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编造的粗糙神话
最近二十多年来，“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似乎很火。在一些人眼里，公民社会天然合理、天然正义，是应该无条件地予以肯定的“好东西”。
公民社会好在何处呢?按照其倡导者的说法，好就好在公民社会能够对政府的公权力构成制约，从而促进民主的实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南欧、东欧、西欧、北美一些人提出公民社会是民主前提条件的理论，他们把公民社会说成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甚至充分条件。九十年代初，这种理论传入中国研究领域，继而传入中国学界，很快就成了显学。自此以后，国内外总有一些人拿着放大镜在中国寻找公民社会的蛛丝马迹。
然而，只要稍加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说辞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名不正，言不顺”;二是“名实不符”。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编造出来的一个粗糙神话，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未必存在。真正值得中国人追求的是构筑一个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
正名：国外定义“公民社会”的三种策略
要判断一个东西是好是坏，必须得先弄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公民社会”是从西文civilsociety翻译过来的。事实上，civilsociety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本身就是个问题。译法与概念的内涵紧密相关;概念的内涵不同，译法当然也应不一样。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不管是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对civilsociety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属于“市民社会”(即人们以私人或市民身份活动的空间)范畴，尽管他们对市民社会所处的位置及其在政治上的意义争论不休。
直到过去二十多年里，civilsociety才被赋予了“公民社会”的含义：它既是一片不许国家公共权威涉足的空间(私域)，也是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基地(公域)。问题是，把civilsociety理解成“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比较容易把握，但一旦被理解成“公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却十分飘忽。
定义“公民社会”的第一种策略是指出它不是什么：它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国家，更不是市场，而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空间。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这片空间叫作“社会”，而要把它叫作“公民社会”呢?显然，并不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全部空间都可以被称作“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特指其中某些部分。那么，到底是哪些部分呢?
另一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列举属于这个特定空间的人类组织。2011年出版的《牛津公民社会手册》列举了六类组织，即“非营利部门”、“发展型非政府组织”、“草根组织”、“社会运动”、“社会企业”、“国际公民社会”。不过，我们也许还可以想到其它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提法，如“独立部门”、“第三部门”、“慈善部门”、“志愿部门”、“免税部门”、“社会经济”、“民间社团”、“公共领域”、“社会网络”等。还有一种据说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叫作“公民社会组织”。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知道什么叫“公民社会组织”，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公民社会”;而要了解什么叫“公民社会”，又必须知道什么是“公民社会组织”;此乃典型的同义反复。
不少人以为上述类型的组织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其实，它们中的不少是古已有之。在很多国家，宗教性慈善组织和民间互助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便是一个例子。在有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和新加坡，那里的某些非营利组织的历史甚至比国家本身的历史还要长。
真正的新现象是把本不沾边的各类组织统称为公民社会。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毕竟不同，在不同国家，看似与公民社会概念沾边的组织特征不同，叫法也因而各异。更何况，不管各种类型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有交合，任何两者之间都不会完全重合。这样一来，哪怕有可能列出长长一串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类型，人们还是不清楚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
第三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厘清它涵盖的组织具备哪些共性。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以前叫作“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从“结构—运行”的视角归纳出公民社会的五个特征：组织性、非营利性、自愿性、民间性、自治性。然而，这五种特征的内涵并不容易确定，该研究中心核心人物萨拉门教授对它们的说法就有变化。更重要的是，这套标准未必与现实相符。
“组织性”意味着公民社会必须展示相当程度的组织化、制度化。非正式的、临时性的、随意性的聚会应不能算作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但萨拉门教授后来认识到，不能排除那些未经正式注册的组织，以及非正式的组织，但他继续强调这些组织必须有日常的会面，必须有会员、必须有被参与者接受的决策机制与程序。问题是，现实中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没有真正意义上会员的社团;更不要提虚拟空间已出现的大量网上团体。而它们算不算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呢?
