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玉贞研究员的著作《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以下简称“李著”）。李玉贞研究员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她在译介共产国际历史档案方面的贡献尤为值得称道。这部著作又是作者“积三十年之功”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对国际共运史史料的挖掘来说，还是深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认识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与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一样，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区别，却没有被李著予以充分的重视。混淆了这一层区别，李著在论述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时候，不免将其等同于国民党与苏俄政府的关系。这两层关系虽有重合的部分，但是也有明显的分野。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区别，是国际共运史中“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争论在中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渗透着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因此也是中国大革命鲜明的历史特征之一。
一
李著开篇即说，“共产国际是苏联对华外交的一个渠道”，而且共产国际的活动“从来没有站在违背苏俄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既然如此，李著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标题下，很明显其实讨论的是国民党与苏俄政府的关系。而且，李著认为，在“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分析方法的烛照之下，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或者简称为“莫斯科”，其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是苏俄的国家利益。因此，共产国际弹奏的那些“世界苏维埃革命”的音符，只不过是对内迷惑旅俄华工、对外忽悠中国无产阶级的伎俩罢了。事实当然不是如此。
在国际共运史上，国际组织受到大国大党的影响是个公认的事实，共产国际因为沾染上过分的俄国色彩也一直饱受批评。但是在李著讨论的1919–1927年这个时期，情况却不能仅作如此简单的理解。
其一，共产国际的酝酿早于十月革命，其正式成立是在1919年。共产国际总部的选址问题，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确定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早期的驻华代表维经斯基曾确认，“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应该说，维经斯基的这个说法客观反映了共产国际成立的初衷以及共产国际早期的工作思路。
其二，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通过两个壁垒分明的渠道，得以推行。两个渠道有不同的职能和分工，它们在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依靠力量和革命道路选择上，分歧很大。共产国际早期的驻华代表马林之所以被撤销职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马林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越飞走得太近，以致损害了共产国际的事业。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编者格卢宁和格里戈里耶夫等教授认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实际目标一直互不相容，这是造成苏联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之一。”
其三，共产国际从国际共运的指挥部转变为如李著所说的苏俄利益的“外交工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充满了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美国学者赫尔穆特·格鲁伯将这个过程称为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或者说斯大林化时期，它始于1924年，终于1931年。而在李著讨论的1919–1927年间，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既有重合也有分歧，尚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共产国际早期的驻华代表马林，就曾经觉察到莫斯科在对华政策上的“两条路线和两个中心正在形成，即俄国利益中心和革命中心”。
因此，在1919–1927年间，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当然不完全等于与苏俄政府的关系。共产国际首先应当保证苏俄政权的存在与稳定，这是共产国际对华政策上与苏俄重合的部分，共产国际当然不会站在违背苏俄利益的立场上，而把自己推向帝国主义阵营。但另一方面，世界革命广泛的国际主义前景，使得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不会局限于苏俄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是要求苏俄这个“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苏俄民族利益优先还是世界革命的利益优先，或者说，民族主义优先还是国际主义优先——问题的尖锐性使得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分野，一方是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国际主义立场，另一方是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场。李著笼统地将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混同于苏俄政府，简单地“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分析方法去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不仅使得该书的研究对象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遮蔽了共产国际以国际主义为原则的对华政策的独特性，导致无法充分把握错综复杂的中国大革命史。
笔者试以国民党与莫斯科的早期关系为例，来分析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区别。
二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基于地缘政治利益，迫切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以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孤立。为此，苏俄政府接连发表两份《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苏俄政府对华的友好姿态并未奏效，因在外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上达不成共识，双方的建交谈判陷入僵局。之后，苏俄方面又寄望于“亲俄”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希望两者联合成立“孙吴政府”，取北京政府而代之。在“孙吴政府”的计划失败后，苏俄政府才将对华政策的重心放在孙中山及其国民党身上。1923年年初，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孙越宣言》，这标志着国民党与苏俄政府合作关系的开端。与此同时，苏俄与北京政府和一些控制地方政权的军阀，仍旧保持由苏维埃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所决定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不难看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对华政策采取了一种精明的实用主义立场，只要是国内的实力派，不论意识形态的差别，只要怀揣“反帝”的抱负，都可以成为苏俄政府联合的对象。
与苏俄政府实用主义的外交方针不同，共产国际从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出发，严格把控联合对象的“阶级标准”。虽然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情况不感到乐观，但却始终相信中国无产阶级是个有前途的阶级，并以充足的信心注视着这个阶级的成长。从1920年到1922年，共产国际的在华工作有两个基本点：其一，依靠最有觉悟的工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将其联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其二，通过党的知识分子团体渗透到工人阶层中去。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其在华工作的支柱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更不是与苏俄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各路军阀。共产国际在华政策的目标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整合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使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以此保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能够突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两者对华政策中重合的部分。共产国际也通过驻华代表马林，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联系。因为马林并没有把国民党看做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看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组织。据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曾在1922年的“八月来信”中，指示中共到国民党内开展活动，支持国民党中“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值得注意的是，“八月来信”完全是以共产国际马林提供的情况为依据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与此无关”。
