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永宽 刘志礼 张俊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多维审视
发端于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蔓延、冲击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固有缺陷再一次充分暴露，这为我们多维审视、理性看待、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参照体系。
一、与资本主义国家过分强调个体利益与资本自由的经济制度体系相比，中国以“结合”为特征和以“平衡”为实现机制的经济制度,为社会整体与个体良性互动提供了制度支撑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体系，建立在其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经济人”在完全理性的支配下，能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种制度体系与实现机制只关注了个体作为“经济人”的本性，而忽视或简化了其作为“社会人”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在极大地增进效率的同时，却无法有效协调社会整体与个体互动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只实现了个体利益、短期利益，而损害了整体利益、长期利益，更损害了人的“关系利益”，无法真正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以2008年以来的国际经济危机来看，处于风暴中心的美国，经济上采取了转移中低端产业至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内部产业结构出现明显的空心化趋向，制造业从业人员和产值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一小部分人员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时，大部分劳动者收入普遍下降。然而，美国人的社会消费并没有下降，而是通过信贷来保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热潮，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并席卷全球。此外，从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后政府与民众的拉锯式冲突，以及在世界范围产生重大影响的“占领运动”及政府反映来看，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完成个人与整体、当前与长远利益的协调。显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思想理论困境与制度安排。
资本主义由于片面强调个体与短期利益的制度设计，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避免了由于单纯强调某一方面导致失衡而出现危机，或者尽量通过平衡而缩小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体现在“社会人”的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对自身生活幸福感受的不断提升，以及对未来生活希望指数的持续增加；另一方面，要体现在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以及社会整体心理认同度的持续增强。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不断体现社会主义本来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首先体现在其能够为奠定社会主义社会整体与个体良性互动提供基本制度支撑。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既保证了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体现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又为社会个体层面经济利益的充分实现奠定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实现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奠定了体制基础，可以既发挥市场机制调动个体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效率提高的优势，又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职能以协调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兼顾整体与个体、当前与长远利益，增强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优势。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显然，这样的制度安排，既保证了中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又为个人实现经济利益诉求、满足生活需要、追求生活幸福提供了现实可能与实现途径；既关注“经济人”的现实要求，也关注“社会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体验过程。
我国当前这种以“结合”为鲜明特征的制度体系，传承和创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优秀思想，使这种制度本身优势的发挥更加具有历史、理论与现实基础。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取得先发优势，在于资本在特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创造更多的价值，资本家又在各种社会压力下自愿或不自愿地让渡一部分价值，使得社会大众生活条件逐渐改善。而资本贪婪的本性，决定了这种活力最终必然导致其通过对人民生活、国家政权等的全面控制，获得更多的价值。因此，社会主义要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必须既要让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充分进发，又要有效“节制资本”。中国目前的制度设计，正是继承了传统中国“抑商”理念而力图实现“节制资本"的意愿。长期以来，我们在批判传统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重农抑商”等思想中“平均”、“限富"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其所包含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传统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有“节制资本”以限制其过度扩张以致控制国家的一面，也有承认差别基础上限制贫穷以使普通百姓足以养生的一面。这两方面的有效结合，则保证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今天中国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同样在努力寻求社会个体与整体的有效结合，而避免出现资本失控的局面。
我国当前这种以“结合”为鲜明特征的制度体系，主要通过“平衡”的机制实现其目标设计。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的目标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的现实，决定了我们只能由共同贫穷逐渐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由贫穷到富裕过程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作用与国家职能以及多种生产要素的平衡与互动。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实现机制，保证了中国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瓦解后，能够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保证了中国在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照搬“华盛顿共识”而陷入困境的同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两极分化等风险，从实现机制上来说，正是由于这种平衡机制没有有效发挥作用的体现，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应该通过制度的完善使平衡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二、与资本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对立、制衡、优胜劣汰的政治制度设计相比，中国以统一、同心、协同并进为特征的制度设计，传承和优化了传统家国体制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和再生力
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无法摆脱个体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客观事实，所以，其制度设计除了建立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也发展了其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体系。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基于纯粹的竞争逻辑考量，强调相互制衡、对立斗争、优胜劣汰。具体来说，表现在其以“相互制衡”为原则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以“对立斗争”为原则的政党关系体系、以“优胜劣汰"为原则的个体权利实现体系。