“非营利性”意味着组织可以赚钱，但只能用于完成组织的使命，而不能将利润分配给其所有者和管理者。问题是，中饱私囊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不一定非得采取分配利润的办法。近年来，由于政府拨款减少，西方(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多的所谓“非营利组织”卷入赢利性活动，致使“非营利组织”与“营利性组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有关“非营利组织”的高管们薪水向大公司高管看齐的报道也不绝于耳。
“自愿性”意味着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是以自愿为基础的。这里的“自愿”缺乏严格的定义。问题是，在具有合作主义传统的那些国家(包括不少欧洲国家)，工会、商会、专业团体等组织并不是完全自愿的;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包括美国)，人们参与宗教组织活动往往从不懂事时就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自愿的。这些组织是否应该被排除到公民社会以外?
“民间性”本来被定义为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不是受制于政府;但后来萨拉门把“民间性”定义为它们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这些组织接受政府的资助并不降低其“民间性”。问题是，这些组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资助才能生存?如果它们离开政府的资助就无法生存，那么它们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民间性”?
“自治性”意味着各个组织自己管理自己，既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资本或其它组织。直接“受制于”也许少见，但如果民间组织资金主要来自外部(如政府拨款、基金会资助、外国援助)，那么政府政策(尤其是拨款政策)、金主的偏好、外国捐助者的资助重点能不削弱那些仰人鼻息的组织的“自治性”吗?
综上所述，虽然civilsociety这种提法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即使在当代，各种对它进行定义的策略也都不太成功。换句话说，civilsociety原义的“名”还未“正”。civilsociety的中文译名也同样未“正”。前面提到了“文明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三种可能的译法。而译为“公民社会”往往会使不了解其西文原义的国人产生种种不相关的联想，仿佛“公民社会”是某种更理想的社会类型(而不是社会团体的类型)。
破除“公民社会”的神话
不仅“公民社会”的概念名不正、言不顺，更麻烦的是，虽然新自由主义哺育出的所谓公民社会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不胫而走，它却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事实基础，是不折不扣的神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各国实际情况的分析表明，新闻媒体和大众读物对公民社会的一些颂扬与真实情况有很大距离。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对外部世界提供的不同模式非常感兴趣，但这也可能造成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外部事物上去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对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神话加以剖析。
同质的神话。公民社会理论谈到公民社会时仿佛它是一个整体，好像其中完全不存在阶级差别，各种团体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这当然是虚妄的假设。任何明眼人都知道，现实中的公民社会绝不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它也绝不是个牧歌乐园。恰恰相反，公民社会中有贫民窟与花园别墅，有血与泪，有剑与火。把它描绘成宁静、和平的去处，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欺骗。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对社会中阶级关系所作的犀利剖析：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必将造成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利益差别可能导致利害冲突，利害冲突会引起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
圣洁的神话。近年来，对各类民间组织的赞誉可以说是不绝于耳。人们谈到营利性企业时会联想到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缺乏爱心;人们谈到政府时会联想到贪污腐化、繁文缛节、效率低下。据说，民间组织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在充斥着权力和金钱游戏的当今世界，它们是一股清流。在很多人心目中，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形象是十分圣洁的。他们认为民间组织是爱心的体现，是正义的象征，是效率的化身，是互助、参与、自治的途径，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民间组织不仅济贫救困，热心公益，它们还给人们以归属感，并用它们的存在来促进社会的多元化。此外，由它们来提供社会服务也比由政府机构来提供更到位，更有效率。总之，民间组织是块净土，代表着人世间的真善美。我们并不否认某些民间组织具有上述某些特征，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并不是所有民间组织具有上述所有特征，民间组织的发展中也有假、恶、丑的一面。一些学者早就观察到，参与民间组织活动实际上是社会精英显示自己身份的一种方式。一批实证研究表明，参与民间活动有助于保持和促进上层阶级内部的团结，并使他们得以主导非营利/非政府活动的方针政策。
独立的神话。公民社会的拥趸者最看重民间组织的自主性。“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独立部门”等这些提法都暗示民间组织独立于企业和政府之外。但在赞扬公民社会自主性的时候，大多数人似乎都忘了问一个问题：民间团体到底靠什么资源生存、靠什么维持其独立性?在两种情况下，民间团体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自主性或独立性。一是它们的运作主要依靠其成员的志愿服务(时间方面的捐赠);二是它们的运作主要依靠人们(包括其成员)在财物方面的小额捐献。这种类型的组织确实存在，但它们规模小、影响小，公民社会理论关注的从来都不是这些组织。
