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存在”吗？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发展，除了一如既往地“发掘”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的“真相”，“还原”其认定的“历史面貌”以外，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它的批判，更加强调其“学术研究”的性质，即根本不存在历史虚无主义，“一点一滴地揭开历史真相不过是学术研究”。主流意识形态“不应该将学术论证归结为意识形态”，应“尊重学术研究的自由”。这一观点，涉及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特征和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等多个问题，在现实中极具迷惑性，有必要对其加以辨析。
一、历史研究不可能没有价值立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强调自身的学术性，强调它所发掘的历史真相具有很高的“信度”，是以其坚持“价值中立”原则为依据的。这就提出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立场问题。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大卫•休谟、康德、孔德、斯宾塞等关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经验与先验之关系讨论的基础上，针对社会学在价值问题上所面对的难题提出“价值中立”原则。他认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应当遵循客观事实，撇开个人的政治主张、偏好,回避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一具有客观主义色彩的方法论原则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既得到支持，也饱受质疑。20世纪80年代，它被引入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90年代获得了一些历史研究者的青睐。一些研究遵循所谓“价值中立”，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颠覆、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的诸多结论。
但事实上，历史研究不可能没有价值立场。这是因为：
第一，从历史研究的主体来看，历史研究是现实主体对历史客体（含中介客体）的认识过程，是人的一种思维活动。历史研究者作为现实主体，不是抽象、孤立地存在的，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之中，处于一定的政治现实和文化环境中，这决定了研究者总是带着自己特有的社会背景、秉持一定的历史观来看待历史。正如沃勒斯坦所说：“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植根于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各种前提和偏见,而这些前提和偏见会干扰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和理解。”如何选择史料、陈述事实、理解历史、运用研究方法，既受制于历史资料，也受制于历史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包括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德、才、学、识）和其他主观因素，如政治观念、价值取向、个人情感等等。虽然历史研究者希望避开主观价值的参与，但事实上不可能将自己的主观性因素完全剔除，其对于历史事实的陈述、对于历史过程的理解，都隐含了一定的政治预设和价值倾向。所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才会有言：“史之不直，代有其书”。美国哲学家普特南也认为，事实陈述本身就预设了价值。
第二，从历史研究的对象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能够思考的人的活动，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着主观目的，既是多个人的实践过程，也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没有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如果研究者排除一切价值取向，把人的历史当作自然界、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只会将人的、活的历史写死，得到的是没有思想、没有人文情怀的历史，实际上也无法把握历史的真实。
第三，从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看，历史研究着眼于“求真”，应该尊重客观事实，不应以研究者个人好恶随意评价历史，这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但历史研究还要“致用”，这是史学现实价值的体现。“经世致用”，既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也为很多西方历史研究所奉行。如二战结束后，为了加强美利坚民族的凝聚力，注重发掘美国历史中的连续性与一致性、赞美美国社会基本利益一致的“共识”史学应运而起，并受到联邦政府的青睐。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这就是史学通过“求真”以达“致用”的基本路径，表明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者为了“现代人活动”的需要，以“现代人”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对既往人类活动进行的反思和价值重估。历史研究要做到“致用”，不能缺失价值评判，必须由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行主观判断，分析纷繁杂芜的史料，感知历史人物的思想，解释、说明历史过程，才能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实现历史研究的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
所以，历史研究中所形成的学术观点，不可能是纯粹中立、中性的。的确，学术观点与政治意识形态在问题指向、叙述话语和运作规则上都有明显区别，不能简单等同。但是，两者也不是截然无涉的。美国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也指出，美国的历史研究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的理论真的能够完全区别于意识形态。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微妙，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在美国依然存在。”美国另一位历史学教授华世平则认为，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都有意识形态内涵。
学术观点中包含了意识形态内涵或者成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内涵、成分可以放大，从而使学术观点转化为政治意识形态。具体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实际是中国在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探索、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实践过程，不同的阶级都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有各样的实践，不同阶级之间还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对立与冲突，而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就是长期探索、选择的历史结果，所以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知和评价，即使是学术观点，也不可避免地隐含着对当代中国社会制度历史必然性、合理性的判断，多少都有意识形态意蕴。因此，那种认为历史研究者可以抱持“价值中立”，以“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探寻“绝对真实的历史”的观点，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事实上，正是这些貌似“价值中立”、“态度客观”的研究，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超出学术研究的边界
