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民粹不可怕，但要防止被利用
民粹主义是什么
程恩富(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当前民粹主义没有系统，只是一种社会心理，主张多数网民或民众的意见就是绝对正确。但问题是，有时候比如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某个观点，它看起来像多数人的意见，但实际如果民主讨论后投票决定，也未必是真正大多数。
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一词来自俄国，但我们现在的民粹主义和俄国的民粹主义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认为“文革”期间“左”的一套带有民粹性。我觉得包括“文革”在内，不是先有老百姓提出来，而是毛泽东受斯大林关于党内斗争做法的影响，并认为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自上而下的推动。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民粹主义”？“主义”就是“至上”的意思。民粹主义就是民意至上的意思。相对于宪法和社会进步来说，民意至上既有很大的合理性，又有某些过当内容。它的主要问题是排斥精英的纯粹的民意政治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与之相反，官粹主义就是官意至上，就是官意就是真理、正义和标准，主要表现就是官本位、官僚主义、干部特权、漠视民意等等。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不太同意使用“民粹主义”来描述中国社会中平等或均平要求。“主义”不仅包含“至上”的意思，还应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观点或主张，它往往是以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形式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更多情况下，它表现为一种底层的相当含混的情绪化诉求，它是某些“主义”得以存在和传播的政治文化心理基础，它的诉求也往往是通过这些“主义”特有的话语符号才得以相对清晰地呈现出来。因此，我以为在当下中国，值得警惕的不是民粹主义，而是民粹情绪的泛滥被某些主义所利用。
民粹情绪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以怀旧为主要特征的抵抗情绪，它以对传统社会田园生活的诗意想象作为抵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武器，以想象中的道德世界作为评判一切事务的唯一标准，以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思维裁量利弊得失，具体诉求往往是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均平。一般地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结构瓦解的越彻底，社会整合危机越严重，社会两极化现象越突出，民粹情绪的发酵也就会越激烈。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在某些时段都会有民粹情绪涌现，但由于国家具体情况或传统不同，表现形态和历史作用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别。中国民粹情绪的迅猛发酵不是到今天才开始的。从19世纪中后期现代化进程启动一直到现在，它都没彻底中断过，只是最近这几年再度表现得比较激烈罢了。
不能简单判断民粹好坏
程恩富：我们不能简单判断民粹的好坏，它也分“左”右。右翼民粹反对国家调控，反对国有企业，在民主集中制上一味反对集中，指责他们所认为的“权贵资本主义”；极左民粹全盘肯定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在草根中间以毛泽东思想为号召，唤起民众反对他们所认为的“官僚资本主义”。
民粹主义应当和民族主义有所区别，不能混淆。比如前几年反日游行，政府应当理解和引导，但不能扣上民粹帽子。另外，不能把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或者不合理的要求都说成民粹主义。合理的要求自然须采纳，但不合理的要求，有些是因为老百姓信息掌握不全，有些是因为报刊宣传没有说清楚，还有的是地方和单位工作没搞好，这里面有利益问题，有宣传引导问题，有政策问题，民众很难分清，不应动辄扣帽子，还是要就事论事地加以引导和正确处理。
杨阳：民粹情绪经济上要求平均，政治上要求平等，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过度扩张有一定矫正的作用，但其负面作用也非常明显。人类共同体的存在要解决两个问题：创造和分配，而创造是基础，永远是第一位。民粹情绪及其主要诉求关注的都是分配，它显然无法解决创造和发展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有较为深厚的理性和法治传统，民粹情绪有可能成为支持渐进的社会改良的政治文化基础，但在缺乏法治和理性传统的中国，则可能成为培育各种激进运动和极端主义的现实土壤。
民粹政治值得警惕
张树华(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民粹主义”这个标签很容易找出，但要贴给谁很难界定，因此繁杂多变的社会思潮或政治光谱中要厘清这个界线模糊的民粹思潮非常困难。但总体看来，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游离的社会情绪，像雨像雾又像风。实际上民粹主义本身并不可怕，但由此而产生的民粹政治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民粹主义思潮一度在全球泛滥，各国政府都面临民粹主义的诉求。这表现为一些国家政治上奉行保守主义，外交上走孤立主义道路。对中国社会来说，最要警惕的民粹政治是媚俗政治，或曰政治媚俗化。西方官员喜欢说大话，搞政治秀，信口许诺，中国切不可学，不能把长远利益短期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个人利益绝对化。知识分子也有这个问题，比如有的“公知”将自己看作是“民意”的化身，口若悬河，言必称代表民意，动辄“为民请命”，实质上只是个别人、少数人的意志。这就是典型的媚俗政治，与“民粹”无关。民粹思潮对外的一种表现则是狭隘民族主义、排外思想。
王占阳：民粹政治因素的出现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兑现政府的承诺。政府不能因为兑现承诺有困难就不再给民众承诺了。政府既要有大力度的承诺，更要有大力度的兑现。政治家取悦一下民众，总体来说并不是坏事。如果政府没有必要承诺了，什么都是冷冰冰的，民众的心就凉了，麻烦也就大了。民粹问题应当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民粹主义”的帽子满天飞；把矛头对着老百姓不合适。既着力兑现承诺，又尊重和体谅民意，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也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民粹主义是官粹主义的反弹