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神话。公民社会理论的意识形态基因是“自由主义”，凡是谈到公民社会的“独立性”都是指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在这套话语体系中，公民社会似乎是一块净土，国家仿佛充满乌烟瘴气;好事似乎都是公民社会干的，坏事仿佛都是国家干的。按照这套话语体系的逻辑，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对立关系：政府作用的扩大必然导致民间组织活动空间的萎缩;反之，如欲拓展民间组织发展的空间，政府的作用就必须受到限制。这套国家与社会对立的逻辑连美国这个案例都解释不了。从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美国政府的干预范围在二战以后扩张得很快。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加。二战刚结束时，全美只有不到十万非营利组织，这个数目到六十年代中期已增至三十万。光是在约翰逊总统宣布实行“伟大社会”计划的当年(1965年)，向国税局提出建立非营利组织的申请就比前一年翻了一番。此后，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开始剧增。八十年代初里根上台以后，风向骤转，限制政府干预范围成为施政目标。但这并没有为美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带来一个兴盛时期。虽然组织数量似乎没有明显变化，但它们的发展却面临了更多的困难。美国的例子说明，政府干预不一定会制约民间组织的发展;政府功能的萎缩不一定有利于民间组织的发展。
民主动力的神话。自由主义之所以强调民间组织的独立性、突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公民社会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俄罗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进行民主转型之前并没有多少像样的民间组织，但这些国家仍然转向了所谓“民主”体制。假如公民社会真是民主体制基石的话，那美国民主恐怕已岌岌可危了，因为自1960年以后，参与社团的美国公众比重已大幅下降;到20世纪末，已回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
“人民社会”显然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
名不正则言不顺，在civilsociety的本意不清、译名不清的情况下，奢谈“构筑公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实在让人不知所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军队被称为“人民军队”，警察被称为“人民警察”，法院被称为“人民法院”，检察院被称为“人民检察院”，邮政被称为“人民邮政”，银行被称为“人民银行”，保险被称为“人民保险”;如果说要构筑某种理想社会的话，“人民社会”显然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
“人民”一词古已有之。在中国古籍中，它往往指平民、庶民、百姓，也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出了他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在此前后，毛泽东一直把“人民”看作一个历史的、变动的政治范畴，而不是泛指一国的全部人口，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主体依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由此可见，“人民”这一概念的关键有两点：第一，它由不同阶级组成，并不同质;第二，其主体是劳动大众，重点突出。
无论在中文里还是在西文里，“社会”一词的原义都是指志趣相投者结合而成的组织或团体。在现代以前，当人们的生活半径不过几里或几十里远时，他们不太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观念;充其量，他们只能形成空间有限的“乡里社会”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里社会被看作是一个由血缘、亲情串联起来的“熟人社会”，是一个群体本位、和谐有机的共同体。通过利玛窦、马国贤之类传教士的引介，中国人的这种社会观对西方诸如莱布尼兹、维科等近代思想家的社会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工业革命前后，西方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人们的活动半径也急剧、大幅拓展。这导致十九、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家产生出各种新的社会观。这些社会观往往在两个维度上出现分殊：到底是先有个人还是先有社会?到底社会是一个整体还是其内部充满冲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西方的各种社会观开始传入中国。上面讨论过的公民社会理论认为，社会是彼此分离个体的聚合，当然是先有个人(同质的、抽象的人)，再有社会;它同时把社会看作一个与国家对立的整体。而马克思主义则不承认存在抽象的个人;恰恰相反，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不存在处于“社会”之外的个人，也不存在没有“个人”的社会，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由此推论，“社会”就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关系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与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所谓“人民社会”就是一国之内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对外，人民社会不是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骄傲地“站起来了”，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内，人民社会既不是曾被梁启超叽诮、曾令孙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也不是靠某种假想契约维系的、独立个人的机械聚合，而是一个既磕磕碰碰、又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与“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的理念清晰而无歧义，更容易成为追求的目标。
网络编辑：岚河水