显然，不同利益集团在议会制下，只有局部利益，没有整体利益。这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议会制、选举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所谓的民主制度设计，造成军工、金融、律师等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过程。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已经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本国经济、政治的操纵，这种力量正企图控制世界经济与政治走势。所以，这样的制度设计形式上体现了资本主义所说的民主，并通过选举等机制表面上保障了个体权利的实现。但事实上却造成了各个层面的对立、冲突与争斗，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对自然的无限索取与破坏，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彼此的孤立与排斥，表现在政党关系上是相互间的倾轧与拆台，表现在国家间的关系上是征服与剥夺，等等。
此轮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我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表现，充分反映了其强调相互制衡、对立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思维逻辑与自私的、霸权主义的制度设计。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一次表明，美国社会实际上掌握在华尔街的资本家手中。而资本家通过政治捐款、游说等方式左右政局的趋势却愈演愈烈。2010年1月2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重大判决，以五票赞成、四票反对，取消已实行六十三年的竞选财务法，即解除对企业和工会在美国政治竞选中提供资金的限制。这就意味着，美国的钱权交易彻底实现自由了。这种把金钱干预政治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暴露了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面对各种生态环境风险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美国多次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加拿大也于2011年12月12日宣布正式退出，给国际社会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蒙上了阴影。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种种具体政策与体制，使社会处于分裂与争斗的恶性循环状态中，无法为真正促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同心协力、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愿景提供根本政治前提、有效体制保障和现实机制支撑。
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国际环境等基本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这是最重要的国情。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社会要完成复兴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和民富国强的政治目标，这就需要我们的社会制度既能实现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增强社会的活力，又能将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因此，中国的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实现机制。
第一，保障科学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有效保障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首先，保障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体政治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从政治、法律等多方面确立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家性质、政体形式、领导体制以及发展目标的实现方式等。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与各种目标的逐步实现提供根本政治前提和有效体制保障。其次，保障了中国发展的科学性特质。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步转变为日益富强的国家，从一个“革命型”国家逐步过渡到“发展型”国家，从一个强调阶级斗争、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过渡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再到逐步强调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等，这一系列探索、尝试、转变、提高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事物发展所包含的科学性特质，而这种特质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得以保障和实现的。
第二，提供组织保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一套完整高效的领导体系、组织形式、动员方式，保证了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过程中的坚强有力领导。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制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动员力，可以把政治组织资源、经济社会资源集中高效动员起来，政党、政府、企业、人民群众齐心协力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没有牵扯和掣肘，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做出决策并付诸实施，这种优势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比拟的。
第三，奠定群众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表现为其决策机制的优越性，决策机制的基础是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决策要不断地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其优良传统作风之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重大成绩的一大法宝。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最大的、最根本的、最不可或缺的政治优势就是人民的认同与支持。”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高效的联系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的具体制度和决策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可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于建设和改革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选择与完善的过程，既在于传承和优化了中国传统家国体制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和再生力，及其在稳定和建设统一国家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在于为中国在当代条件下通过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目的、通过发展实现社会主义追寻的价值意愿，进而实现中国发展与社会主义的良性互动，提供根本政治前提、有效体制保障和现实机制支撑。
三、与资本主义固有本性形成的“生死竞争”逻辑相比，中国以“和谐共存”为主要特质的制度安排，培育了传承中国传统生存智慧、符合事物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心理认同基础、基本行为理念与核心价值观念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其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的积淀与延伸，而制度建立、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也培育了制度自身得以存在并运行的文化。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制度条件下发展形成的文化也决定了制度本身具有的优势。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文化，决定了其具有阶段性、局部性的优势，这种优势与特定的技术相结合，能够产生即时性效果。但是，这种文化却无法满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包容多样、协同并进的整体愿望。此次经济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又一次清楚地表明，面对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困境，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形成的西方社会的认同基础、行为理念、核心价值，却无法担当人类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任。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这种单纯以满足社会个体心理诉求的思想理念，导致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在主导世界的过程中，制造了包括自然生态、社会发展、人的内心世界等各方面的危机与困境。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假以其发达的物质世界，仍然固执地向其它国家推广其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即使在西方国家，即使是当代科学世界的巨人，也难免会怀疑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实现可能。当代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曾向全球网民提出了一个长期萦绕在他心头的疑问：在一个政治、社会和环境乱象纷呈的世界里，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1OO年?
