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斗争说”虽然很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但用这个视角审视中国的反腐败将会误入歧途。反腐败不仅仅是政治问题、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经济问题，为进一步改革扫清障碍是反腐败的主要动因。
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执政以来反腐败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不少评论特别是一些国际媒体将其主要解读为权力斗争，即认为反腐败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和手段而已。“权力斗争说”虽然很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但用这个视角审视中国的反腐败将会误入歧途。反腐败不仅仅是政治问题、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经济问题，为进一步改革扫清障碍是反腐败的主要动因。
无疑反腐败特别是“打老虎”让人们看到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在反腐败上的力度和决心，深得民心，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级别的腐败分子被送检，让人们联想到权力斗争也不奇怪。但是，当我们安易地推想依靠传言为基础的“权力斗争说”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新一届中国领导层的首要执政目标是什么。
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即建党一百周年实现全面小康，建国一百周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的中期和长期的目标。那么如何实现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即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最近讨论热烈的经济新常态)。市场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主要作用，这个表态具有历史意义，不仅因为这在党的文件中首次出现，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决定性的地位，也就是说市场而不是政府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民间企业和消费者将要成为经济新常态的主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模式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生产出口以及低工资的办法实现，不能否认这种方式在实现中国从很低的起点，迅速发展解决了发展瓶颈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政府的干预也起到过很大的稳定器作用。同印度相比，中国的成绩显而易见。
问题在于这种政府干预、资源密集型的旧模式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一方面是低工资和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政府权力资源过度集中造成寻租空间和数额急剧膨胀。腐败问题同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相联系，成为了社会高度关注的道德问题的同时，更成为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拦路虎”。
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所提及，那些系统性、机制性、结构性问题阻碍改革。新一届政府决心通过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通过新的发展模式实现新常态来代替旧常态。“打老虎”是为了打掉改革路上的“拦路虎”，是一个严肃的经济问题。反腐是为了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重新规范机会均等的市场经济秩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反腐败阻碍经济增长的错误认知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4%，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定在7%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为6.8%，2016年为6.3%。这与过去30多年中国年均超过10%的增长相比的确明显下降，以至于不少人把经济增长放缓归结于反腐败的副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
新旧发展模式的更替，首先要结束过去那种政府主导的高速增长方式，让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新推动者——民企和消费者上位。目前的经济减速不能过度紧张，过去很大程度上高增长来源于政府的过度投入，资源过度消耗，基础设施产能过剩生产的结果，也就是超负荷增长，不一定是最合理和适合社会需要的增长，换句话说，存在高速度相对低质量增长的部分。
现在要让主角换位，就需要一个过渡过程，这个过程肯定带来增长率的相对放缓，这是可以预见的。只要不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和社会动荡，在转型过程中，社会成本可以承受范围内的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可以被允许。而且，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对于过去高速增长带来负效应的反感，已经超过了对于经济增长带来收入增加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低增长高质量也是民众的要求。
目前的相对低速增长不是反腐败的副作用，而是反腐败还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同时，深化改革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还没有确立前的状态。新旧常态的更替的背后是经济主角的一进一退涉及了重大的既得利益，反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种一进一退变得更加容易，李克强在就任后首次记者会上说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来推进改革，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会因为反腐败导致经济衰退，相反不反腐败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反腐败和推进改革的破和立相结合
经济新常态不仅仅是要破，而且还要立，破立结合的方式已经在中国新一届政府反腐败和推进改革并进的方式中得到展示。
首先，投资主体从政府向民间转移就需要扶植民间企业的发展，并为他们更加容易获得信贷提供便利。对于民生银行等高级管理层人员的腐败调查与金融市场改革同步推进，2014年从微银开始已经批准六家网上银行，目的就是为创造了75%就业和60%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中小企业融资降低各种成本，反过来对传统银行业形成竞争改革压力。数据显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登记公司数目增加较快，经济虽然减速，政府也没有进行刺激政策体现了中国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
第二，要让消费者提高收入并且营造“安心消费”的心态，要把社会民生这方面真正做好。旧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低工资，长期的低工资实际上把本来可以用于个人消费的钱继续用于政府投资项目。要把经济发展的主体从政府向民间，消费主体从国有向民众转变的话，就需要让民众收入增加，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急剧增加工资水平的方式不可持续，但需要稳步推进工资制度改革，让一般消费者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
光收入增加还不行，还要让他们安心花钱，这就需要让政府的支出少投资基础设施，而向民生方面软的基础设施方面发展才行，把钱投向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目前医疗仍然还占不到整个政府支出1%。民生建设同样还体现在教育改革上，中国出国留学热本身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同时年龄层日益下降说明家长们对于中国的教育不满意，为了子女出国留学的巨大消费不仅外流了内需，也是促使腐败的因素之一。
第三，要让公务员、医生、律师、教师等从业人员有安心体面生活的物质保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由于腐败问题，政府公务员收入的提升成了非常敏感的问题，但目前中国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并不算高，而且大部分公务员并没有太多的贪腐机会。低工资水平和项目审批金额权限大就很容易诱发腐败，一方面简政放权堵住寻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要提高待遇稳定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当然选拔干部的渠道和程序首先要保证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
军队反腐同样是为了改革
长期以来军队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外界对之知之甚少，即使腐败案件查处也只是在军队系统内部进行。新一届政府在军队反腐败问题上不仅力度空前，而且透明度很高。从目前公布的军内的“大老虎”的情况看，最主要的问题可能在于军队内部各种程序的封闭性。由于军队本身性质的特殊性，一定程度的保密是完全需要的，但也要认识到过度的保密就会给寻租创造机会。很显然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经敏锐地看到这个问题，军队的反腐败同军队改革齐头并进。
2013年11月军队改革启动， 2015年1月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设立，允许民间企业参与军品生产采购本身，就是打破原来利益结构的重大举措。长期以来，国际上批评中国军队缺乏透明度，允许民间部门进入军品市场竞争本身，就应该看成是军事透明一个部分。在监管方面，军队审计署审计长首次出席全国审计工作会议，这些都是新常态的体现，我们看到军队反腐也是为了让资源更加有效合理地分配的改革服务。
同公务员相同，在减少军队寻租腐败的空间的同时，在保证优秀军队干部队伍能有效选拔出来的前提下，提高军队特别是高级军官的收入和福利是必要的，提高贪腐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对抑制腐败也有效果。
中国的反腐败是同深化改革相辅相成的，为了破除经济增长旧常态，建立新常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它首先是一个关乎国家的经济发展、关乎千家万户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这应当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反腐的主框架，而不应被以传闻猜测为基础的“权力斗争说”所一叶障目。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网络编辑：嘉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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