王占阳：实际上，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民粹主义，而是官粹主义。仇富不是主要的，仇官情绪才更严重。现在官民党群关系的紧张程度前所未有，其根源就在于社会不公，而这又与官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粹主义在一些地方泛滥，民粹主义只是一个自然的反弹，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所以当前的民粹主义主要是官粹主义的产物。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对于民意的体贴心态。有的老百姓说了很过头的话，可能他经历了很大的身心痛苦，我们应当体谅而非一味指责甚至扣帽子、打棍子。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舆论。要让民心平静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少说多做，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政府对民意要有敬畏之心。民意诉求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如果将其过当的地方拿掉，它就是完全合理的。谁都不应因其过当就一味地加以否定，而忽视了它的合理方面。尊重民意应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基调。要走群众路线，就应有倾听民众尖锐意见的雅量，而不是反过来把民意当成打压的对象。如果国家是一栋楼，那么民意就是砖瓦之间的水泥，如果把民意搞没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张树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表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事情要量力而行。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面临着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不是软弱的中央权威，才有可能驾驭各种利益集团，能够面对复杂局面，着眼中国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符合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拒绝媚俗政治，敢于担当，不和稀泥，不回避矛盾，不当和事佬。
对于中国民间民粹倾向的思潮情绪和宣泄，要关注，但不要美化也不要放大，更不能被其操纵甚至绑架。中国各级执政者一定要勇于超越这些情绪化、感性化的宣泄，要善于驾驭，治大国如烹小鲜，认真倾听社会每个角落发出的民声，精细、精致化社会的治理，这才体现执政者的水平。
杨阳：在当下中国，防止民粹情绪泛滥，政府和媒体负有主要责任。民粹情绪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民粹情绪与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反对开放盲目排外的逆流，可怕的民粹情绪与极左思潮相结合，形成否定改革、对抗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逆流。对政府而言，要特别警惕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民粹情绪左右国家的公共政策走向，政府要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甄别各种政策建议中伪民意的能力，坚持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中，都要敢于坚持原则，不折不扣地坚守法律，做到不媚俗、不阿世，杜绝媚俗行政、舆论裹挟司法等怪相。对媒体而言，作为公共舆论空间，保持其公共性，回归常识、坚守理性、呈现真相，本是其理应恪守的职业道德，如是，则民粹情绪存在和发酵空间将会受到极大压缩。▲(本文节选自环球时报举办的座谈会嘉宾发言，由谭福榕整理。)
网络编辑：岚河水
程恩富(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当前民粹主义没有系统，只是一种社会心理，主张多数网民或民众的意见就是绝对正确。但问题是，有时候比如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某个观点，它看起来像多数人的意见，但实际如果民主讨论后投票决定，也未必是真正大多数。
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一词来自俄国，但我们现在的民粹主义和俄国的民粹主义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认为“文革”期间“左”的一套带有民粹性。我觉得包括“文革”在内，不是先有老百姓提出来，而是毛泽东受斯大林关于党内斗争做法的影响，并认为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自上而下的推动。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民粹主义”？“主义”就是“至上”的意思。民粹主义就是民意至上的意思。相对于宪法和社会进步来说，民意至上既有很大的合理性，又有某些过当内容。它的主要问题是排斥精英的纯粹的民意政治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与之相反，官粹主义就是官意至上，就是官意就是真理、正义和标准，主要表现就是官本位、官僚主义、干部特权、漠视民意等等。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不太同意使用“民粹主义”来描述中国社会中平等或均平要求。“主义”不仅包含“至上”的意思，还应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观点或主张，它往往是以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形式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更多情况下，它表现为一种底层的相当含混的情绪化诉求，它是某些“主义”得以存在和传播的政治文化心理基础，它的诉求也往往是通过这些“主义”特有的话语符号才得以相对清晰地呈现出来。因此，我以为在当下中国，值得警惕的不是民粹主义，而是民粹情绪的泛滥被某些主义所利用。
民粹情绪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以怀旧为主要特征的抵抗情绪，它以对传统社会田园生活的诗意想象作为抵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武器，以想象中的道德世界作为评判一切事务的唯一标准，以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思维裁量利弊得失，具体诉求往往是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均平。一般地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结构瓦解的越彻底，社会整合危机越严重，社会两极化现象越突出，民粹情绪的发酵也就会越激烈。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在某些时段都会有民粹情绪涌现，但由于国家具体情况或传统不同，表现形态和历史作用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别。中国民粹情绪的迅猛发酵不是到今天才开始的。从19世纪中后期现代化进程启动一直到现在，它都没彻底中断过，只是最近这几年再度表现得比较激烈罢了。
不能简单判断民粹好坏
程恩富：我们不能简单判断民粹的好坏，它也分“左”右。右翼民粹反对国家调控，反对国有企业，在民主集中制上一味反对集中，指责他们所认为的“权贵资本主义”；极左民粹全盘肯定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在草根中间以毛泽东思想为号召，唤起民众反对他们所认为的“官僚资本主义”。