毫无疑问，这里的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然而，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主导其行为的基本理念则不能不说是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一理念就是其所崇尚的“斗争哲学"。回顾西方世界的历史，可以发现，“经由达尔文进化论特别是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播撒，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理念开始风靡整个现代西方世界。”“文明冲突论”也无非是这种争斗崇拜的更新版。面对自身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的发展，西方国家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其背后的逻辑就是这种“非生即死”的“斗争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立足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现实之上。因此，这一制度逐渐培育了使其能够持续存在的思想文化体系与实现方式，表现为这种制度所要求的心理认同基础、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行为理念等方面。
第一，心理认同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的道义基础，即马克思鲜明而坚决地宣称的为工人阶级也即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辩护；二是社会主义的终极关怀，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产生、运行及其历史命运的分析人手，揭示出由于资本的统治而产生了许多矛盾与困境：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和剥削的力量；在促进人自身发展的关系中也产生了人的“异化"。这些矛盾与困境是资本主义无法根本解决的。正是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马克思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用一种可以避免由于资本统治而产生一系列困境的发展方式取代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方式，用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的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是资本统治之下产生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处于贫困状态的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所以马克思明确宣告为工人阶级辩护，也就是依靠广大的劳苦大众。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仅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和基本方式，更重要的在于指出了发展的道义基础和终极目标，并实现了二者有机的、现实的融合——发展与社会主义的良性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理论基础的。所以，这一制度因为具有了基本的道义基础、坚实的阶级基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本质上产生了人们对其向往的心理认同基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得到证明。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历经曲折而不断发展到今天；都离不开深藏于社会大众内心深处根本性的心理认同。
第二，基本行为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组成与结构体系中，我们会发现，诸如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发挥基础性作用与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共同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国两制等等，这些制度设计与安排，内在地体现了既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基本行为理念。这些理念表现为我们所追求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合作”、“共赢”等，这些理念具有中国品质、中国作风，是中国人为人处事自觉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有利于解决如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纷争与矛盾冲突，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这种基本行为理念，必然由此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第三，核心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始终注意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培育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所发展的这种核心价值观念，主要表现为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所提出和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种核心价值观念，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之中，既是这种制度设计与具体安排的内在价值诉求，又要通过这种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才能得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充分体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内在结构与作用机理上，还体现在其所追求的价值观念上。
诚然，当代中国的制度设计所具有的独特优势的充分发挥，离不开这种制度体系内部组成部分的有效结合与相互促进，离不开各种具体体制和机制的优化与实行，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等人类社会发展优秀成果的合理吸收与运用，更离不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当前阶段，我们仍然面临来自资本主义制度物质技术、传播手段等层面的先发优势，利益驱动、文化影响等层面的不对称优势，所造成的物质、技术、制度、文化等层面的安全问题，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优势力量的对比会逐渐发生变化，其所具有的优势会成为一种现实力量，帮助我们克服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难。
网络编辑：岚河水
一、与资本主义国家过分强调个体利益与资本自由的经济制度体系相比，中国以“结合”为特征和以“平衡”为实现机制的经济制度,为社会整体与个体良性互动提供了制度支撑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体系，建立在其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经济人”在完全理性的支配下，能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种制度体系与实现机制只关注了个体作为“经济人”的本性，而忽视或简化了其作为“社会人”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在极大地增进效率的同时，却无法有效协调社会整体与个体互动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只实现了个体利益、短期利益，而损害了整体利益、长期利益，更损害了人的“关系利益”，无法真正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以2008年以来的国际经济危机来看，处于风暴中心的美国，经济上采取了转移中低端产业至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内部产业结构出现明显的空心化趋向，制造业从业人员和产值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一小部分人员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时，大部分劳动者收入普遍下降。然而，美国人的社会消费并没有下降，而是通过信贷来保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热潮，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并席卷全球。此外，从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后政府与民众的拉锯式冲突，以及在世界范围产生重大影响的“占领运动”及政府反映来看，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完成个人与整体、当前与长远利益的协调。显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思想理论困境与制度安排。
资本主义由于片面强调个体与短期利益的制度设计，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避免了由于单纯强调某一方面导致失衡而出现危机，或者尽量通过平衡而缩小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体现在“社会人”的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对自身生活幸福感受的不断提升，以及对未来生活希望指数的持续增加；另一方面，要体现在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以及社会整体心理认同度的持续增强。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不断体现社会主义本来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首先体现在其能够为奠定社会主义社会整体与个体良性互动提供基本制度支撑。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既保证了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体现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又为社会个体层面经济利益的充分实现奠定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实现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奠定了体制基础，可以既发挥市场机制调动个体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效率提高的优势，又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职能以协调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兼顾整体与个体、当前与长远利益，增强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优势。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显然，这样的制度安排，既保证了中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又为个人实现经济利益诉求、满足生活需要、追求生活幸福提供了现实可能与实现途径；既关注“经济人”的现实要求，也关注“社会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体验过程。
