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虎学、万资姿：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从分工与“现实的人不是人”谈起

　　在马克思那里，分工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不仅是一种理论研究对象，更是透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视角，是一种具有深厚人学意蕴和人文关怀的研究方法。从“分工的观点”看“人”的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问题，也即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生存境遇问题的深刻回答和深层观照[1]。

　　一

　　在考察社会分工形态史的过程中，马克思特别详细考察并研究了资本主义分工的性质、特点及其内在矛盾，进而为真实地再现并严正地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力，是提高社会生产的有力手段，但同时这种分工的发展也从生命的根源上冲击和侵袭着工人，“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末工场手工业一经采用，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得到发展”[2]。最终，工人必将陷入片面化、畸形化发展的境地。“如果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那末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而且，“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他的劳动力变成了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3]。这时候，正如马克思所说：“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说成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4]

　　事实上，马克思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实情”，分工的两重性导致人的生存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处境发生重大变革，即社会财富越是增加劳动者越是贫困，科学技术越是进步劳动者越是愚昧，文化事业越是繁荣劳动者越变为畸形。这一现象也引起了许多同时代人的关注，在马克思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亚当•斯密的老师弗格森就曾大声疾呼：“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5]诚然，分工的细化可以使产品制造得更快，因而也就更便宜，但是，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工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了，结果，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现在却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了”[6]。实际上，分工不仅会侵入经济领域，还会侵入社会其他一切领域，并且到处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和人的分割打下基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7]，依此来看，“哲学家们关于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荒谬的判断，只是实际上存在于人们的关系和要求之间的普遍矛盾在抽象范围之内的最普遍最广泛的表达”[8]。在这里，“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判断虽然看似荒谬（众所周知，马克思考察现实社会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正是“现实的人”[9]，即从事着实际的物质生产劳动、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个人，因此只有“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却生动地表达了分工条件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的人”非人般的历史命运，这大概就是“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命题的深意所在吧！

　　二

　　分工使人变得愚钝、无知。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0]分工生产了特长，也生产了职业痴呆，因为“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11]。分工使工作越来越细化、机械化，也使工人变得越来越愚笨，因为工人的每一项活动都不再是以个人的活生生的方式进行，而只能根据普遍规则越来越纯粹机械化地进行。如同斯密所描述的那样，大多数人的智力都是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但是，“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力……他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斯密紧接着分析道：“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它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德性而取得的。”[12]如果说日益发展的分工决定了工人必然走向愚钝和无知的处境的话，那么，对于资本家而言同样难逃“牺牲”智力、被利益“阉割”的窘境。1861年，马克思在《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一文中分析指出：“日益发展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阉割了资产者的一般智力，使他们的全部精力和智力局限在商业利益、工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狭小圈子里。”[13]

　　分工使人日益物化、手段化。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人蜕变为物，人为物役的现象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地形成的。“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在农奴依附关系下，劳动者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素，完全和役畜一样是土地的附属品”[14]。如果说一种强制性劳动必然会致使人动物化，那么，正如恩格斯总结的那样，“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15]。于是，在雇佣劳动关系下，“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16]，看作是一部进行局部劳动的“活的自动机”[17]罢了。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分工条件下，人的物化程度达到了极点，人不再是人，也不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成为一种手段和工具。也许，对于处身于技术全面推进且高歌猛进的“技术化时代”的人来讲，人的工具化、技术化生存方式更是司空见惯，每个人越来越获得了一种“技术性生存”、也越来越愿意成为一个“技艺者”。正如阿伦特所说：“人就其是一个技艺者而言已经被工具化了，这一工具化意味着所有事物都堕落成为手段，意味着这些事物丧失了其内在的和独立的价值，以至于最终不仅制作的对象，而且‘整个地球和自然的所有力量’（它们都明显地不依赖于人类的帮助而得以形成，其存在不受人类世界的约束）都丧失了其‘价值’。”[18]