在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时，的确需要搞清楚历史的细节和真相。问题在于，如何运用史料、叙述历史和理解历史，会因历史观和方法的差异而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些历史结论做了调整、修改，以求更加客观、公允、接近历史的真实。比如对近代历史上很多人物的评价，对中共党史中的“西路军”、“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评价，对党的领袖特别是毛泽东的评价等等。这些评价的变化，是史学研究深入的成果，在关注历史细节、追求真相的同时没有忽视历史的整体和全面，没有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本质、主流，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但是，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质疑、重评，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其表现也超出了正常学术研究的边界。
其一，从价值倾向上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观点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突破它自己标榜的“价值中立”。具体而言，一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责“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不能用来解释人类历史”，“马克思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历史图式十分相似”、“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提出“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不能是以满足统治者需要为标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的理由的根本认识。”二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借一些历史结论的调整、变化，指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官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析和结论是“以愚民为目的的谎言”。三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选择性研究党史和国史中曾经出现比较严重错误的时期、事件，或坦白直言中国共产党错误连连，或者故弄玄虚，引导人们向否定方向思考、猜测，而无视、否定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贡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
其二，从研究方法看，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声称采用实证研究，却常常陷于伪实证和形式实证的状态。即从特定的目标和既有的价值偏好出发，不是“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而是按图索骥地发掘史料，或对史料不辨析、不考证、不甄别，或者以孤证、个案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甚至杜撰、伪造史料，这使得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实证研究停留在肤浅观察层次上。即使如一些研究者所言，根据一个个史料把握了历史细节的真实，他们也没有把握全局的真实。而历史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史料的收集与考证，事实的发现和陈述，更重要、更根本的任务是对整个历史过程的理解，是根据史料，找出各种史实之间的互相联系，发现历史的规律性。历史虚无主义制造“依据史料、秉笔直书”的假象，目的在于引导大众怀疑主流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撒谎”，而不在于实现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
其三，从参与主体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突破学术研究由经过正规训练的专业人士参与的界限，形成了部分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合唱”。一些专业人士通过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实证分析、数量分析、心理分析等），或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些问题的研究提出质疑和否定，或者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和认识，或者提出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新思路、新视角。非专业人士则以多种方式，包括撰写书评、回忆录、笔谈，进行专题访谈，在媒体上开辟专栏讨论等等，积极支持、应和专业知识分子的核心观点。他们的参与，不仅制造了一种“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任人评说”、“每个公民都有权力探索历史真相”的氛围，而且推动了专业性的核心思想观念通俗化，并将其推广到不同的社会层面。
其四，从表现形式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系统的理论性论著，也有碎片化、情绪化、形象化的表达。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围绕民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打AB团、西路军西征、延安整风等）和毛泽东研究、新中国的重要时期（“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等）研究出版、发表了不少著作、论文、回忆录等；一些网络博客、微博、论坛讨论和影视文学作品，也利用符合大众心理和娱乐习惯的文化消费形式，把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观点转化为感性的影视形象和抓人眼球的通俗文字，向社会大众传播，使人们在轻松娱乐中接受它的潜移默化。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上述表征说明，它进行的所谓“重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已经“不是局限在某个学科中施展自己的理论张力和学术主张，而是表现一种更尖锐、更入世、更宏阔的现实关怀。这种现实关怀可以说更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它秉持唯心主义历史观，以“中国向何处去”为现实关怀，以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为“人间正道”，以中国在历史发展中“以俄为师，误入歧途”，但最终要“汇入人类文明的滚滚洪流”为理论预设，把“重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归结到证明理论预设，回答现实关怀上，其本质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思潮。
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披上“学术研究”外衣从而更具迷惑性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热衷于给自己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虽然不排除一些专业研究者的确是专心于此，但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使其扩大影响，在与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交锋中处于有利态势。