不管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好，是各阶级的联盟也罢，在共产国际严格的“阶级标准”下，国民党始终是不合格的。1922年年初，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就曾指出，“谁和无产阶级运动的觉醒为难的，也是一个民族革命运动的蟊贼”，矛头直指参加这次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在1922年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直接将孙中山与勾结帝国主义的各路军阀相提并论，认为支持孙中山“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这些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即使这些中心的领导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而要将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可见，此时的共产国际已经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共产党是否要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
截至1922年，尽管共产国际猛烈批评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这些批评都尚未构成对苏俄政府推行其在华政策的妨碍。但是，当苏俄政府在1923年年初将对华政策的重心转向国民党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莫斯科对华政策面临一个两难抉择：要么暂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迁就苏俄政府的现实政治利益，要么舍弃苏俄和国民党的联盟而专注于打造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三
看起来，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屈从了苏俄政府的意志，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要求摆脱国民党独立自主开展工人运动的情绪，沿着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渠道，从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那里传递到莫斯科，并获得了主管对华工作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的支持。
1923年1月，当越飞向莫斯科信誓旦旦地保证孙中山不是凯末尔，绝不会背叛革命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领导人维经斯基却向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报告说，孙中山不过是中国众多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派系之一。从2月开始，维经斯基连续多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书记处写信，强调中国工人运动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并将工人运动看做是“中国反帝斗争中最现实的因素”。同时，维经斯基还指责国民党的军阀性质及其脱离工人运动的倾向，并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的做法提出批评。虽然维经斯基也不反对中共支持孙中山，但是他为这种支持开出的条件却非常苛刻。1923年3月27日，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致电，希望后者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向马林施压。
共产国际在华工作人员对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反对立场，最终在共产国际领导层内部得到反映。1923年4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就东方部的工作情况，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递交报告，同时以个人名义致信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要求政治局重新审查所做的援助孙中山的决定。在报告和信中，萨法罗夫一方面批评孙中山的国民党“并不是居领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孙中山不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不足以成为苏俄应该争取的盟友；另一方面，萨法罗夫称赞中国“工人运动显示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把中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坚定意向”。鉴于以上情况，萨法罗夫提请政治局重新考虑“今后把我党限制在国民党范围内是否适宜的问题”，他建议“今后必须坚持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与新政策相适应的组织措施是，必须“撤销对马林同志的委任”。
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冲突。
对于在国际丛林法则下艰难求生的苏俄政权来说，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双轨外交，或者抛开意识形态援助国内的实力派军阀，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苏俄政府出于实际的政治利益，要求共产国际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时候，原本保守的苏俄民族主义倾向开始具有扩张性，并与共产国际素来坚持的国际主义原则构成尖锐的对立。在中国问题、土耳其问题、波斯问题以及伊朗问题上，莫斯科外交政策中始终存在这个尖锐的对立。
具体到中国革命的问题，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通过以“党内合作”这样一种形式建立起来的国共统一战线，而得到暂时的缓解。根据共产国际于1923年5月24日发给中共的指示，中共党员留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以保证苏俄政府与国民党联盟的稳固。作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条件，国民党必须“无条件的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并在其统治区支持土地革命。同时，共产国际确认，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应当归于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
应该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妥协的决议，其内在的复杂性既反映了中国大革命辩证矛盾的客观形势，也预示了国共合作无法避免的悲剧结局。就在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下发之后，莫斯科对华政策呈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混乱。首先，马林因为“热恋于国民党”而被共产国际撤销了在华职务，但是他提出来的“党内合作”战略却被接受下来，成为国共统一战线的基本形式。其次，斯大林指示马林的继任者鲍罗廷“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但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斯列帕克却指示维经斯基在华的工作“不要做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尾巴”。由此可见，当国共合作的大戏在中国大革命的前台拉开帷幕的时候，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之间关于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较量就已经在后台上演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发展而逐渐尖锐，国共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日趋明显，相应地，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也以各种形式暴露出来。苏俄政府为了保住“莫斯科对英帝国主义在战略上的两个支柱——英俄委员会和中国的国共合作”，竭力压制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和苏维埃建设的主张，以避免引起统一战线的破裂。对此，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也夫毫不客气地指责这是“俄国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狭隘性（national narrowness）”；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主席的身份，要求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是在同年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一创立就担任的主席职务被撤销。对于中山舰事件前后莫斯科对华政策上的分歧问题，日本著名汉学家、早稻田大学毛里和子教授曾进行过很深入的研究。毛里和子教授认为，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正式的对华政策和苏联共产党的方针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为了适应苏联新的对内对外方针，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开始收敛。
四
综上所述，在整个中国大革命时期，始终贯穿着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李著否认或者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以至于无法充分把握莫斯科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国民党外交政策的复杂性。
李著一方面通过“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分析方法认为，“苏俄输出其共产主义革命的真谛——维护苏俄的利益”；一方面通过“以意识形态为轴心”的分析方法认为，共产国际之所以难逃“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悲剧性结局，是因为坚守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无法接受共产国际为中国设计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路。简言之，李著认为，共产国际是在以开展阶级斗争的方式，为实现苏俄的国家利益而斗争。这显然是个矛盾的结论。事实上，“开展阶级斗争”和“维护苏俄利益”，两种目标各有其推动者和实施路径，而且在大革命时期两种目标互相冲突。苏俄政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不得不压制共产国际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的冲动；共产国际为推行其“世界革命”的战略，要求苏俄为此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因此，即使不能明确区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也不能随意将共产国际简单看做是苏俄政府的外交工具。
网络编辑：岚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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