　　实际上，无论是人的愚钝、无知，抑或职业痴呆的产生，还是人的动物化、手段化，都是人类发展不充分或人的片面发展的生动体现，而这与分工之间又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当然，这里的分工主要是就分工的固定性、强制性来说的。当一个社会中存在着强制性分工、存在着私有制以及社会分裂为阶级，因而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也存在着分裂(这些都是人类活动的必然的历史性结果)的时候，任何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固定的活动范围，而且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类劳动运作方式的分工，对个人来说却成了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而且成了致使人走向片面发展的“罪魁祸首”。这时候，“就个人自身来考察个人，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19]。可见，正是分工使“现实的人”的发展越来越片面化、畸形化，在分工条件下，“现实的人不是人”。

　　分工使人变成了“片面的人”，“现实的人”的发展越来越片面化。随着分工的日益发展，劳动者越来越完全依附于一种极其片面、机械的劳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重复一种单一、固定的操作。一开始，“工人适应于一定的操作，隶属于这一操作。从此以后，他就属于这种操作，这种操作成为他的归结为一种抽象的劳动能力的特殊职能”[20]。而这种“特殊职能”如同工人头顶的“魔咒”一般，他们一刻也摆脱不掉。在分工的情况下，工人只是附属物。这也许就是分工条件下工人不可抗拒的命运。诚然，他们的生产工具是他们的财产，但问题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而且，这种生产工具有时对他们来说是“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21]。同样，随着劳动过程的细分，“工人被分配到各个不同的过程中去，其中每一个过程，只要工人作为生产的劳动能力发挥作用，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生活过程”[22]。而且，“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23]。捷克著名经济学家锡克分析指出：“在这种条件下，很难设想大多数劳动者会掌握第二种技能，从而能够从事其他工作或交替地从事不同的工作。”[24]事实上，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劳动者都丧失了学习和掌握其职业之外的任何其他知识或第二种技能的能力，因而，他们也就同时失去了进行全面的劳动变换从而实现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分工的条件下，“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25]。很显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屈从于分工的“片面的人”。与此同时，“出现了分工，因而，必然产生出更为片面的劳动能力，……并且它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变得越是片面，它就发展得越迅速”[26]。实际上，劳动能力的片面化是人的片面化发展的显著标志。在资本主义分工条件下，由于单个工人的劳动能力转化成了工厂总机构中的某种单一职能，因此工人只能是某种片面操作的生产者，也就是说，分工使工人的劳动能力变成了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进行片面操作的特定技能。由此而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分工使工人的劳动能力变得越来越片面，越来越简单以至于无。“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工人的手艺化为乌有，从前需要用手艺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27]事实上，“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28]。另一方面，分工使工人越来越有依赖性。特别是“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29]。随着工人的独立的劳动能力的破坏，工人的片面的劳动能力越来越依附于资本主义工厂这个总机构，随之，“工人本身变成了这个机构的一个简单的零件”[30]。工人寸步不离地依赖这个总机构，离开它，工人什么也不是。可见，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且越来越有依赖性，在分工条件下，工人不是“单向度的人”，就是“没有自由、缺乏镇定、没有独立的人”[31]。

　　分工使人变成了“畸形的人”，“现实的人”的发展越来越畸形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32]，“同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物物交换，表现为做买卖一样，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33]。而且，这种“分工使一切受它影响的人变成残废，使一部分肌肉发达而其他部分萎缩，而且在每一个劳动部门中这种情况都有不同的表现，每一种劳动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人变成残废”[34]。无疑，分工就是人的畸形发展的根本原因。“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局部操作，把每种操作分给个别工人，作为终生的职业，从而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局部职能和一定的工具之上。”[35]因此，更准确地讲，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是人的畸形发展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象在拉普拉塔各州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皮或油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36]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37]1895年，应卡尔•希尔施的请求给他的几篇文章提意见时，恩格斯再次重申：“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着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畸形，但是由此产生了它本身特有的畸形；劳动强化的结果，后一种畸形会越来越厉害。就我所了解的大工业的情况而论，我觉得此处把这一点强调得超出了实际情况。因为分工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造成工人畸形的根本原因。”[38]

　　三

　　如上所述，“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命题深刻地揭示出分工条件下人的真实生存境况：分工使“现实的人”变成了“片面的人”、“畸形的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实际上，“现实的人不是人”不仅是指人的身体的片面化、畸形化发展，而且还与人的精神方面的片面化、畸形化发展密切相关，如人的商品化、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金钱化、人的尊严的丧失。