第一，以“学术研究”为庇护获得合法性，扩大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双百方针”，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积极推进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其中包括大力倡导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采取多项措施鼓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对待历史研究方面，我国纠正过去极“左”时期对历史研究的干预，改正了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处理、把学术争论当作政治斗争的错误，积极鼓励史学解放思想、努力创新。当前，学术研究在我国拥有制度上的支持保护和日益宽松的舆论环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这种舆论环境，强调自身的“学术研究”性质，将各种观点打扮成“学术创新的结果”、“诚实研究的结果”，意在通过“学术”身份拥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试图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任意言说、任意传播，不断扩大其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在互联网上公开直白的表达，引来众多的跟帖“点赞”，在中学教材、大众读物和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浸润更是导致大众对中国近现代史认识的模糊与混乱。正如黄宗智所说：“有时恰恰是由于意识形态披上了学术的外衣，才使得意识形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以“学术研究”为幌子，巧妙攻击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本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常交锋。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学术研究”的掩护下，以“捍卫学术自由”之名，攻击主流意识形态把“政治与学术一锅煮”，是“仗势欺人”。由于苏联历史上曾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政治干预学术的情形，由于我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也曾用意识形态过多干预历史研究，使历史研究陷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误区，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研究”为幌子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攻击，无疑会引发人们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压制学术自由”的想象，从而使自己获得某种道义上的优势和舆论方面的同情。事实上，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元意识形态并存的条件下，努力整合社会思想，积极吸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包容性。
第三，以“学术研究”之名突破意识形态监管。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觉选择。同时，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意识形态工作要讲原则讲政策，要区分认识偏差、学术观点和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界限，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这些原则和政策，宣扬自身的学术性，积极在学术网站、学术论坛和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观点”，为摆脱意识形态监管准备理由。同时，把各种观点说成是“学术观点”，也给有关管理者带来分辨上的困难。历史虚无主思潮泛起已有20余年，虽然对其批判和揭露从未停止，但是成效不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管理者囿于认识方面的局限，难以将其“学术观点”与意识形态明确区分开，把一些明显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思想言论转化、淡化为一般性的学术意见，把一些错误观点当作“学术创新”。
在“学术研究”的掩盖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具迷惑性，容易造成更多的假象，这给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和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中华民族已经站到了历史的重要关节点上，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光荣的梦想和伟大的实践更加需要历史的正能量。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坚定民族立场、“求真致用”精神和科学方法，深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对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都事关重大。因此，要密切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决不能因其“学术研究”的遮蔽而放松对它的警惕和批判。
网络编辑：岚河水
一、历史研究不可能没有价值立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强调自身的学术性，强调它所发掘的历史真相具有很高的“信度”，是以其坚持“价值中立”原则为依据的。这就提出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立场问题。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大卫•休谟、康德、孔德、斯宾塞等关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经验与先验之关系讨论的基础上，针对社会学在价值问题上所面对的难题提出“价值中立”原则。他认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应当遵循客观事实，撇开个人的政治主张、偏好,回避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一具有客观主义色彩的方法论原则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既得到支持，也饱受质疑。20世纪80年代，它被引入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90年代获得了一些历史研究者的青睐。一些研究遵循所谓“价值中立”，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颠覆、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的诸多结论。
但事实上，历史研究不可能没有价值立场。这是因为：
第一，从历史研究的主体来看，历史研究是现实主体对历史客体（含中介客体）的认识过程，是人的一种思维活动。历史研究者作为现实主体，不是抽象、孤立地存在的，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之中，处于一定的政治现实和文化环境中，这决定了研究者总是带着自己特有的社会背景、秉持一定的历史观来看待历史。正如沃勒斯坦所说：“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植根于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各种前提和偏见,而这些前提和偏见会干扰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和理解。”如何选择史料、陈述事实、理解历史、运用研究方法，既受制于历史资料，也受制于历史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包括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德、才、学、识）和其他主观因素，如政治观念、价值取向、个人情感等等。虽然历史研究者希望避开主观价值的参与，但事实上不可能将自己的主观性因素完全剔除，其对于历史事实的陈述、对于历史过程的理解，都隐含了一定的政治预设和价值倾向。所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才会有言：“史之不直，代有其书”。美国哲学家普特南也认为，事实陈述本身就预设了价值。
第二，从历史研究的对象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能够思考的人的活动，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着主观目的，既是多个人的实践过程，也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没有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如果研究者排除一切价值取向，把人的历史当作自然界、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只会将人的、活的历史写死，得到的是没有思想、没有人文情怀的历史，实际上也无法把握历史的真实。
