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经世济民”“经济匡时”应当是政治经济学研究遵从的学术宗旨。马克思开创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问世，表达了唯物史观视域下追求经济正义的诉求，多数人的解放和财富制度的正义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轴心原理。
20世纪，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从民主革命时期的“红区簿记”“解放区经济工作制度”，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笔记”、陈云的“财政经济文稿”，都清楚记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足迹。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探索和实践，更换了西方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个人资本动力学理论底板，创新了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面对政治经济学的世纪之问，率领全党积极打造中国共产党人的21世纪“人民财富论”，使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开创了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崭新的纪元，展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的价值境界：追求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和哲学的双重实现。具体而言，其一，经济发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和优势，使中国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精神生活丰富多彩、交往自由的全面小康生活。其二，追求全球经济正义原则，从国内注重制度正义、劳动正义、分配正义、扶贫正义等，到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方案的拟定：追求从人类利益共同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实践和探索的“人民财富论”，经过几代人努力，在习近平总书记谋篇布局下，在全党、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中，取得辉煌成果，将21世纪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深深镌刻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史册上。中国经济在困境中不断前行的探索和发展，为世界奉献了一部熠熠生辉的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成功范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段论述，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研究意义而言，已成为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特性，不断提高和引领经济发展等执政能力的准绳。同时也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具有深厚的哲学智慧和哲学基础。
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源远流长。近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出版，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彰显了政治经济学既是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深刻反思人本主义精神关怀的实践哲学。经济发展的谋篇布局与共产党执政所持有的高度前瞻性、全局性、基础性、针对性相一致，与人的行为思想及环境变化深度相勾连。众所周知，哲学有着形而上的思辨形式，更有走向实践深处、改革深处、市场深处的精神自觉。改革开放以来，从物质形态审视，我们已从贫弱、短缺走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市场精神的向度看，我们已从一般市场精神（契约精神、法的精神、经济自由精神）的培育和体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精神（追求正义精神、追求利他精神、追求和合精神）的自觉探索和践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智慧集中反映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历史哲学的高度和对唯物史观的辩证把握三个方面。
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智慧,秉持唯物史观将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活动主体的思想，把政治经济学宗旨精准定位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原理，又是积极打造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财富论”并做到知与行的统一的根本准则。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指推动历史发展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总和；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创造者，也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中国当下所要建构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生活根据、实际需要中提升出来的逻辑精准表达，应当说，这些并不仅仅是一组组冰冷数字的组合，而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是生产实践中的人、有感性情怀的人、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由他们的欲望、需要、利益出发去研究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基本原则和原理结构。这种体系和结构从传统西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找不到，因为阶级属性不同；从马克思的著作和文本中完全复制不了，因为智能化时代高科技发展带来的人类经济思想及交易行为方式变化，所以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意识”有了很大不同；它在苏联联共（布）党史文献中翻阅不到，因为它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实践。凡此种种，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崭新的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学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实践的产物，积累了几代领袖治国理政的共同智慧。“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始终围绕着由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而结晶的财富论原理，突出反映在十个核心理念的贯通：（1）以人民为中心、(2) 经济正义、（3）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4）社会主义资本、（5）社会公共产品、（6）社会主义分配制度、（7）大众消费、（8）金融共享、（9）民生治理、（10）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体现在：这种制度可以把全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行为引向一种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规范秩序中。对制度形成相关组织系统的象征符号与事权确认，使得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得到有效内化，并且始终在执行力、贯彻力方面得到充分保障和显现。在这样制度背景下，货币、资本、财富等运动不可能没有疆界，它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圆点，以追求实现社会利益和责任为半径，在有序空间中运动；在强国富民制度框架中，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行动者由于制度化的要求所产生的承诺或忠诚，对于行动者的行动会产生较大的价值观影响作用。因为在中国，一切经济组织是一种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其目标与程序往往达到一种确定的、充满正能量价值观的状态。
