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抗疫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抗疫，就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究竟怎样抗疫，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抗疫，都要以保护人民群众，特别是包括广大老弱病残在内弱势群体的生命与利益为出发点。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当下必须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九个方面理论，其中第二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首先肯定历史由人民创造，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民。
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核心价值理念，反映了人民立场的价值性追求。坚守人民立场，必须落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按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看某一政党或个人是不是值得信任和拥护，就要视其是不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抗疫，最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坚守人民的生命与利益高于一切。在抗疫中，不管提出或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和手段，最基本的出发点必须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的。
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彻底战胜疫情，必须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突出位置，以极大的政治担当和勇气，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尽最大努力做到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个病患者，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
他还指出：“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
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在这次抗疫斗争中还突出反映在如何对待包括老弱病残在内弱势群体的安全。我们从习近平这些铿锵有力的词句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这次抗疫不仅是一般地强调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而且特别突出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个病患者！珍惜每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权利，保障人民群众平等享有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我们的政府何以反复强调实行“动态清零”，就是基于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特别是老弱病残的安全。一些西方国家实施“躺平”，与病毒共存，一个严重后果是置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的安危于不顾，死掉了多少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能够这样做吗？
笔者看到，上海的重症病人绝大多数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上海采取“一人一对策”，一人一个医疗团队进行救治，真正做到了不放弃一个年老病人。
是“消极躺平”还是“积极清零”，这体现的是立足点和立场的区别。
实际上，面对病毒，是不是被传染，富裕者贫穷者之间已经有了很大区别。美国新闻网站“The Intercept”分别列出了美国纽约市新冠检测阳性率最高和最低的五个地区：新冠检测阳性率最高的五个地区，人均年收入是17595—35141美元；而新冠检测阳性率最低的五个地区，人均年收入大约是106702—147547美元。如果在防治上再不积极清零，这种不公平会更加严重，在疫情下富豪的生活状态显然与贫民窟中打工者的生活状态有天壤之别。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和政府当然不能放弃后者的安全。
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抗疫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抗疫，就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那种组织力、凝聚力、号召力内化为抗疫的巨大优势。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做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论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第一，公有制对于私有制的优越；
第二，组织性对于无序性的优越；
第三，整体主义对于个人原子主义的优越；
第四，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对于劳动者是商品与工具的优越；
第五，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对于冲突竞争的优越。
当然，这种优越性的体现有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会受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的制约。但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应当是确信无疑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这次抗疫斗争的最大优势，我们必须充分展现这种优越性。一切无视甚至贬低这种优势的观念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最近两年，西方左翼思想家围绕全球性疫情展开了反思和研究。他们高度肯定中国抗疫的成功，认为中国抗疫成功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例如，有一位西方学者提出，新冠肺炎疫情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再次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将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置于社会治理之下，人及其社会成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从而使社会的基本医疗需求和生活资料需求而不是资本盈利欲望成为社会的第一选择；
第二，正是由于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有计划和组织化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形成；
第三，公有制潜在的巨大社会资源调配和动员能力，使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抗疫中得以迅速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动员和调配。
再如，左翼学者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以“卡尔·马克思在武汉”为题，详尽阐述了中国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与高端技术的结合实现了对病毒的全面监测，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以及广泛被普通人使用的高速互联网基础设施，保证了对每一个可能病患的及时追踪和隔离；
第二，自上而下高度协调的社会动员能力保证了高层的科学决策能够贯彻到基层社会；
第三，免费和“强制性”的全民“战时”医疗福利保证了每一个公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
中国目前实施的“动态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准。敢于和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基础上的，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凝聚力、组织力和号召力的充分发挥，做到这点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动态清零”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确实，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众志成城、全民防控是完全不可能的。疫情打破了西方“制度优势”的神话。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小政府”整合不了各方抗疫力量。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点，笔者身在上海，有着深切感受。