第三，从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看，历史研究着眼于“求真”，应该尊重客观事实，不应以研究者个人好恶随意评价历史，这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但历史研究还要“致用”，这是史学现实价值的体现。“经世致用”，既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也为很多西方历史研究所奉行。如二战结束后，为了加强美利坚民族的凝聚力，注重发掘美国历史中的连续性与一致性、赞美美国社会基本利益一致的“共识”史学应运而起，并受到联邦政府的青睐。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这就是史学通过“求真”以达“致用”的基本路径，表明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者为了“现代人活动”的需要，以“现代人”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对既往人类活动进行的反思和价值重估。历史研究要做到“致用”，不能缺失价值评判，必须由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行主观判断，分析纷繁杂芜的史料，感知历史人物的思想，解释、说明历史过程，才能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实现历史研究的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
所以，历史研究中所形成的学术观点，不可能是纯粹中立、中性的。的确，学术观点与政治意识形态在问题指向、叙述话语和运作规则上都有明显区别，不能简单等同。但是，两者也不是截然无涉的。美国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也指出，美国的历史研究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的理论真的能够完全区别于意识形态。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微妙，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在美国依然存在。”美国另一位历史学教授华世平则认为，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都有意识形态内涵。
学术观点中包含了意识形态内涵或者成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内涵、成分可以放大，从而使学术观点转化为政治意识形态。具体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实际是中国在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探索、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实践过程，不同的阶级都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有各样的实践，不同阶级之间还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对立与冲突，而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就是长期探索、选择的历史结果，所以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知和评价，即使是学术观点，也不可避免地隐含着对当代中国社会制度历史必然性、合理性的判断，多少都有意识形态意蕴。因此，那种认为历史研究者可以抱持“价值中立”，以“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探寻“绝对真实的历史”的观点，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事实上，正是这些貌似“价值中立”、“态度客观”的研究，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超出学术研究的边界
在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时，的确需要搞清楚历史的细节和真相。问题在于，如何运用史料、叙述历史和理解历史，会因历史观和方法的差异而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些历史结论做了调整、修改，以求更加客观、公允、接近历史的真实。比如对近代历史上很多人物的评价，对中共党史中的“西路军”、“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评价，对党的领袖特别是毛泽东的评价等等。这些评价的变化，是史学研究深入的成果，在关注历史细节、追求真相的同时没有忽视历史的整体和全面，没有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本质、主流，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但是，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质疑、重评，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其表现也超出了正常学术研究的边界。
其一，从价值倾向上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观点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突破它自己标榜的“价值中立”。具体而言，一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责“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不能用来解释人类历史”，“马克思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历史图式十分相似”、“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提出“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不能是以满足统治者需要为标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的理由的根本认识。”二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借一些历史结论的调整、变化，指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官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析和结论是“以愚民为目的的谎言”。三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选择性研究党史和国史中曾经出现比较严重错误的时期、事件，或坦白直言中国共产党错误连连，或者故弄玄虚，引导人们向否定方向思考、猜测，而无视、否定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贡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
其二，从研究方法看，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声称采用实证研究，却常常陷于伪实证和形式实证的状态。即从特定的目标和既有的价值偏好出发，不是“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而是按图索骥地发掘史料，或对史料不辨析、不考证、不甄别，或者以孤证、个案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甚至杜撰、伪造史料，这使得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实证研究停留在肤浅观察层次上。即使如一些研究者所言，根据一个个史料把握了历史细节的真实，他们也没有把握全局的真实。而历史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史料的收集与考证，事实的发现和陈述，更重要、更根本的任务是对整个历史过程的理解，是根据史料，找出各种史实之间的互相联系，发现历史的规律性。历史虚无主义制造“依据史料、秉笔直书”的假象，目的在于引导大众怀疑主流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撒谎”，而不在于实现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
其三，从参与主体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突破学术研究由经过正规训练的专业人士参与的界限，形成了部分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合唱”。一些专业人士通过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实证分析、数量分析、心理分析等），或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些问题的研究提出质疑和否定，或者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和认识，或者提出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新思路、新视角。非专业人士则以多种方式，包括撰写书评、回忆录、笔谈，进行专题访谈，在媒体上开辟专栏讨论等等，积极支持、应和专业知识分子的核心观点。他们的参与，不仅制造了一种“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任人评说”、“每个公民都有权力探索历史真相”的氛围，而且推动了专业性的核心思想观念通俗化，并将其推广到不同的社会层面。