公民社会好在何处呢?按照其倡导者的说法，好就好在公民社会能够对政府的公权力构成制约，从而促进民主的实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南欧、东欧、西欧、北美一些人提出公民社会是民主前提条件的理论，他们把公民社会说成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甚至充分条件。九十年代初，这种理论传入中国研究领域，继而传入中国学界，很快就成了显学。自此以后，国内外总有一些人拿着放大镜在中国寻找公民社会的蛛丝马迹。
然而，只要稍加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说辞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名不正，言不顺”;二是“名实不符”。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编造出来的一个粗糙神话，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未必存在。真正值得中国人追求的是构筑一个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
正名：国外定义“公民社会”的三种策略
要判断一个东西是好是坏，必须得先弄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公民社会”是从西文civilsociety翻译过来的。事实上，civilsociety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本身就是个问题。译法与概念的内涵紧密相关;概念的内涵不同，译法当然也应不一样。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不管是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对civilsociety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属于“市民社会”(即人们以私人或市民身份活动的空间)范畴，尽管他们对市民社会所处的位置及其在政治上的意义争论不休。
直到过去二十多年里，civilsociety才被赋予了“公民社会”的含义：它既是一片不许国家公共权威涉足的空间(私域)，也是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基地(公域)。问题是，把civilsociety理解成“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比较容易把握，但一旦被理解成“公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却十分飘忽。
定义“公民社会”的第一种策略是指出它不是什么：它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国家，更不是市场，而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空间。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这片空间叫作“社会”，而要把它叫作“公民社会”呢?显然，并不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全部空间都可以被称作“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特指其中某些部分。那么，到底是哪些部分呢?
另一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列举属于这个特定空间的人类组织。2011年出版的《牛津公民社会手册》列举了六类组织，即“非营利部门”、“发展型非政府组织”、“草根组织”、“社会运动”、“社会企业”、“国际公民社会”。不过，我们也许还可以想到其它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提法，如“独立部门”、“第三部门”、“慈善部门”、“志愿部门”、“免税部门”、“社会经济”、“民间社团”、“公共领域”、“社会网络”等。还有一种据说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叫作“公民社会组织”。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知道什么叫“公民社会组织”，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公民社会”;而要了解什么叫“公民社会”，又必须知道什么是“公民社会组织”;此乃典型的同义反复。
不少人以为上述类型的组织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其实，它们中的不少是古已有之。在很多国家，宗教性慈善组织和民间互助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便是一个例子。在有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和新加坡，那里的某些非营利组织的历史甚至比国家本身的历史还要长。
真正的新现象是把本不沾边的各类组织统称为公民社会。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毕竟不同，在不同国家，看似与公民社会概念沾边的组织特征不同，叫法也因而各异。更何况，不管各种类型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有交合，任何两者之间都不会完全重合。这样一来，哪怕有可能列出长长一串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类型，人们还是不清楚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
第三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厘清它涵盖的组织具备哪些共性。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以前叫作“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从“结构—运行”的视角归纳出公民社会的五个特征：组织性、非营利性、自愿性、民间性、自治性。然而，这五种特征的内涵并不容易确定，该研究中心核心人物萨拉门教授对它们的说法就有变化。更重要的是，这套标准未必与现实相符。
“组织性”意味着公民社会必须展示相当程度的组织化、制度化。非正式的、临时性的、随意性的聚会应不能算作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但萨拉门教授后来认识到，不能排除那些未经正式注册的组织，以及非正式的组织，但他继续强调这些组织必须有日常的会面，必须有会员、必须有被参与者接受的决策机制与程序。问题是，现实中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没有真正意义上会员的社团;更不要提虚拟空间已出现的大量网上团体。而它们算不算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呢?