我国当前这种以“结合”为鲜明特征的制度体系，传承和创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优秀思想，使这种制度本身优势的发挥更加具有历史、理论与现实基础。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取得先发优势，在于资本在特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创造更多的价值，资本家又在各种社会压力下自愿或不自愿地让渡一部分价值，使得社会大众生活条件逐渐改善。而资本贪婪的本性，决定了这种活力最终必然导致其通过对人民生活、国家政权等的全面控制，获得更多的价值。因此，社会主义要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必须既要让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充分进发，又要有效“节制资本”。中国目前的制度设计，正是继承了传统中国“抑商”理念而力图实现“节制资本"的意愿。长期以来，我们在批判传统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重农抑商”等思想中“平均”、“限富"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其所包含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传统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有“节制资本”以限制其过度扩张以致控制国家的一面，也有承认差别基础上限制贫穷以使普通百姓足以养生的一面。这两方面的有效结合，则保证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今天中国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同样在努力寻求社会个体与整体的有效结合，而避免出现资本失控的局面。
我国当前这种以“结合”为鲜明特征的制度体系，主要通过“平衡”的机制实现其目标设计。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的目标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的现实，决定了我们只能由共同贫穷逐渐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由贫穷到富裕过程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作用与国家职能以及多种生产要素的平衡与互动。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实现机制，保证了中国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瓦解后，能够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保证了中国在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照搬“华盛顿共识”而陷入困境的同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两极分化等风险，从实现机制上来说，正是由于这种平衡机制没有有效发挥作用的体现，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应该通过制度的完善使平衡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二、与资本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对立、制衡、优胜劣汰的政治制度设计相比，中国以统一、同心、协同并进为特征的制度设计，传承和优化了传统家国体制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和再生力
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无法摆脱个体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客观事实，所以，其制度设计除了建立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也发展了其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体系。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基于纯粹的竞争逻辑考量，强调相互制衡、对立斗争、优胜劣汰。具体来说，表现在其以“相互制衡”为原则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以“对立斗争”为原则的政党关系体系、以“优胜劣汰"为原则的个体权利实现体系。
显然，不同利益集团在议会制下，只有局部利益，没有整体利益。这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议会制、选举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所谓的民主制度设计，造成军工、金融、律师等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过程。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已经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本国经济、政治的操纵，这种力量正企图控制世界经济与政治走势。所以，这样的制度设计形式上体现了资本主义所说的民主，并通过选举等机制表面上保障了个体权利的实现。但事实上却造成了各个层面的对立、冲突与争斗，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对自然的无限索取与破坏，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彼此的孤立与排斥，表现在政党关系上是相互间的倾轧与拆台，表现在国家间的关系上是征服与剥夺，等等。
此轮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我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表现，充分反映了其强调相互制衡、对立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思维逻辑与自私的、霸权主义的制度设计。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一次表明，美国社会实际上掌握在华尔街的资本家手中。而资本家通过政治捐款、游说等方式左右政局的趋势却愈演愈烈。2010年1月2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重大判决，以五票赞成、四票反对，取消已实行六十三年的竞选财务法，即解除对企业和工会在美国政治竞选中提供资金的限制。这就意味着，美国的钱权交易彻底实现自由了。这种把金钱干预政治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暴露了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面对各种生态环境风险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美国多次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加拿大也于2011年12月12日宣布正式退出，给国际社会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蒙上了阴影。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种种具体政策与体制，使社会处于分裂与争斗的恶性循环状态中，无法为真正促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同心协力、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愿景提供根本政治前提、有效体制保障和现实机制支撑。
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国际环境等基本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这是最重要的国情。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社会要完成复兴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和民富国强的政治目标，这就需要我们的社会制度既能实现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增强社会的活力，又能将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因此，中国的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实现机制。
第一，保障科学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有效保障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首先，保障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体政治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从政治、法律等多方面确立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家性质、政体形式、领导体制以及发展目标的实现方式等。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与各种目标的逐步实现提供根本政治前提和有效体制保障。其次，保障了中国发展的科学性特质。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步转变为日益富强的国家，从一个“革命型”国家逐步过渡到“发展型”国家，从一个强调阶级斗争、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过渡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再到逐步强调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等，这一系列探索、尝试、转变、提高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事物发展所包含的科学性特质，而这种特质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得以保障和实现的。
第二，提供组织保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一套完整高效的领导体系、组织形式、动员方式，保证了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过程中的坚强有力领导。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制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动员力，可以把政治组织资源、经济社会资源集中高效动员起来，政党、政府、企业、人民群众齐心协力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没有牵扯和掣肘，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做出决策并付诸实施，这种优势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比拟的。