民粹主义应当和民族主义有所区别，不能混淆。比如前几年反日游行，政府应当理解和引导，但不能扣上民粹帽子。另外，不能把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或者不合理的要求都说成民粹主义。合理的要求自然须采纳，但不合理的要求，有些是因为老百姓信息掌握不全，有些是因为报刊宣传没有说清楚，还有的是地方和单位工作没搞好，这里面有利益问题，有宣传引导问题，有政策问题，民众很难分清，不应动辄扣帽子，还是要就事论事地加以引导和正确处理。
杨阳：民粹情绪经济上要求平均，政治上要求平等，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过度扩张有一定矫正的作用，但其负面作用也非常明显。人类共同体的存在要解决两个问题：创造和分配，而创造是基础，永远是第一位。民粹情绪及其主要诉求关注的都是分配，它显然无法解决创造和发展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有较为深厚的理性和法治传统，民粹情绪有可能成为支持渐进的社会改良的政治文化基础，但在缺乏法治和理性传统的中国，则可能成为培育各种激进运动和极端主义的现实土壤。
民粹政治值得警惕
张树华(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民粹主义”这个标签很容易找出，但要贴给谁很难界定，因此繁杂多变的社会思潮或政治光谱中要厘清这个界线模糊的民粹思潮非常困难。但总体看来，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游离的社会情绪，像雨像雾又像风。实际上民粹主义本身并不可怕，但由此而产生的民粹政治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民粹主义思潮一度在全球泛滥，各国政府都面临民粹主义的诉求。这表现为一些国家政治上奉行保守主义，外交上走孤立主义道路。对中国社会来说，最要警惕的民粹政治是媚俗政治，或曰政治媚俗化。西方官员喜欢说大话，搞政治秀，信口许诺，中国切不可学，不能把长远利益短期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个人利益绝对化。知识分子也有这个问题，比如有的“公知”将自己看作是“民意”的化身，口若悬河，言必称代表民意，动辄“为民请命”，实质上只是个别人、少数人的意志。这就是典型的媚俗政治，与“民粹”无关。民粹思潮对外的一种表现则是狭隘民族主义、排外思想。
王占阳：民粹政治因素的出现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兑现政府的承诺。政府不能因为兑现承诺有困难就不再给民众承诺了。政府既要有大力度的承诺，更要有大力度的兑现。政治家取悦一下民众，总体来说并不是坏事。如果政府没有必要承诺了，什么都是冷冰冰的，民众的心就凉了，麻烦也就大了。民粹问题应当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民粹主义”的帽子满天飞；把矛头对着老百姓不合适。既着力兑现承诺，又尊重和体谅民意，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也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民粹主义是官粹主义的反弹
王占阳：实际上，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民粹主义，而是官粹主义。仇富不是主要的，仇官情绪才更严重。现在官民党群关系的紧张程度前所未有，其根源就在于社会不公，而这又与官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粹主义在一些地方泛滥，民粹主义只是一个自然的反弹，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所以当前的民粹主义主要是官粹主义的产物。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对于民意的体贴心态。有的老百姓说了很过头的话，可能他经历了很大的身心痛苦，我们应当体谅而非一味指责甚至扣帽子、打棍子。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舆论。要让民心平静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少说多做，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政府对民意要有敬畏之心。民意诉求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如果将其过当的地方拿掉，它就是完全合理的。谁都不应因其过当就一味地加以否定，而忽视了它的合理方面。尊重民意应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基调。要走群众路线，就应有倾听民众尖锐意见的雅量，而不是反过来把民意当成打压的对象。如果国家是一栋楼，那么民意就是砖瓦之间的水泥，如果把民意搞没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张树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表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事情要量力而行。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面临着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不是软弱的中央权威，才有可能驾驭各种利益集团，能够面对复杂局面，着眼中国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符合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拒绝媚俗政治，敢于担当，不和稀泥，不回避矛盾，不当和事佬。
对于中国民间民粹倾向的思潮情绪和宣泄，要关注，但不要美化也不要放大，更不能被其操纵甚至绑架。中国各级执政者一定要勇于超越这些情绪化、感性化的宣泄，要善于驾驭，治大国如烹小鲜，认真倾听社会每个角落发出的民声，精细、精致化社会的治理，这才体现执政者的水平。
杨阳：在当下中国，防止民粹情绪泛滥，政府和媒体负有主要责任。民粹情绪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民粹情绪与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反对开放盲目排外的逆流，可怕的民粹情绪与极左思潮相结合，形成否定改革、对抗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逆流。对政府而言，要特别警惕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民粹情绪左右国家的公共政策走向，政府要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甄别各种政策建议中伪民意的能力，坚持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中，都要敢于坚持原则，不折不扣地坚守法律，做到不媚俗、不阿世，杜绝媚俗行政、舆论裹挟司法等怪相。对媒体而言，作为公共舆论空间，保持其公共性，回归常识、坚守理性、呈现真相，本是其理应恪守的职业道德，如是，则民粹情绪存在和发酵空间将会受到极大压缩。▲(本文节选自环球时报举办的座谈会嘉宾发言，由谭福榕整理。)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3-11-06 09: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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