“非营利性”意味着组织可以赚钱，但只能用于完成组织的使命，而不能将利润分配给其所有者和管理者。问题是，中饱私囊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不一定非得采取分配利润的办法。近年来，由于政府拨款减少，西方(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多的所谓“非营利组织”卷入赢利性活动，致使“非营利组织”与“营利性组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有关“非营利组织”的高管们薪水向大公司高管看齐的报道也不绝于耳。
“自愿性”意味着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是以自愿为基础的。这里的“自愿”缺乏严格的定义。问题是，在具有合作主义传统的那些国家(包括不少欧洲国家)，工会、商会、专业团体等组织并不是完全自愿的;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包括美国)，人们参与宗教组织活动往往从不懂事时就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自愿的。这些组织是否应该被排除到公民社会以外?
“民间性”本来被定义为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不是受制于政府;但后来萨拉门把“民间性”定义为它们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这些组织接受政府的资助并不降低其“民间性”。问题是，这些组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资助才能生存?如果它们离开政府的资助就无法生存，那么它们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民间性”?
“自治性”意味着各个组织自己管理自己，既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资本或其它组织。直接“受制于”也许少见，但如果民间组织资金主要来自外部(如政府拨款、基金会资助、外国援助)，那么政府政策(尤其是拨款政策)、金主的偏好、外国捐助者的资助重点能不削弱那些仰人鼻息的组织的“自治性”吗?
综上所述，虽然civilsociety这种提法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即使在当代，各种对它进行定义的策略也都不太成功。换句话说，civilsociety原义的“名”还未“正”。civilsociety的中文译名也同样未“正”。前面提到了“文明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三种可能的译法。而译为“公民社会”往往会使不了解其西文原义的国人产生种种不相关的联想，仿佛“公民社会”是某种更理想的社会类型(而不是社会团体的类型)。
破除“公民社会”的神话
不仅“公民社会”的概念名不正、言不顺，更麻烦的是，虽然新自由主义哺育出的所谓公民社会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不胫而走，它却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事实基础，是不折不扣的神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各国实际情况的分析表明，新闻媒体和大众读物对公民社会的一些颂扬与真实情况有很大距离。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对外部世界提供的不同模式非常感兴趣，但这也可能造成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外部事物上去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对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神话加以剖析。
同质的神话。公民社会理论谈到公民社会时仿佛它是一个整体，好像其中完全不存在阶级差别，各种团体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这当然是虚妄的假设。任何明眼人都知道，现实中的公民社会绝不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它也绝不是个牧歌乐园。恰恰相反，公民社会中有贫民窟与花园别墅，有血与泪，有剑与火。把它描绘成宁静、和平的去处，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欺骗。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对社会中阶级关系所作的犀利剖析：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必将造成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利益差别可能导致利害冲突，利害冲突会引起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
圣洁的神话。近年来，对各类民间组织的赞誉可以说是不绝于耳。人们谈到营利性企业时会联想到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缺乏爱心;人们谈到政府时会联想到贪污腐化、繁文缛节、效率低下。据说，民间组织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在充斥着权力和金钱游戏的当今世界，它们是一股清流。在很多人心目中，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形象是十分圣洁的。他们认为民间组织是爱心的体现，是正义的象征，是效率的化身，是互助、参与、自治的途径，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民间组织不仅济贫救困，热心公益，它们还给人们以归属感，并用它们的存在来促进社会的多元化。此外，由它们来提供社会服务也比由政府机构来提供更到位，更有效率。总之，民间组织是块净土，代表着人世间的真善美。我们并不否认某些民间组织具有上述某些特征，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并不是所有民间组织具有上述所有特征，民间组织的发展中也有假、恶、丑的一面。一些学者早就观察到，参与民间组织活动实际上是社会精英显示自己身份的一种方式。一批实证研究表明，参与民间活动有助于保持和促进上层阶级内部的团结，并使他们得以主导非营利/非政府活动的方针政策。
独立的神话。公民社会的拥趸者最看重民间组织的自主性。“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独立部门”等这些提法都暗示民间组织独立于企业和政府之外。但在赞扬公民社会自主性的时候，大多数人似乎都忘了问一个问题：民间团体到底靠什么资源生存、靠什么维持其独立性?在两种情况下，民间团体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自主性或独立性。一是它们的运作主要依靠其成员的志愿服务(时间方面的捐赠);二是它们的运作主要依靠人们(包括其成员)在财物方面的小额捐献。这种类型的组织确实存在，但它们规模小、影响小，公民社会理论关注的从来都不是这些组织。
