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文化”新界说是一种文化自觉

　　关于“文化”的新界说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接着写道：“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从这里可以看出：

　　第一，《决定》从中华文化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提炼出了关于“文化”的界说（定义）。过去我们熟悉的关于“文化”的界说，是从西方人类学研究成果中输入的，认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将文明与文化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界说没有直接阐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生衍发展的联系，未能揭示出中华文化的特质。从中共十五大开始，经十六大，到十七大，再到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党中央和我国学术理论界的专家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准确地表述中华文化的特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六中全会将文化与民族复兴、建立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结合起来，这就使“文化”具有了更大的民族亲和力和实践指导意义。

　　第二，关于“文化”的界说，即民族的血脉，肯定了中华文化连绵不断，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其起源是在炎黄时代。炎帝族和黄帝族是我国史前两个关系密切的大氏族部落，他们对后来中华民族的生衍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中国考古学告诉我们：新石器仰韶时代后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时期，而炎黄时代就在这个时期内，因而中华儿女被称为炎黄子孙。黄帝陵在今陕西省黄陵县境内，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这里便成为炎黄子孙们拜祭人文初祖黄帝的地方。前不久，陕西西安还召开了清明祭黄帝陵学术研讨会。我们今天祭黄帝陵，不是把黄帝当成神灵，而是在肃穆的氛围中，追思中华民族先辈们如何克服艰难险阻、创造文明、造福子孙，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振奋民族精神，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文化”界说中的“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源自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其中第三个小题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包含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将此写进关于“文化”的界说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文化界说之所以重要，因为它阐述了文化的力量，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什么是文化的力量？简言之，文化的力量在于使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凝聚、提升、发展，永不衰竭。

　　不好说什么时候文化自觉已经达到极限，无法提高了

　　201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谈到我国文化建设的时候，提出全党应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由此，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这样的任务：“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里，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达到一定高度的标志，这是将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的核心理念。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风云变幻的事实，以及世界上文化霸权的挑战，我国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多次阐述国人应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1997年春节，他在北京与朋友们欢聚时，这样说：“七年前，我在八十岁生日那天，在东京与老朋友们欢聚会上……我说了下面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16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费老所说“各美其美”是有针对性的，指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肯定自己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如果不是这样，对中华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那是十分危险的。面对世界，我们应当“美人之美”，即肯定其它民族、国家在文化上对人类的贡献，吸取他们的长处。费老期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实现“美美与共”——地球上每个国家、民族不分大小，都以自己的优秀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费老上述十六字箴言就是他所理解的文化自觉的内容，无须解释，其时代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理论学术论坛上关于文化自觉的呼声，反映了人民对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国执政党进一步将此提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加以阐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两个基础上创造发展的，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再一个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基础，这二者缺一不可。比如，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和”源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赋予它以新的含义，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或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决定》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论述，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称之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既然是“体系”，就不是一点或是一个方面，要求从多方面、多角度去研究弘扬中国优秀民族文化，这在今年2月15日公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有具体的要求和说明。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决定》中提出这样的研究任务：“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我国人文学者们用新观点新方法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我国近代大学学制的设立基本上是同时的，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今天能否说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到“顶”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从以往的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是必不可少的。从正面看，前人的研究经验大体上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不能脱离时代；在研究中应体现和而不同、即博采众家之长的会通精神，营造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前辈学者们潜心探索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善美，矢志不渝，留下了宝贵的学术成果，这些是我们进一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的起点。

　　以上的论述都可以用“文化自觉”这个关键词来归纳。文化自觉没有终极，不好说什么时候文化自觉已经达到极限，无法提高了。前人在文化自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供今日借鉴，但它不能代替今人在文化自觉方面的新创造。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发展促进人们文化自觉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自觉才是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还要提到，学者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会推动对外国优秀文化的研究；没有比较，就不能提炼出特点，文化自觉难以牢固地树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外国优秀文化了解得越深，对本国文化会越珍惜，在借鉴和研究上会更有深度，在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将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剥离上会更加科学化。同样，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研究得越深，对外国优秀传统文化会越有鉴别力，能够更加准确地吸收其优质，为我所用。

　　

　　网络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