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自此，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再次引起了政、商、学界的广泛关注。
统一与互动
有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对经济社会影响孰重孰轻的问题，自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便从未停止过争论。自由经济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持续争论，但一直没有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回答。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主任胡乐明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从世界发展实际看，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完全解决好。“比如说英美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看似很好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事实上却没有那么简单，否则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就不会出现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重新加强的现象。”
胡乐明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不能过度放大市场的边界，也不能单纯强调政府的作用。他表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应该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按照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但在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其他领域中，市场显然不能完全发挥决定性作用，而需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谈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一般都会认为，是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现在对水、电、气、煤炭等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探索，说明过去政府的干预可能多了一些。在市场准入方面，政府干预某种程度也限制了企业的活力。但我个人认为这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把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的话，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些该由政府管理的领域政府却没有管好，而是简单地交给了市场，比如医疗领域、教育领域等。实践证明，我国在这些方面的探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政府确实需要有退出的地方，然而相应地，市场也应该有需要退出的地方，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市场和政府，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的眼中，始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他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所有改革的意义在于，不能完全任由市场在失败中自我调整，从而导致危机。不同的时期，政府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经济活动发展到现在，其复杂程度要求政府扮演越来越专业的角色。
在他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市场经济改革，主要是针对经济形势以及经济增长点的改变。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点过于依赖经济政策的推动，限制了社会中一些其他经济主体的活力。比如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政府管制与国有企业垄断压制的双重约束。
他同时认为，需要明确界定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究竟是什么。比如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我国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市场化配置，现在的问题不是市场化程度不够，而是在市场化之后如何对劳动力形成有效保护。他表示，在这方面，存在着对资本扮演过多角色，在国家经济发展、政策走向上有太多发言权的担忧声音。
不完美的市场
市场调节会出现“失灵”，这一点即便是再崇尚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也无法否认。例如，市场自身是不能有效防止垄断的产生；市场的调节往往是短计划，而不能着眼于长期；市场调节是以经济为导向，因此可能造成公共物品供应不足以及产生“负外部性”而增加社会成本等。
不同学者眼中，市场的不完美也是不同的。徐湘林认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市场并不能自主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研究已经证明，市场存在外溢性。他表示，大规模的经济生产以及各种复杂的经济活动，是需要规则的。而这样的规则，市场是不能通过自我约束遵循，必需要通过强制性力量去规制。而这样的规制是政府重要职责所在。因此，市场和政府是并存的关系。
认为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能解决大部分问题的经济学观点，事实上有一个默认前提，就是市场一定是完善、完美、完全竞争的市场。而现实的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市场。胡乐明表示，现实中的市场，竞争往往是不完整的，各方主体的力量也往往是不均等的。在这样的现实市场条件下，如果完全抛开政府而冀望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可能解决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城乡的二元分立问题，收入分配不均等。
他同时表示，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介入，在国内外都有先例，如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等。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农村资源将不会有序地向城市流动。在这一过程中，要素之间的力量并不平等，资本的力量相对强大，劳动者的地位相对较低……这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在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也许会出现利益向资本倾斜而不利于劳动者的情况。
胡乐明提出了一个全新解读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方向。他认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这样的一个提法，若是进一步探索其广度和深度，还有一个指向意义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人情社会传统的国家，有着建构性的作用。
“坦诚地讲，在我国近30年建设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市场的交易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市场的交易规则没有完善起来。很多交易行为，其实是人格化的交易。比如现在仍然有相当比重的人群，并不优先依照市场规则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更多的考虑如何通过人情、关系来达到目的。事实上，现代的市场交易应该是一种严格以市场规则为依托的非人格化交易。这样的市场，交易成本比较低、交易的效率比较高。要建立这样一种现代市场，原本存在的人情社会以及人格化交易就需要被打破。打破这样的局面，更多依靠的是市场规则、市场交易体系的建立，比如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建立的信用体系、诚信体系等。只有这样的市场规则、交易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单纯的政府减少干预，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烙印比较深的国家，起到了对传统的解构，以及对现代市场规则的建构。”
“强强联合”取代“此消彼长”
当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边界”一词频频被用来形容其各自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范畴。然而，这似乎就默认了一种泾渭分明的范围划分，又或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实力对比。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这样单纯对立的关系似乎遇到了挑战。
“很难具体讲政府和市场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边界，就整个趋势来讲，政府应该逐渐放权，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政府本身还应该负责规则的建立与市场的有效监督等。”徐湘林认为，边界的划分，只有基本的原则，而很难做出规定。比如经济上行期，政府应该为可能出现的下行压力做准备，在经济下行期，又需要积极的经济政策来干预。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都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出现一个适应所有情况的理想模型。这一点，已经在学界形成了共识。胡乐明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一般认为，世界主流的模式是政府的作用缩小了，市场的作用扩大了。但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增加。
“简单来说，政府的规模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提出，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公共物品在整个社会产品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而公共物品是由政府提供的。按照这样的理论来看，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必然会越来越大。说到底，市场作用的扩大，并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缩小，更多的，是一种强强的结合。”
（记者：吴渊）
网络编辑：嘉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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