　　我们先从人的商品化这一现象说起吧！马克思曾分析指出：“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与之相适应，“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9]。日本学者柄古行人曾转引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并强调，在古代世界中，商人资本只能存在于互相远离的、互不相同的系统之“中间”[40]。后来，随着分工的发展，当这些古老的生产方式日渐没落、这些古代共同体逐渐解体之后，上述现象才显得越来越重要。直到资本主义社会，人作为商品生产者，且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的现象才开始处于主导地位。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41]。毋庸讳言，人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体系，都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这一基础之上的。需要注意的是，和其他一般商品不同，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就在于：“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42]历史地审视人的发展，诚然，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和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根本上实现了从人的依赖性向人的独立性的历史性跨越，但是，在这里，人的独立性又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所以说，“如果人的独立性成了一种片面的固定性，人只有物化为商品才能互相交往，那么，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己自觉自由的本性，就不会结束人与人相异化的关系”[43]。

　　如果说商品必然涉及价值的话，那么，人的商品化就与人的价值的数量化、金钱化直接相通。柄古行人指出：“商品的‘价值’不是内在的，而不过作为和其它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上才存在。只是它一旦披上货币形态，就由数量来表示。……也就是说，本来作为关系的系统上的差异，由于货币，则仅仅作为‘量’的差异而被表现出来。”[44]诚然，分工本无贵贱之分，人的价值也非金钱可以衡量，但是，当人成为可以用来交换的商品时，人也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带上了价格即数量化的价值的标签。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价值必然会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时候，人的价值就成为由金钱决定的价值了。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颠倒的事实：“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45]随着人的价值的金钱化，与此同时，人生活的意义世界也只能用钱袋来衡量了，马克思曾就此批评指出：“有教养的资产者及其代言人非常愚蠢，竟用对钱袋的影响来衡量每一种活动的意义。”[46]

　　在分工条件下，“现实的人不是人”，也表现为人的尊严的丧失。当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与基督教的社会道德进行比较的时候，他曾十分肯定地指出，人之为人有其应做之事，而人的尊严比面包更重要，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重要。”[47]那么，何谓尊严？早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马克思就指出：“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实际上，人的尊严取决于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去从事自己的职业。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分工条件下，“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48]。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实的人不是人”的现象，更侈谈人的尊严问题了。马克思指出：总体上来看，封建专制制度的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49]。处身于这种制度之中的农民，他们时时“都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被当作牛马，甚至比牛马还不如”[50]。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分工的发展，人的非人化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表面上看，“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51]。因此，对于工人而言，他们奴隶般地从属于分工，人所应有的尊严感消失殆尽，更谈不上在自己的领域内进行独立创造和自由活动了。

　　因此，人的尊严的丧失，分工也难辞其咎。马克思指出：“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身分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身分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52]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从根本上剥夺了工人的物质和精神发展所必需的时间与空间，他们长期处于整个生活毫无内容、“没有其他一切生活享受，完全没有希望达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保持某种体面”[53]的生活状态之中。正是因为马克思深谙资本主义分工条件下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的尊严丧失的残酷现实，因此，西方学者卡门卡（Kamenka）说，当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时，他“并不是注重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一个富足的社会，他主要是把它描述为人的尊严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劳动者能得到尊严”[54]。也就是说，当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时，人将重新获得他曾失去但他所应有的人的尊严。

　　注释：

　　[1]王虎学：《马克思分工思想的人学意蕴》，《哲学动态》2011年第4期。

　　[2][3][4][5][12][36][39][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7、376、399、392、401、399、96、194页。

　　[6][27][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8、452、218页。

　　[7][21][25][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29、242、160页。

　　[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5、514页。

　　[9]王虎学：《论“现实社会”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10][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262页。

　　[11][15][45][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4、404、566、41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5-33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页。

　　[17][20][22][30][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342、317、320、345页。

　　[18]［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23][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642页。

　　[24]［捷克］奥塔•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王锡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26][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0-431、38页。

　　[28][32][3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4、175页。

　　[31]转引自［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洋译，贵州人民出版1994年版，第18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0-421页。

　　[40][44]［日］柄古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43]张曙光：《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7页。

　　[54] Eugenekamenka,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Marxism，

　　Boston: Routledge &KeganPaul,1972,pp.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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