中国的社会建设现代化不能套用或移植西方公民社会的实践逻辑，必须深刻认识社会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社会建设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与必要条件就是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主体性，从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突出强调了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主体力量在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中的差异化主体作用。当然，现代社会归根到底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社会，社会治理现代化最为根本的还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微观细胞，对于社会建设现代化负有责任与义务，必须根据自身实际与能力投身于社会治理之中。除了主体性之外，社会建设现代化的另一个面向就是充分激活与发挥不同主体的创造性。“创造性是主体性的最高表现”，社会建设现代化是具有创造性的事业，创造性活动需要人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归根到底有赖于各方面创新型人才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活动”，不断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提供制度、机制、资源方面的条件，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制胜密码。激发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现代化中的创造性，必须首先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培育公共意识与公共精神，提升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素质，从而将社会各方面主体凝聚起来投身于社会建设现代化，形成适应地方具体实际的社会建设现代化模式。
第三，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更加适应于应对现代社会中各类风险挑战的需要，从活力与秩序两个层面塑造社会建设现代化的显著优势。现代化发展既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也孕育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挑战。不同国家发展现代化所面临的风险挑战既具有共性，又具有特殊性。对于社会建设现代化而言，如何抵御风险、应对挑战、化解危机是一个基础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实现活力与秩序有机统一，必须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实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任务。从社会建设现代化的实际出发，改革就是要破除阻碍社会建设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因素，为社会建设现代化提供充足的动力；发展就是社会建设现代化的主题与目标，旨在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塑造一个和谐安宁现代化的社会有机体状态；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建设现代化得以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历史地看，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建设现代化方面所形成与塑造的优势，正体现在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循序渐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地推进社会建设现代化的各项任务之中。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历史坐标，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有了新的要求与指向，构成了社会建设现代化所不容忽视的世界历史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局面，社会建设现代化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全局，一是要深入推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运用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好地守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二是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在现代化发展中合理协调好各类利益关系；三是健全包括应急管理体制在内的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在现代化发展中维护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等等。总而言之，关涉社会建设现代化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具有整体性，必须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加以审视，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建设现代化方面的显著优势，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四、结语：坚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物质生产现代化、开展社会建设现代化等方面形成的显著优势，归根到底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产物。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发展的现代化，而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显著优势，绝不是“翻版”西方式现代化的结果，也绝不是“再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结果，而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吸收世界现代化先进经验与历史教训，独立自主地推动现代化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结果。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之源，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向前推进，更好地巩固、展现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必须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战略定力，掌握历史主动，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合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者简介：项久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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