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智慧还积极吸收借鉴中国传统哲学义利观思想精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人学价值理论基础。经济学有着深厚的人学价值理论哲学基础。早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就有一批哲学家、经济学家汇聚在一起，讨论新型商业社会的哲学人性论问题。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理论一定要有伦理学基础，商业社会必须要有伦理束缚。他将伦理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正义，另一个就是同情心。经济理论为什么离不开人学价值判断？毋庸置疑，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人的行为离不开价值观的引导，价值观关涉道德伦理、正义非正义等。就经济理论而言，人的好恶、情感、意志、习俗等深度决定了人的市场抉择。对他们来说，交易什么，值不值得交易，以什么方式交易，需不需要再交易，如何保持交易持续性，等等，这些都与人的价值判断直接关联。
不难看出，当下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和价值判断，中国人的商业风范、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丝丝相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站位高、思想深刻，文化底蕴足，不断向国内外传递正能量的经济伦理价值观，从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符号的认知向度窥视，最重要原因在于它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智慧，尤其在人性论、价值观、财富观等方面有着东方人思考智慧，在精准把握国脉与文脉、商道与人道相统一等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沉淀并吸收了华夏上下五千年思想精华，铿锵有力地回答了讲诚信做事、有德性做人、遇难有运筹、相处守规则、发展谋全局、崇正义尚和合的中国德性气派和商业伦理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传统哲学义利观的当代诠释。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话语反映了当代中国追求经济正义和历史进步原则，他传递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也道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气魄和胸怀；既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关于义利关系的核心理念，又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强调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崇尚道德、秉持道义、主张公道、伸张正义，义在利先、利在义后的价值观念。互相尊重、和平发展是世界大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是世界大利，两者并育，相辅相成。我们将始终弘扬正确义利观，致力于塑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二、深入历史哲学界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智慧秉持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政治经济学时空坐标从物理界面上升到历史哲学界面。物理界面是指牛顿式的物质实体、有限自然、绝对资源的物性世界；历史哲学界面是指黑格尔式的精神反思、无限张力、生存考问的灵性世界。这两种坐标的叠加，才能真实还原属人的经济运动的本质与规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贯通了三个方面唯物辩证法原理：
第一，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战略眼光，注重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所谓“世界历史进程”的眼光，是大国领袖治国理政、经济匡时必备的战略眼光。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早在1799年《人的使命》一书中，曾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一种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的发展没有停顿和倒退，也无须等待其他民族的推动，所有的民族都以统一的步伐，建构着共同的世界文明。的确，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今天，人类拥有着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使地球上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达到“立刻知晓”“家喻户晓”的效果。可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统一的水平上消除了停顿和倒退。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它们可以每天收看多频道的电视，但仍然把自己保留在传统、落后的生存空间里。这说明，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线性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世界历史愈进化，民族历史的发展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这里横亘着辩证的历史时空观原理，包括历史时空坐标的叠加，时间换空间、空间换时间，时空坐标交叉变化所带来的资源和机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民族历史发展，主动对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坐标，就会发现，差距与机遇、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祝福与忧患等矛盾关系，使当下发展与未来发展出现紧张。意识到这一点，社会革命就会来到，改革意识愈加自觉，历史发展所提供的社会改革红利愈加满满。显然，这种改革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渗透着历史哲学对时空坐标的把握。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为了处理好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开放与自主的关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坚持两个循环格局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一文中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所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主要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在国内。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决定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内部矛盾是第一位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有引进、借鉴、购买都要以国内合理消化吸收为根据。所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利用两种时空坐标叠加导致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两种不同机运有效配置和撷取。国内经济的循环，不是闭关锁国，而是通过不断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从世界看中国，中国需要不断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从中国看世界，中国发展应当为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可见，双循环的辩证法依据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信息的矛盾运动：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主动撷取信息与被动传递信息、决策的信息对称与信息残缺、信息开放与信息封闭等矛盾。任何社会发展，首先来自信息被激活状态，发展才有内生动力，只有国内外信息流变，发展才能呈现无限张力，只有信息不断被转化，发展才能变通流畅。从文明发展世界历史交往理论分析，世界历史交往越充分、频率越高、空间越宽广，民族历史发展愈加自觉、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越空前高涨；人的语言交往、文化交流、商品交换越丰富、越自由；文明发展历史化功能越强,民族个性越彰显，总之，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