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抗疫要坚持辩证法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抗疫，就要坚持用辩证的方法处置好抗疫与生产、封控与生活的关系，在面对这两对矛盾时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
认真观察一下当今世界各地的抗疫斗争不难发现，人类面对疫情，之所以如此举步维艰，主要是因为纠缠于一种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境地表面上是：究竟尽快复工，还是继续隔离；深层次是：究竟确保GDP，即确保经济发展，还是首先拯救人的生命。
进行抗疫斗争的艰巨性就来自这一两难境地。我们得承认，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这一两难境地中走出来，当今中国，特别是在上海，正面临抗疫与生产、封控与生活的两难选择。抗疫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这里。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习近平反复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笔者认为，“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主要体现于如何正确处置面临的抗疫与生产、封控与生活的两难选择，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最重要的一项课题。
中国共产党人处置抗疫与生产、封控与生活两难选择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指导解决抗疫与生产、封控与生活之间矛盾的主要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人们正视矛盾的存在，现在真的到了正视进而认真探索这一两难境地的时候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要求人们必须看到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必须有“两点论”，处于两难境地的人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持有“两点论”思想，不能忽视乃至抹杀矛盾的任何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要求人们必须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除坚持“两点论”外还要把握“重点论”，在特定时期和阶段必须着力于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可以在媒体上不时看到这样的提问：选择生命还是经济？实际上，我们对这一提问本身必须加以反思。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抗疫中必须杜绝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下，我们的政府提出了一手抓战“疫”，一手抓发展，这彰显了复杂形势下的战略定力。党中央如此强调统筹好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体现了力图精准处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确实，社会管理有多重目标，不要因为抗疫这一目标而放弃了其他目标。事实告诉我们，不能因为单纯追求“清零”，使经济和民生都靠边站，甚至出现老百姓饿肚子的情况。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吃饱饭又是民生的底线。因此，我们在集中精力抗疫时，必须兼顾经济和民生。
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抗疫要着眼于重建人的存在方式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抗疫，就要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病毒侵犯这一问题。我们正致力于抗疫，但不能只满足于消灭新冠病毒侵蚀这一结果，得进一步思考：这个病毒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怎会如此肆虐全球，侵犯人类？我们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有其果必定有其因。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处理任何事物的时候，不能停留于表面，只着眼于消灭结果，最重要的是透过表面现象，找到事情发生的最终原因，从而改变导致产生恶果的行为方式。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新冠病毒？现在说法有许多，可以说人们还在持续的探索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与人们对待自然界的态度相关，与人们当下的存在方式相关。抗疫斗争最终会引向改变我们人自身，确切地说，是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实际上，抗疫能否获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正在于是否能够有效改变我们人的存在方式，而衡量抗疫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也在于是否建立起了新的人的存在方式。
西方左翼普遍认为肆虐的新冠病毒正是被资本主义召唤出来的恶魔。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以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使得全球资本主义的资本循环和周转陷入失血休克，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需求链条都被按下了“暂停键”。这使我们能够更理性地看到资本主导下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层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仍然能够完成资本的循环并获得利润的积累，其主要动力70%—80%依赖于消费主义，新冠肺炎疫情意外事件的出现则造成最富裕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崩溃。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螺旋形式正在崩溃。
应当说，认为目前那种以获取利润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和无节制进行消费的生活方式，导致新冠病毒泛滥，这是相当深刻的一种见解。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抗疫，就得考虑如何重建人的存在方式，包括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必须紧紧抓住改变人的存在方式这一关键。瘟疫肆虐期间，人们直接面对的往往不是山呼海啸或天崩地陷，而是“岁月静好”中的“封控”。当今最重要的是要反思当今人的存在方式。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直接激发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引发了新的人类文明。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也会接触或碰撞一种新的文明，引发人们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
马克思说：“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一位西方左翼学者最近指出，新冠病毒进一步促使这种破坏性力量反噬人类社会，从而使我们陷入后现代野蛮状态。为摆脱这种状态，我们必须像许多社会主义运动一样，重新探索国家和资本以外的其他道路，创造出超越灾难资本主义的未知世界。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概念，这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学界应当充分研究其内涵。“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超越现存那种工业文明状态下人的存在方式。我们应当把眼下最迫切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创建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联系在一起。
（作者：陈学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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