第三，奠定群众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表现为其决策机制的优越性，决策机制的基础是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决策要不断地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其优良传统作风之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重大成绩的一大法宝。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最大的、最根本的、最不可或缺的政治优势就是人民的认同与支持。”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高效的联系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的具体制度和决策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可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于建设和改革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选择与完善的过程，既在于传承和优化了中国传统家国体制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和再生力，及其在稳定和建设统一国家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在于为中国在当代条件下通过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目的、通过发展实现社会主义追寻的价值意愿，进而实现中国发展与社会主义的良性互动，提供根本政治前提、有效体制保障和现实机制支撑。
三、与资本主义固有本性形成的“生死竞争”逻辑相比，中国以“和谐共存”为主要特质的制度安排，培育了传承中国传统生存智慧、符合事物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心理认同基础、基本行为理念与核心价值观念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其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的积淀与延伸，而制度建立、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也培育了制度自身得以存在并运行的文化。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制度条件下发展形成的文化也决定了制度本身具有的优势。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文化，决定了其具有阶段性、局部性的优势，这种优势与特定的技术相结合，能够产生即时性效果。但是，这种文化却无法满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包容多样、协同并进的整体愿望。此次经济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又一次清楚地表明，面对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困境，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形成的西方社会的认同基础、行为理念、核心价值，却无法担当人类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任。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这种单纯以满足社会个体心理诉求的思想理念，导致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在主导世界的过程中，制造了包括自然生态、社会发展、人的内心世界等各方面的危机与困境。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假以其发达的物质世界，仍然固执地向其它国家推广其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即使在西方国家，即使是当代科学世界的巨人，也难免会怀疑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实现可能。当代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曾向全球网民提出了一个长期萦绕在他心头的疑问：在一个政治、社会和环境乱象纷呈的世界里，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1OO年?
毫无疑问，这里的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然而，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主导其行为的基本理念则不能不说是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一理念就是其所崇尚的“斗争哲学"。回顾西方世界的历史，可以发现，“经由达尔文进化论特别是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播撒，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理念开始风靡整个现代西方世界。”“文明冲突论”也无非是这种争斗崇拜的更新版。面对自身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的发展，西方国家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其背后的逻辑就是这种“非生即死”的“斗争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立足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现实之上。因此，这一制度逐渐培育了使其能够持续存在的思想文化体系与实现方式，表现为这种制度所要求的心理认同基础、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行为理念等方面。
第一，心理认同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的道义基础，即马克思鲜明而坚决地宣称的为工人阶级也即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辩护；二是社会主义的终极关怀，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产生、运行及其历史命运的分析人手，揭示出由于资本的统治而产生了许多矛盾与困境：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和剥削的力量；在促进人自身发展的关系中也产生了人的“异化"。这些矛盾与困境是资本主义无法根本解决的。正是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马克思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用一种可以避免由于资本统治而产生一系列困境的发展方式取代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方式，用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的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是资本统治之下产生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处于贫困状态的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所以马克思明确宣告为工人阶级辩护，也就是依靠广大的劳苦大众。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仅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和基本方式，更重要的在于指出了发展的道义基础和终极目标，并实现了二者有机的、现实的融合——发展与社会主义的良性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理论基础的。所以，这一制度因为具有了基本的道义基础、坚实的阶级基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本质上产生了人们对其向往的心理认同基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得到证明。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历经曲折而不断发展到今天；都离不开深藏于社会大众内心深处根本性的心理认同。
第二，基本行为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组成与结构体系中，我们会发现，诸如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发挥基础性作用与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共同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国两制等等，这些制度设计与安排，内在地体现了既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基本行为理念。这些理念表现为我们所追求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合作”、“共赢”等，这些理念具有中国品质、中国作风，是中国人为人处事自觉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有利于解决如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纷争与矛盾冲突，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这种基本行为理念，必然由此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第三，核心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始终注意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培育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所发展的这种核心价值观念，主要表现为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所提出和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种核心价值观念，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之中，既是这种制度设计与具体安排的内在价值诉求，又要通过这种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才能得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充分体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内在结构与作用机理上，还体现在其所追求的价值观念上。
诚然，当代中国的制度设计所具有的独特优势的充分发挥，离不开这种制度体系内部组成部分的有效结合与相互促进，离不开各种具体体制和机制的优化与实行，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等人类社会发展优秀成果的合理吸收与运用，更离不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当前阶段，我们仍然面临来自资本主义制度物质技术、传播手段等层面的先发优势，利益驱动、文化影响等层面的不对称优势，所造成的物质、技术、制度、文化等层面的安全问题，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优势力量的对比会逐渐发生变化，其所具有的优势会成为一种现实力量，帮助我们克服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难。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3-05-16 1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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