第二，辩证哲学系统论思想的灵活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执政党抉择理财的根据，而系统观念是它的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众所周知，系统是一个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作为方法论的系统观，充满着辩证法“一与多”的原理。“一”不是僵死的、干瘪的、空乏的无规定性抽象存在，而是充满着异质多样、功能分殊、个别规定性统摄一体的实体性指认。因此“一”包含于“多”中，如月印万川的关系；“多”的局部空间存在的意义共享同“一”存在的意义；“多”包含于“一”中，如产品组装与产品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物总体和全局上，既要考虑整体的统一性、贯通性、上下一致性，保证各要素之间内联和趋同式发展，从中找出有关规律或原则，建立秩序，实现整个系统优化；又要从物理学耗散结构理论观察，把系统运动看成有序与无序、熵增与熵减、微观涨落与宏观结构变迁等各个复杂系统耦合运动，从而解决复杂社会系统运动规律问题。可见，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是组织管理重大事业不可或缺的哲学方法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了三个方面系统论哲学思想：其一，大国经济发展总体格局定位准，它建立在国情、世情基础上，宏观、总体、前瞻。如提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再如，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理论。既考虑到人口特点，又考虑到多民族不同；既考虑到国家整体利益，又考虑到各省、市财政积极性的发挥；既考虑到城市现代化发展，又考虑到农村城镇化问题；等等。其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做到领导并参与制定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央政治局领导应时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确保经济系统政令贯通。其三，保持经济微观活力，宏观有序，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入手研究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从系统论出发，协调各部门之间经济政策和关系，做到全国一盘棋。
第三，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防范风险摆在头等重要地位。风险分析即经济的不确定性矛盾分析，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理性智慧地处理好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各种复杂矛盾关系；二是理性智慧地处理好国内经济发展大格局与国情承受的矛盾关系。面对重大经济事件，靠简单的数学模型运算，不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呈现事件本质，它需要从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一因多果、多因多果去辩证分析，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因素去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立体把握事件真相。
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最棘手的问题是，智能化时代人类的经济行为任性和非理性冲动愈加凸显，国际政治的非理性所带来的世界范围的重大经济波动问题。尤其是，中国崛起导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冷战思维日趋严重，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存在着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干扰，这需要辩证思维的智慧驾驭。著名经济学家奈特用不确定性来说明在不完全信息的竞争均衡时，利润存在的合理性。他把经济不确定性定义为决策是在十分缺乏背景知识的情况下作出的，以至于对可能出现结果的概率计算成为不可能。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是大国领袖运筹经济问题的头等大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由外部政治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由经济系统内外部生发的不确定性事件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奈特认为，经济活动从本质上看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特殊决策和风险分摊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会上指出：“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国家经济发展不能有丝毫闪失、不能有重大失误。而智能化经济发展时代的最大风险是经济不确定性的出现。众所周知，辩证思维告诉我们，一切不确定性是客观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世界内在运动的客观规律表现出对必然性趋势往往发生不对称性的偏离、修正和偏差等现象。另外，事物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其内在要素出现了新的组合方式而导致的种种偶然性事件发生。不确定性本质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由于多向度方向矢量的变化，最后形成的某种运动态势，具有不可预测性，不可只用静态函数关系模型分析。在某种情况下，不确定性也来自人类相互行为关联扰动而带来的平行四边形力的叠加效应。此外，所谓追求发展的确定性内涵，有四层意思：首先，确定性代表了一种必然性的存在方向和趋势，可以根据规律趋势预见到的大致结果；其次，往往人类用知识、原理、教条把确定性上升为理性与科学判断的依据；再次，确定性的本质在于持有相对固定不变的本质认识和某种原理，它是经过千百次人类实践检验的真理和推理预测的前提，它的变化反映了人类实践认识的深化，人类对必然性规律认识越多，由认识的确定性带来的自由就越多；最后，确定性也反映了人的认识界限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从根本上也反映出实践对认识的决定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世界承诺：尽管世界经济发展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中国经济发展可以为各国提供某些稳定的“可确定性根据”，如，用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定性，化解某些经济发展不确定性重大风险；再如，用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确保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始终如一的政治方向，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三、对唯物史观的辩证把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智慧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
首先，重点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财富涌流”与社会公平公正原则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生产力的鼎力发展，资本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润滑剂、倍增器，没有市场经济中资本所带来的财富涌流效应，就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9月23日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指出：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的方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劳动与资本、资本与公平公正、资本与精神等问题。对社会主义来说，有没有自己红色资本实力，是关系到国计民生根本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能否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能否强大，社会主义政权能否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话语权问题。
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马克思指出，“货币作为资本先是预付在各种生产要素上，由这些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这种商品产品再转化为货币”。他认为，“一般说来，预付资本会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会采取生产要素的形式，而生产要素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其寓意有三：其一，它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润滑剂”。它能够使与经济活动相关的事物，由停滞走向运动，由闲置走向效能，由预期变成现实。它使得经济时间与空间的叠加效应，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整体与局部资源配置上，出现精准的耦合。这种润滑剂的作用，是市场不可或缺的，是各种经济能量有序传递的重要保障。生产要素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文本中，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主要指的是以下四个方面：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但是在今天，我们至少还需要增加经济管理、经济信息、数字、创意等新内涵。其二，它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资本在运动中追求增量，是资本的天然秉性。