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构想与追求，是人类上下求索的永恒主题。“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人类对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也高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精神生活”“精神文明”“共同富裕”是人们较为熟知的概念，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新论断。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专门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调物质与精神相协调以及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应该说，更加意味深长。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尽快富裕起来，更为根本的是要在搞好社会经济建设、缩短贫富差距、促进社会成员物质上共同富裕的同时，使人民群众拥有充实丰富的精神生活且在精神生活上共同富裕。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人性论出发，在肯定人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客观性同时，尤为强调人的精神需要满足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建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精神生活理论，归类而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核心观点。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强调人的精神生活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人的生命有机体的存在方式，决定了生物机制对人的需要及其活动的支配性。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作为生命有机体，新陈代谢的生物机制决定了人的物质需要的客观性及其满足的必然性。人的肉体组织产生的衣、食、住等物质需要的满足成为人类能够生活和创造历史的前提。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人的物质生活不可或缺性的同时，也看到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及其精神生活的制约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即是说，作为与物质劳动相分离的精神劳动及其产品，是受社会生产方式、物质活动及其社会交往制约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的主体性及其类活动的独特性，强调精神生活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理性和意识，使人具有主体意识和主体性观念，表现为人们在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能够从人的尺度出发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人的自觉、能动、自主的活动，是人的主体性展现。人类的生命活动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本能适应性活动，是因为人的理性和思想构建了人的精神世界，使人具有超越动物单纯生物本能需要的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为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除了满足生命体的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因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即是说，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及其生活的多面性，使人的生活丰富多样，除了物质生活外，还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但在人的本质规定的意义上，精神需求和精神生活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显著标志。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相对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对社会意识形态、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而且也强调精神生活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在恩格斯看来，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由此可见，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科学等思想，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食粮，虽然在根本上受制于经济基础，但它们同时也会对社会生产及其社会生活发生重要影响。社会成员具有合乎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观、法治观、道德观、科学观、艺术观等，就会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不仅要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实现社会成员间的平等以及全体成员对社会财富的共同享有，而且也包括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显然，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丰富的基础上，人们才会有闲暇的时间去享受更多的精神生活，才能顺应自己的禀赋和爱好，自由自主地从事相应的活动，个人能力才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客观性和独特性，把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未涉及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问题。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新飞跃的重要维度
“精神文明”“共同富裕”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要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重视“科学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毛泽东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以，我国在改革开放和推行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原则，在大力发展经济过程中，面对各种不良思想文化、社会道德失范现象尤其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滋生蔓延等社会问题，及时采取各种治理方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一直把精神文明视为社会主义特征之一，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显而易见，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要是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但还没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表达。
众所周知，“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高度概括。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P373)不难看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鼓励人们合法守德追求财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再分配以及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我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日益凸显以及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思想深入人心之际，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论断。它表明，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既要避免人们在物质财富上的两极分化，渐进实现物质共同富裕，同时也要着力避免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两极分化，促进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以便更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据此而论，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保持经济高质量平稳发展，也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社会具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不仅预示光有物质丰富而精神空虚的畸形发展社会不是社会主义，而且也预示精神生活贫困、精神生活萎靡、精神生活贫富悬殊，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之际提出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解放程度和精神生活状况受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显然，社会成员精神生活的内容及其丰富性具有历史的规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国家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建成了小康社会。在经济较为发达、物质较为富足、科技的智能化不断解放劳动力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然会提上议事日程。所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新时代新课题的及时回答，更加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构成要素
“精神生活”是与人类相伴而生的，尽管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精神生活”的内容及其满足方式有别，但“精神生活”的基本构成要素具有普遍性，即精神追求、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
