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起：评张维迎教授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阅读张维迎2010年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一书后的第一感觉是：他在理论上不过是米塞斯的市场经济唯资本主义论或市场经济非社会主义论的盲从者和模仿者，从而将米塞斯头脑中的“逻辑的市场”误认为是市场的逻辑。但是，张维迎在其书中却只字不提米塞斯的市场经济唯资本主义论，更不敢承认他的国企私有化主张源自“米塞斯教条”。
遵循米塞斯头脑中的“逻辑的市场”，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一书中得出市场化就是非国有化或民营化的结论，从而坚持陈旧而僵化的市场化（即私有化）主张就毫不奇怪了。不过，奇怪的是，他如此这般地指责斯蒂格利茨：“即使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这样一位因对信息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理解也很不到位，误把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缺陷当作市场本身的缺陷。这是令人遗憾的！”假如斯蒂格利茨真的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我所读过的斯氏的论著中，未曾看到他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很想知道张维迎的“遗憾”出自何处），那么，张维迎不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即误把米塞斯的“逻辑的市场”当作“市场的逻辑”。虽然张维迎“对市场的理解也很不到位”，但他在《市场的逻辑》一书中也有一大创新，即他提出了似乎可以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齐名的“隐形的眼睛”。他说：“我要给大家强调另一个概念：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张维迎杜撰这只“隐形的眼睛”只是为了与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相配套，其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完美的“逻辑的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职能就成为多余的；“有一只‘隐形的眼睛’”，政府监管微观经济的职能也就成为多余的。显然，张维迎自以为将一只“隐形的眼睛”与斯密的那一只“看不见的手”相配套，就把米塞斯的不完善的“逻辑的市场”发展成为一个完美的“逻辑的市场”。但是，如果张维迎能够远离喧嚣的文化市场，静下心来研读米塞斯的论著，就不难看到米塞斯根本就不认同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显然也不会欣赏张维迎杜撰的那只“隐形的眼睛”）。米塞斯曾说：“对市场而言，没有什么是非人性的或不可理解的。市场过程完全是人类行为的一个结果。每一个市场现象都可以被追溯到市场社会成员的确定的选择。”从一般意义上说，米塞斯的这段话是值得肯定的，只是米塞斯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中的“人类行为”，被物的关系所掩盖了。
张维迎认为，“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不过，“这不是说政府完全无所作为”，因为，“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那么，究竟市场对政府有何种需要呢？通观《市场的逻辑》一书，则不难发现：在张维迎看来，凡是政府所做的事有利于国有经济，则都是市场不需要的；而凡是政府所做的事有利于民营化，则都是市场需要的。一言以蔽之，张维迎基于国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这一“米塞斯教条”，想当然地认为市场经济只需要中国政府将国有经济民营化，即私有化（显然，“没有政府”，国有经济民营化“是不可能的”），其他的一切则都应交给“看不见的手”和“隐形的眼睛”。张维迎的这种“逻辑的市场”，不仅不可能在社会主义中国变为现实，即使对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度来说也只是天方夜谭。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实地体现着真实的“市场的逻辑”，而张维迎的“逻辑的市场”只不过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思维所产生的幻影。
基于“米塞斯教条”，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再大动干戈，不需要再开党委会讨论方向性问题了”。因为他早已为党委会解决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最大的那些国有企业也已经上市，以后只剩下技术性、操作性的问题，即以多快的速度减持国有股”，一旦“等他们都民营化之后，可以想象中国经济会焕发出怎样的潜力。”正是基于这点，张维迎大声疾呼要“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借用米塞斯的话来说，分掉国有资产的政策，是“败家子的政策，他不管未来，把自己的家产挥霍一空”。这种“政策是在挥霍现有的资本财富以增加群众消费，为了眼前而牺牲未来”，而“煽动家以损害资本的增长和损害现有资本作为代价增加人均消费，最易于得逞”。
如果中国近30余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市场化即民营化或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如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私有化就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如果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已几百年的发达国家不再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则笔者会毫不犹豫地赞成张维迎的主张，将市场化，即私有化改革进行到底。遗憾的是现实给出的是否定的答案。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如果私有制加市场经济果真如米塞斯所说的那样完美，就不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社会主义思潮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府也不会推行米塞斯所批驳的社会主义政策；社会主义萌芽更不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但是这一切都发生了，而且汇聚成历史发展的强大洪流，显示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
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是主张民营化的张维迎也看到了这点。他说：“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未试图放弃过社会主义，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亦一直坚持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显然，无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问题在于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巩固和完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解决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历史赋予中国经济学家的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如果经济学家们不愿在这方面进行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探讨，那么，中国还需要经济学家吗！？
非常遗憾的是，一些自诩为“精英”或“聪明人”的学者宁愿做“外国大商行的小贩”，都不愿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拓荒者。张维迎将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公有制加市场机制”，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可被视为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不过，在他看来，这场前所未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能否成功，“关键问题是，国有制与市场竞争是否相容”。“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以及作者过去的研究”，张维迎在其《市场的逻辑》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之上的，唯有在私人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率地运作！因此，市场经济体系要成功建立，民营化不可避免。”显然，张维迎不是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而是基于米塞斯的市场经济唯资本主义论，基于米塞斯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所得出的社会主义不可行的结论，断定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改革必然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张维迎在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时，用市场社会主义一词，而不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正如他在讨论市场化时用民营化一词，而不用私有化一词。