资本运动的流量多少和流速快慢，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决定了市场投资者利润回报的实现程度。资本对现代经济的投入，带来了市场生态环境的改变，使得各个生产要素，在资本要素的驱动下，发展的协同性、稳定性、可预见性进一步提升；经济系统整体与局部之间的正向能量，获得进一步释放。当下，资本的加速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生产力各要素的智能化驱动，资本促使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转换为直接生产力。其三，资本是价值增值实现的倍增器。这主要体现在资本所具有的杠杆作用上：资本能够使得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有机组合，效率和功能成倍放大。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它具有经济“发酵”的功能，有形和无形的结合、当下对未来的支付、意志对客体的改变、创意对产品的渗透、虚拟对现实的叙事，都可以形成经济发展的杠杆效应。在此效应下，人类生存资源的进一步开拓，使得生存空间和交往空间发生了倍增现象；进而，人的精神力量也随之出现了倍增现象，如：好奇心、想象力、批判力、创造力等。由此带来的，符合人本性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界面的扩充，思维的深刻，审美的崇高等精神现象，呈现出积极的历史发展意义。资本，不仅包括物质形态还包括精神形态。精神资本的出现愈来愈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关注。
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批判，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范畴的诠释底板。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其一，从理论上说，资本在公有制规制下，不能再被视为一种只供私人谋取财富的工具，这会导致社会主义资本发展的目的因与动力因之间的冲突。十月革命后，尤其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取得绝对统治地位后，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继续向“资本进攻”呢，还是转而向他们学习呢？在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应当继续剥夺资本，全面打倒资产阶级，列宁则认为，“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殊不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肯定与激活历史特殊性的（每个人合理欲望、利益、需要等）基础上，追求历史普遍性（利他主义精神、国家精神、民族精神）与历史特殊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资本构成的生态环境，是通过一套先进的价值观，获得了一种“人格结构”、一种资本的制度规范。对于国家的维持，就不再只是诸如保持经济运转机器那样简单的工具性事情，而成了保持一套独特而唯一的公有制价值观念的经济运动或努力。其二，关于公有制与资本范畴的意识形态建构。如何既坚持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核心理解，又能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积极打造社会主义资本？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于界定、确立与捍卫人民至上价值观。它使得冰冷的资本变成有温度的资本；作为预付金的资本，变成有利于人民利益和进步意义方向投资运动的资本；资本与精神关系，摆脱每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心理、意识和精神方面一切障碍。其三，在国家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如何激活资本、引导资本、驾驭资本、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等重大理论创新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刻的思考。几百年来，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润滑剂、倍增器的资本，经历了人类历史化实践发展的种种变化历程，大大跨越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发展认识界限，现已成为理解当代人类生存境遇不可或缺的概念性工具。毋庸置疑，资本使现代性社会发展，带来了人类崭新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极端的经济个人主义张扬、社会高度两极分化、世界霸权主义盛行以及地缘战争频频爆发等悲惨景观。相反，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十年制度创新下，在先进政党、先进制度的驾驭和激活下，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功和赞誉，大大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以非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在认清社会主义资本与马克思资本范畴经典思想的内在关系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创新点，尤其是制度优势与红色资本发展的正能量关系，资本存在有助于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资源配置能够做到迅速、精准、高效、流动；确保资本流动的方向准确，资本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民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指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军事国防力量的增强，最大限度地驱动国家重点科技领域的发展。应当说，它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红色资本有了实力，红色资本有了运动大方向，我们就有更多资源和力量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问题。“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原理，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把知识经济、企业研发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曾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作了如此深刻地表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社会生产力为什么能够起到如此重大的历史作用呢？一句话，在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系统结构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这种革命的因素主要来自被最新科技成果物化为先进生产力的功能发挥。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真相》中谈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两个强调，一是工业与商业的结合，二是开阔的市场空间与专业化分工结合。但是，他根本不关注一个国家财富积累的基础在哪里。过分看重市场个人自由交换原则，在政府、市场和个人关系平衡方面没有做出完整的理论论证。更为重要的是，受时代所限，斯密不可能揭示人类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最佳奥秘：一是企业“研发”对企业发展的核心作用，二是“干中学”的道理，也就是经验积累的知识，以及知识转化为科技生产力和知识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商品转化为市场，这正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坚决扫除阻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有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认清当代科技发展与新经济发展的互渗趋势。在当代经济发展的财富世界500强中，科技精英同时又是商业资本家的人群愈来愈多，这说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时代凸显。高科技成果孵化为市场巨大财富效应的商品比比皆是，在中央经济政策驱动下，如数字货币、5G通讯、互联网经济已成为驱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走向世界的“领头羊”。二是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问题。科技成果如何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至少需要两个通道贯通：政府制度通道，包括教育制度、科研制度、知识分子激励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市场政策通道，有利于科技成果向企业孵化的市场行为，给予必要企业登记、税收政策、上市融资、银行贷款等方面优惠。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P136—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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