人具有精神追求性。人是一个多维存在体，既是生命有机体，也是价值存在体。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够建构“意义”与“价值”的精神世界，所以，“人不仅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而且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人在社会中生活，不仅要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而且还要追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什么是人值得过的优良生活？什么是好的人生？什么是人应该追求的生活样态？人生在世什么最为珍贵？等等。各种价值的追问、思考与创造，形成了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人的美好生活内蕴精神追求。经验事实表明，那些有价值认同、有理想追求、有坚定信仰的人，往往内心充实，精神焕发，身心愉悦，活得有乐趣、有期许、有劲头。习近平在肯定人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不可或缺性。“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在精神追求方面，要避免人们物质与精神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些人虽然物质很富有，但因没有精神追求，缺乏生命灵魂的支撑，萎靡不振，虚度光阴；有些人虽然物质清贫，但精神世界丰富，有强大的精神支柱；还有些人物质和精神都贫乏，所以我国在“扶贫攻坚战”中，不仅帮扶贫困人口在物质上脱贫，而且在教育上“扶智”以及在精神上“扶志”，着力人的思想素质培养，提升脱贫人员的精神生活。
人具有精神创造性。人的精神追求不单是观念的构思，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所以，精神创造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在社会中，以价值为引领，发挥体能、智力的作用，能够进行各种精神创造活动。由于社会分工和劳动内部分工，有些人专门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创造文学、艺术、戏剧、影视等作品；有些人在物质生产的同时，也会进行思考和创作，使人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人们的精神创造活动产生的各种有益的精神产品，能够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善化人的心灵，充盈人的内心世界。习近平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文艺作品不仅要展示艺术性，更要彰显人类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陶冶人们的情趣，激发人们的向上热情，引领人们的价值追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人具有精神享受性。人的精神价值追求和精神创造，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精神享受。人的精神享受既取决于物质基础和闲暇时间，也与个人的精神追求、欣赏能力等主观条件密切相关。人们在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后，往往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追求精神生活。为此，恩格斯指出：“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在当代社会，伴随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科技发展创造的各种智能品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许多人有时间和精力追求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们可以读书读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网络讯息传播的快速性，人们可以通过各种载体浏览信息，广泛了解和关心社会；人们可以通过观看电影、电视以及各种文艺演出等，陶冶情趣和情操，提高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能力；人们可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增加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提高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人们还可以通过培养共情、移情、怡情能力，享受亲情、友情、爱情的滋养，丰富情感世界。
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无疑，促进社会成员“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各有各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互相替代的，物质层面的问题要靠物质力量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精神力量来解决。”
第一，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普遍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品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既与社会能够提供的精神产品数量和质量相关，也与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程度以及占有和享受能力密不可分。在普遍的意义上，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与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性。教育不仅具有增智益智作用，启迪心智，更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善化心灵。社会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人们伴随知识的丰富，视野的拓展，思考力的提升，见识和想法的增多，才会跳出生存性的狭隘“洞穴”，追求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一言以蔽之，唯有教育普及，开启民智，精神生活才会成为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
第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筑牢精神文明的高地。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建构和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核心价值观”的统领。“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面对现代性的物欲化、后现代性的感觉化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冲击，需要加强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领，用真善美建构人们的精神世界。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人们具有爱国情怀、主动维护集体利益、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使人们具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精神，使人们具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理念，使人们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
第三，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满足人们多样、多层、多方面的精神生活需求。人们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既取决于个体的精神追求层次和内容，也与社会创造的优质主流文化资源密切相关。一方面，伴随我国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基本摆脱了生存性物质需要满足的“刚需”，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享受精神生活，所以，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质量既成为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也成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标识。在当代社会，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不仅呈现多样、多层、多面等特征，而且产生了善品、美品、精品的社会期待。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精神生产的灵魂，因此，精神产品尤其是文艺作品要积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唯有“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才能“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发挥优秀精神产品陶冶人、引领人、造就人以及淳化社会风气的作用，真正筑牢社会成员的精神支柱，建设好精神家园。
第四，加强精神文明的宣传教育，形成崇德向善的舆论环境。经济全球化、网络化所形成的文化多样和价值多样，使各种社会思潮交流交融交锋，亟须加强对主流文化的宣传教育。一方面，对社会思潮进行全面评析。在对各种社会思潮理论分析、优劣剖析基础上，澄清各种模糊认识，指正各种错误观点，使人们明辨是非；另一方面，加强社会舆论的价值引领。社会舆论对人们价值观念、善恶判断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面对网络文化的庞杂性和隐匿性等，更需要强化“把关人”的作用，及时制裁各种“网络喷子”、传播有害信息者、制造虚假信息者、实施“网络暴力”者的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对于错误思想和言论要及时“亮剑”，发挥道德的褒善贬恶作用，使人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第五，加强对农村地区的价值引导，摒弃不良习俗。农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洼地。农村人口众多，农村的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更在于农民思想的现代化。事实上，与社会其他群体思想观念现代化相比，改造农民思想观念现代化的任务更为艰巨。风俗习惯的世代相传性、自然熏染性、传统的惯性等，往往成为一定地区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或固化为当地民众的做事模式。众所共知，风俗习惯有优劣之分。伴随社会的发展以及价值观念的更迭变化，对于那些有悖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性完善和社会良序维护的陋习，需要移风易俗，淳化社会风尚。为此，在促进社会成员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既要丰富农村地区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活，也要对一些“恶俗”“媚俗”文化进行分析与批判，引导农村地区形成公序良俗和制定良善的村规民约，在充实农民精神生活的同时，普遍提高农民的精神境界。
（作者简介：王淑芹，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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