毕竟他还不敢在其2010年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中公开鼓吹用必然成功的私有化改革取代必然失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到2012年初，张维迎似乎感觉到国内外气氛对他有利，也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张）。但是，在张维迎的用语中，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一含义，民营化与私有化是同一含义。这即使对于那只“隐形的眼睛”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就理论还是就实践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区别绝不只是语序上的差异。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的具体体现。而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的一个理论流派，该流派没有一致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更为重要的是，该流派的一些自相矛盾的政策主张并没有真正在任何一个国家试验过。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实践了30多年，并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用国外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偷换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不仅误导了外国人，而且误导了国人。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为农业国提出了一条开放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起点，保持与资本主义生产统治的世界市场的联系，从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是循着马克思的农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的，只是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基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面对美国的经济霸权、面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通过政府来抗衡美国的经济霸权和国际垄断资本，否则当我们打开国门后，当我们还没来得及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已经利用经济自由化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经济殖民地。因为只要我们放弃政府的作用，基于市场原则竞争，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不是西方垄断企业的对手。这类似于当荷兰人在经济上称霸世界时，英国人不是荷兰人的竞争对手；当英国人在经济上称霸世界时，美国人不是英国人的竞争对手。正是政府在维护和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发展民营企业，并采取合法的措施限制和利用西方垄断资本，我国才能在改革开放时期，既坚持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又有效地利用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真可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有一天我国的企业强大到足以令西方垄断资本畏惧的时候，就可以请张维迎来大谈特谈经济自由化。其实这些并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自市场成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中心以来，当一国在世界主导产业中取得了竞争优势时，该国一定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而当一国在世界主导产业中丧失了竞争优势时，该国就会变着法子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基于这点来看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产权学派”的“逻辑的市场”，不由得使笔者想起了马克思曾对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段评论：“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
（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岚河水
遵循米塞斯头脑中的“逻辑的市场”，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一书中得出市场化就是非国有化或民营化的结论，从而坚持陈旧而僵化的市场化（即私有化）主张就毫不奇怪了。不过，奇怪的是，他如此这般地指责斯蒂格利茨：“即使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这样一位因对信息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理解也很不到位，误把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缺陷当作市场本身的缺陷。这是令人遗憾的！”假如斯蒂格利茨真的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我所读过的斯氏的论著中，未曾看到他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很想知道张维迎的“遗憾”出自何处），那么，张维迎不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即误把米塞斯的“逻辑的市场”当作“市场的逻辑”。虽然张维迎“对市场的理解也很不到位”，但他在《市场的逻辑》一书中也有一大创新，即他提出了似乎可以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齐名的“隐形的眼睛”。他说：“我要给大家强调另一个概念：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张维迎杜撰这只“隐形的眼睛”只是为了与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相配套，其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完美的“逻辑的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职能就成为多余的；“有一只‘隐形的眼睛’”，政府监管微观经济的职能也就成为多余的。显然，张维迎自以为将一只“隐形的眼睛”与斯密的那一只“看不见的手”相配套，就把米塞斯的不完善的“逻辑的市场”发展成为一个完美的“逻辑的市场”。但是，如果张维迎能够远离喧嚣的文化市场，静下心来研读米塞斯的论著，就不难看到米塞斯根本就不认同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显然也不会欣赏张维迎杜撰的那只“隐形的眼睛”）。米塞斯曾说：“对市场而言，没有什么是非人性的或不可理解的。市场过程完全是人类行为的一个结果。每一个市场现象都可以被追溯到市场社会成员的确定的选择。”从一般意义上说，米塞斯的这段话是值得肯定的，只是米塞斯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中的“人类行为”，被物的关系所掩盖了。
张维迎认为，“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不过，“这不是说政府完全无所作为”，因为，“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那么，究竟市场对政府有何种需要呢？通观《市场的逻辑》一书，则不难发现：在张维迎看来，凡是政府所做的事有利于国有经济，则都是市场不需要的；而凡是政府所做的事有利于民营化，则都是市场需要的。一言以蔽之，张维迎基于国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这一“米塞斯教条”，想当然地认为市场经济只需要中国政府将国有经济民营化，即私有化（显然，“没有政府”，国有经济民营化“是不可能的”），其他的一切则都应交给“看不见的手”和“隐形的眼睛”。张维迎的这种“逻辑的市场”，不仅不可能在社会主义中国变为现实，即使对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度来说也只是天方夜谭。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实地体现着真实的“市场的逻辑”，而张维迎的“逻辑的市场”只不过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思维所产生的幻影。
基于“米塞斯教条”，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再大动干戈，不需要再开党委会讨论方向性问题了”。因为他早已为党委会解决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最大的那些国有企业也已经上市，以后只剩下技术性、操作性的问题，即以多快的速度减持国有股”，一旦“等他们都民营化之后，可以想象中国经济会焕发出怎样的潜力。”正是基于这点，张维迎大声疾呼要“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借用米塞斯的话来说，分掉国有资产的政策，是“败家子的政策，他不管未来，把自己的家产挥霍一空”。这种“政策是在挥霍现有的资本财富以增加群众消费，为了眼前而牺牲未来”，而“煽动家以损害资本的增长和损害现有资本作为代价增加人均消费，最易于得逞”。