其四，从表现形式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系统的理论性论著，也有碎片化、情绪化、形象化的表达。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围绕民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打AB团、西路军西征、延安整风等）和毛泽东研究、新中国的重要时期（“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等）研究出版、发表了不少著作、论文、回忆录等；一些网络博客、微博、论坛讨论和影视文学作品，也利用符合大众心理和娱乐习惯的文化消费形式，把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观点转化为感性的影视形象和抓人眼球的通俗文字，向社会大众传播，使人们在轻松娱乐中接受它的潜移默化。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上述表征说明，它进行的所谓“重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已经“不是局限在某个学科中施展自己的理论张力和学术主张，而是表现一种更尖锐、更入世、更宏阔的现实关怀。这种现实关怀可以说更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它秉持唯心主义历史观，以“中国向何处去”为现实关怀，以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为“人间正道”，以中国在历史发展中“以俄为师，误入歧途”，但最终要“汇入人类文明的滚滚洪流”为理论预设，把“重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归结到证明理论预设，回答现实关怀上，其本质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思潮。
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披上“学术研究”外衣从而更具迷惑性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热衷于给自己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虽然不排除一些专业研究者的确是专心于此，但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使其扩大影响，在与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交锋中处于有利态势。
第一，以“学术研究”为庇护获得合法性，扩大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双百方针”，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积极推进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其中包括大力倡导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采取多项措施鼓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对待历史研究方面，我国纠正过去极“左”时期对历史研究的干预，改正了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处理、把学术争论当作政治斗争的错误，积极鼓励史学解放思想、努力创新。当前，学术研究在我国拥有制度上的支持保护和日益宽松的舆论环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这种舆论环境，强调自身的“学术研究”性质，将各种观点打扮成“学术创新的结果”、“诚实研究的结果”，意在通过“学术”身份拥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试图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任意言说、任意传播，不断扩大其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在互联网上公开直白的表达，引来众多的跟帖“点赞”，在中学教材、大众读物和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浸润更是导致大众对中国近现代史认识的模糊与混乱。正如黄宗智所说：“有时恰恰是由于意识形态披上了学术的外衣，才使得意识形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以“学术研究”为幌子，巧妙攻击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本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常交锋。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学术研究”的掩护下，以“捍卫学术自由”之名，攻击主流意识形态把“政治与学术一锅煮”，是“仗势欺人”。由于苏联历史上曾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政治干预学术的情形，由于我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也曾用意识形态过多干预历史研究，使历史研究陷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误区，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研究”为幌子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攻击，无疑会引发人们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压制学术自由”的想象，从而使自己获得某种道义上的优势和舆论方面的同情。事实上，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元意识形态并存的条件下，努力整合社会思想，积极吸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包容性。
第三，以“学术研究”之名突破意识形态监管。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觉选择。同时，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意识形态工作要讲原则讲政策，要区分认识偏差、学术观点和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界限，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这些原则和政策，宣扬自身的学术性，积极在学术网站、学术论坛和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观点”，为摆脱意识形态监管准备理由。同时，把各种观点说成是“学术观点”，也给有关管理者带来分辨上的困难。历史虚无主思潮泛起已有20余年，虽然对其批判和揭露从未停止，但是成效不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管理者囿于认识方面的局限，难以将其“学术观点”与意识形态明确区分开，把一些明显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思想言论转化、淡化为一般性的学术意见，把一些错误观点当作“学术创新”。
在“学术研究”的掩盖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具迷惑性，容易造成更多的假象，这给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和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中华民族已经站到了历史的重要关节点上，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光荣的梦想和伟大的实践更加需要历史的正能量。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坚定民族立场、“求真致用”精神和科学方法，深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对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都事关重大。因此，要密切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决不能因其“学术研究”的遮蔽而放松对它的警惕和批判。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4-12-03 21: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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