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四重挑战

刘军：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四重挑战

　　

　　坚守意识形态底线，应对去政治化带来的意识形态虚无论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建基于对“文革”的批判和反省。对“文革”中政治意识形态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反思，使得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中心位置，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国际而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以科技为主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此外，经济全球化潮流带来的全球经济交融，使得强调政治制度对峙的“冷战思维”逐渐过时。

　　国内、国际情势的上述变化，在意识形态层面带来一个突出变化，即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趋势。作为意识形态内核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不断受到商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消解。“文革”的灾难，不时地提醒我们警惕意识形态过渡膨胀所导致的泛政治化危害。于是，一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今天，远离政治甚至奉行政治虚无成为很多人的处世法则。一些人认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不问姓社姓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被削弱，马克思主义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面临这种弱化和边缘化危险，我们必须坚守意识形态底线。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这既是稳定大局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前提下的发展，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一脉相承中的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观点和看法，可能会因为时代条件的变化需要更正。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理论和方法，例如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则必须坚持。

　　其二，坚守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比如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不会再采用政治运动的传统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这是当代中国必须牢牢把握的大方向，大政治。如果触动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底线，则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应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挑战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出现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盛行于八十年代以后。早期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意识形态。如法国的加缪早在1946年就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意识形态完全是一种欺骗性的虚假观念。后来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则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终结论。譬如布热津斯基、福山等人以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西方政治制度及其价值理念的先进性。

　　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特征是将科学理性与意识形态相分离。这种思潮的实质是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力图以自由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立论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建基于早期工业社会，在当代后工业社会中，马克思断言的资本主义危机已为国家干预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制度变革所克服。苏东剧变也从实践上证伪了马克思主义。

　　必须承认，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统一性问题在今天的理论界仍有颇多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于宗教，它作为信仰的力量依托的是“理性”，而不是“心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它以科学的力量征服人。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从来就不是一种道德义愤，而是建基于科学理性的深刻洞悉。当代的科技进步，虽然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阶级冲突，也缓解了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外部压力，但却催生了资本主义技术奴役，以及资本主义危机的全球性扩张。所有这一切变化，并没有溢出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理性批判。

　　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应对普世价值论的冲击

　　马克思主义不反对价值的普遍性，但从不脱离特殊性来抽象谈论价值的普遍性，而是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譬如对人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讲人性，但马克思强调人性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特征。在阶级社会中，人性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社会群体的个体上。而且，人性的发展、完善，必须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相结合。不是人性造就历史，而是历史塑造人性。

　　在今天，抽象地谈论“普世价值”，是西方话语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策略，也是当代中国产生意识形态混乱的重要原因。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当我们把夺取抗震救灾的胜利归结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时，但却有那么一种声音，认为汶川抗震救灾是中国政府“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是尊重生命和个人价值的人性论胜利，是超越了一切主义纷争的“普世价值”的胜利。这种声音，其实质就是要割断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与社会主义的制度联系。构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必须积极探索如何把我国当前取得的伟大成就，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认同。

　　克服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局限，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需正视和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存在的局限。其一，在话语内容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排他性，甚至于故步自封，自说自话。在涉及与其他理论的关系尤其是争论时，往往自视高人一等，喜欢“扣帽子”、“打棍子”。面对中、西、马这三种文化资源，我们既不能走“全盘西化”和“复古主义”两条极端路线，也不能画地为牢、自设藩篱，而应该兼容并蓄古今中外的各类文明成果。一种可取的立场就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这一话语立场蕴含着三大基本价值取向：一是坚持原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面向世界(融入世界潮流)，三是立足中国(讲中国话语，说中国故事，塑中国形象)。由此，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既不是对抗世界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淡化意识形态界限的实用主义，而是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的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结合。

　　其二，在表述方式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于阶级冲突、社会革命与制度对抗的时代环境，其表述方式往往立场鲜明，强调矛盾斗争，并带有强烈的指令色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类标语、口号。时代的变迁，呼唤意识形态话语表述方式的转型，以标语方式组成的隐喻性意识形态时代已经被超越，理性、系统的话语表达方式日渐成型。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表达方式的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解决目前存在的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这两套话语机制的脱节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格分裂和社会分裂现象。

　　其三，在宣教方略上，传统的意识形态强调单向“灌输”，强调教育和改造，这一方略在需要高度集中、意志统一的年代效果显著。而在当今时代，个体主义和个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渠道复杂多元，旧有渠道逐渐偏废，灌输效果难尽人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取得大众的认同，需要从外在灌输走向内外共生。在坚持灌输的同时，必须更加注意将国家意志转化为个人意志并通过个人行为发挥作用。

　　

　　网编：客卿

　　

　　

发布时间：2013-03-26 09:3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