如果中国近30余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市场化即民营化或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如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私有化就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如果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已几百年的发达国家不再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则笔者会毫不犹豫地赞成张维迎的主张，将市场化，即私有化改革进行到底。遗憾的是现实给出的是否定的答案。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如果私有制加市场经济果真如米塞斯所说的那样完美，就不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社会主义思潮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府也不会推行米塞斯所批驳的社会主义政策；社会主义萌芽更不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但是这一切都发生了，而且汇聚成历史发展的强大洪流，显示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
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是主张民营化的张维迎也看到了这点。他说：“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从未试图放弃过社会主义，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亦一直坚持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显然，无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问题在于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巩固和完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解决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历史赋予中国经济学家的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如果经济学家们不愿在这方面进行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探讨，那么，中国还需要经济学家吗！？
非常遗憾的是，一些自诩为“精英”或“聪明人”的学者宁愿做“外国大商行的小贩”，都不愿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拓荒者。张维迎将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公有制加市场机制”，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可被视为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不过，在他看来，这场前所未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能否成功，“关键问题是，国有制与市场竞争是否相容”。“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以及作者过去的研究”，张维迎在其《市场的逻辑》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之上的，唯有在私人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率地运作！因此，市场经济体系要成功建立，民营化不可避免。”显然，张维迎不是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而是基于米塞斯的市场经济唯资本主义论，基于米塞斯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所得出的社会主义不可行的结论，断定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改革必然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张维迎在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时，用市场社会主义一词，而不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正如他在讨论市场化时用民营化一词，而不用私有化一词。毕竟他还不敢在其2010年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中公开鼓吹用必然成功的私有化改革取代必然失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到2012年初，张维迎似乎感觉到国内外气氛对他有利，也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张）。但是，在张维迎的用语中，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一含义，民营化与私有化是同一含义。这即使对于那只“隐形的眼睛”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就理论还是就实践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区别绝不只是语序上的差异。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的具体体现。而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的一个理论流派，该流派没有一致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更为重要的是，该流派的一些自相矛盾的政策主张并没有真正在任何一个国家试验过。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实践了30多年，并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用国外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偷换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不仅误导了外国人，而且误导了国人。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为农业国提出了一条开放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起点，保持与资本主义生产统治的世界市场的联系，从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是循着马克思的农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的，只是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基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面对美国的经济霸权、面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通过政府来抗衡美国的经济霸权和国际垄断资本，否则当我们打开国门后，当我们还没来得及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已经利用经济自由化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经济殖民地。因为只要我们放弃政府的作用，基于市场原则竞争，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不是西方垄断企业的对手。这类似于当荷兰人在经济上称霸世界时，英国人不是荷兰人的竞争对手；当英国人在经济上称霸世界时，美国人不是英国人的竞争对手。正是政府在维护和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发展民营企业，并采取合法的措施限制和利用西方垄断资本，我国才能在改革开放时期，既坚持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又有效地利用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真可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有一天我国的企业强大到足以令西方垄断资本畏惧的时候，就可以请张维迎来大谈特谈经济自由化。其实这些并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自市场成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中心以来，当一国在世界主导产业中取得了竞争优势时，该国一定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而当一国在世界主导产业中丧失了竞争优势时，该国就会变着法子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基于这点来看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产权学派”的“逻辑的市场”，不由得使笔者想起了马克思曾对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段评论：“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
（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3-08-26 1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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