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神话。公民社会理论的意识形态基因是“自由主义”，凡是谈到公民社会的“独立性”都是指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在这套话语体系中，公民社会似乎是一块净土，国家仿佛充满乌烟瘴气;好事似乎都是公民社会干的，坏事仿佛都是国家干的。按照这套话语体系的逻辑，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对立关系：政府作用的扩大必然导致民间组织活动空间的萎缩;反之，如欲拓展民间组织发展的空间，政府的作用就必须受到限制。这套国家与社会对立的逻辑连美国这个案例都解释不了。从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美国政府的干预范围在二战以后扩张得很快。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加。二战刚结束时，全美只有不到十万非营利组织，这个数目到六十年代中期已增至三十万。光是在约翰逊总统宣布实行“伟大社会”计划的当年(1965年)，向国税局提出建立非营利组织的申请就比前一年翻了一番。此后，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开始剧增。八十年代初里根上台以后，风向骤转，限制政府干预范围成为施政目标。但这并没有为美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带来一个兴盛时期。虽然组织数量似乎没有明显变化，但它们的发展却面临了更多的困难。美国的例子说明，政府干预不一定会制约民间组织的发展;政府功能的萎缩不一定有利于民间组织的发展。
民主动力的神话。自由主义之所以强调民间组织的独立性、突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公民社会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俄罗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进行民主转型之前并没有多少像样的民间组织，但这些国家仍然转向了所谓“民主”体制。假如公民社会真是民主体制基石的话，那美国民主恐怕已岌岌可危了，因为自1960年以后，参与社团的美国公众比重已大幅下降;到20世纪末，已回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
“人民社会”显然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
名不正则言不顺，在civilsociety的本意不清、译名不清的情况下，奢谈“构筑公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实在让人不知所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军队被称为“人民军队”，警察被称为“人民警察”，法院被称为“人民法院”，检察院被称为“人民检察院”，邮政被称为“人民邮政”，银行被称为“人民银行”，保险被称为“人民保险”;如果说要构筑某种理想社会的话，“人民社会”显然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
“人民”一词古已有之。在中国古籍中，它往往指平民、庶民、百姓，也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出了他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在此前后，毛泽东一直把“人民”看作一个历史的、变动的政治范畴，而不是泛指一国的全部人口，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主体依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由此可见，“人民”这一概念的关键有两点：第一，它由不同阶级组成，并不同质;第二，其主体是劳动大众，重点突出。
无论在中文里还是在西文里，“社会”一词的原义都是指志趣相投者结合而成的组织或团体。在现代以前，当人们的生活半径不过几里或几十里远时，他们不太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观念;充其量，他们只能形成空间有限的“乡里社会”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里社会被看作是一个由血缘、亲情串联起来的“熟人社会”，是一个群体本位、和谐有机的共同体。通过利玛窦、马国贤之类传教士的引介，中国人的这种社会观对西方诸如莱布尼兹、维科等近代思想家的社会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工业革命前后，西方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人们的活动半径也急剧、大幅拓展。这导致十九、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家产生出各种新的社会观。这些社会观往往在两个维度上出现分殊：到底是先有个人还是先有社会?到底社会是一个整体还是其内部充满冲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西方的各种社会观开始传入中国。上面讨论过的公民社会理论认为，社会是彼此分离个体的聚合，当然是先有个人(同质的、抽象的人)，再有社会;它同时把社会看作一个与国家对立的整体。而马克思主义则不承认存在抽象的个人;恰恰相反，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不存在处于“社会”之外的个人，也不存在没有“个人”的社会，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由此推论，“社会”就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关系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与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所谓“人民社会”就是一国之内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对外，人民社会不是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骄傲地“站起来了”，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内，人民社会既不是曾被梁启超叽诮、曾令孙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也不是靠某种假想契约维系的、独立个人的机械聚合，而是一个既磕磕碰碰、又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与“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的理念清晰而无歧义，更容易成为追求的目标。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3-09-11 09: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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