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摘要：近年来，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美冲突加剧，国内各种矛盾凸显，这些问题和挑战给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第四次工业革命；国内国际双循环；超大规模市场；科技创新；“一带一路”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深刻分析了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指出了我国繁荣国内经济形成发展新格局的现实路径。这一讲话精神是我们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是指导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行动指南。
一、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
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工业革命的浪潮一浪接一浪。至今，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涛声也已不绝于耳。以蒸汽动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世界开启了机械化生产之路；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流水生产线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以电子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促使制造业实现了自动化控制；而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把人类带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回顾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都会有新的产业涌现，都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彻底颠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大大改变人们的知识技术创新方式，为人类创造出全方位的智能生活。
技术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和基础。每一次工业革命到来之前，技术领域必然发生重大变革与进步，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兴起和不断成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已悄然迈开，我们这个时代的生产模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信息物理系统（CPS）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基础。通过信息物理系统能够创造一个高度智能化、网络化的社会，把一切资源用物联网与服务网融合起来，完成价值链在横向与纵向上的无缝整合，最终实现“社会化协同智能制造”这一革命性的生产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制造业将全面实现智能化，工厂的生产流程、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用户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被纳入统一的智能化网络。这个智能化网络可以根据数据自主调整生产流程，并且自动修复机械故障，以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制造出多样化的个性化定制产品。随心所欲的个性化定制将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流，产品将完全围绕消费者个人的喜好来设计制造。消费者可以借助虚拟可视化技术，目睹整个设计、生产、安装、运输流程，用户的消费满足感与生活舒适感将变得超乎想象。
（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入调整
随着世界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深入调整。西方一些大国国内矛盾重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应对不力，迟迟没能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国家实力出现不断衰落的迹象。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妥善应对危机，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走出阴影，实现了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话语权明显提升。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调整，这也引起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警觉和担忧。于是，在欧美等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逐渐抬头，各种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开始蔓延，一些企图“甩锅”中国、与中国进行切割的做法登台露相，这些新情况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中美之间冲突的不断升级更加大了这种不确定性。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以来，美国对华关系的基调就已由原来的“竞争中合作”转变为“打击加遏制”，美国对华各种霸权主义行为和霸凌主义行径不断上演，不惜动用国家力量打击中国华为、中兴等公司，其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已开始实施。可以预见，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信息战、网络战、舆论战、外交战甚至军事战将全方位展开。2020年美国关闭中国驻美国休斯敦领事馆、派卫生部高官访问中国台湾等事件表明，中美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
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这种影响不仅有短期的，而且有长期的。世界银行发布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0年全球实际增长率下调至负5.2%。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造成了人员、货运流动的中断，各国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威胁，这促使各国不得不考虑本国经济安全问题，一些国家开始鼓励生产本地化、出台“去全球化”的政策措施，国际分工合作的势头受到一定程度遏制。新变化带来新问题，我国的外需想要在短期内实现较强劲增长非常困难，即使进入后疫情时代外需也难以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各种矛盾日益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动能、经济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转变，这既是客观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人民的获得感。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还存在很多影响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一是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偏低，导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来拉动，在当前外需不振，国内很多行业产能过剩因而投资增长困难的背景下，如果不扩大消费，就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二是我国处于全球分工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科技的强弱决定了产业竞争力的高低。我国很多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得到的附加值也较低，因而发展后劲不足。三是供需结构不匹配不协调，供给难以适应需求的变化。随着人们购买力不断提高，我国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高、精、尖”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服务的个性化、精细化要求越来越高，供需结构的不匹配不协调，就造成了产能过剩与需求压抑并存。四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不高，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另一方面也导致内需启动困难。
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对此，我们必须立足国内，妥善应对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当前，这些问题和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一直是主要动力，如在1994年13%的GDP增长率中，消费、投资、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35.1%、33.7%、31.2%，而从199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出现负值之后，净出口的拉动力开始弱化，在2000—2019年的20年间，净出口的贡献率平均值为负2.22%。同期，投资的贡献率平均值为46.86%，个别年份（2009年）甚至高达85.3%；消费的贡献率平均值为55.36%，个别年份（2000年）甚至高达78.8%。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世界平均水平为60%以上，发达国家一般在70%以上。可以看出，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一直较低，消费低迷的现状一直没有改变。我国绝大多数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产能的利用率只有70%—80%，因此投资也不可能长期高位运行，我们只有启动消费才可能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
第二，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的很多消费品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换代的需要，近些年兴起的海外代购业务某种程度就是这种供需不协调的表现，小到奶粉、马桶盖，大到各种奢侈品、汽车，都成为国人在海外疯狂采购的对象。在生产资料领域同样也存在这种供需不协调的现象，我国是钢铁生产大国，一方面每年大量出口钢材，另一方面每年又大量进口钢材。比如，2019年我国出口了价值3699亿元的钢材，同时又进口了价值973亿元的钢材。然而，我们出口的都是普通钢材，以价格低廉取胜；进口的都是机床、精密仪器使用的特种钢材。无论是最终消费品，还是原材料等中间投入品，我们都迫切需要提高产品质量，完善工艺流程，提升生产效率，以解决供需不匹配不协调的问题。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我国钢材、水泥、化肥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多年全球第一，而工业产能利用率却不高，2019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比上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产能过剩可以说是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经济才可能真正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第三，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近些年来，我国尽管在科技等诸多领域实现了巨大突破，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但是在基础工业领域还有很多短板，很多关键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我国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基础能力还不够强，而这些能力是工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石，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柱。工信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2019年12月13日央视财经论坛上指出，中国基础工业不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目前中国在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材料上的自给率只有1/3。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创新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短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消费升级面临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733元。虽然我国居民收入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但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26523元，比平均数低13.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9244元，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4389元的2.73倍。全国居民按五等份收入分组，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401元，是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380元的10.35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还是相当严重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还存在规模相当大的低收入群体。因此，只有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只有不断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我们才能真正启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才能促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真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有待进一步改革深化。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一系列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是生产要素市场还不够发达，市场机制在这一领域还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劳动力市场远没有统一，人才流动还受到户籍等制度的制约；金融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还较弱，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不够强；土地市场乱象较多，土地价格暴涨增加了经济的运行成本；技术市场发育不成熟，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数据市场发展迅猛，但市场秩序不够规范。二是宏观调控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在一些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没有很好发挥作用。在宏观调控中存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轻产业政策、收入政策、就业政策、土地政策的倾向，致使政策的长期效果不够理想。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促使“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层面上的作用不够明显。三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市场化过度。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成本增大，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影响消费潜力的释放。四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能力还需提高。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为企业打造一个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
三、扩大内需是繁荣国内经济的关键一着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只有通过进一步扩大内需，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扩大内需需要正确处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供给与需求失衡问题、培育与开发农村市场问题、挖掘与提高消费潜力问题和发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优势问题等。可以说，扩大内需就是推动我国经济维持较高增长水平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着。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第一，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实力有了大幅提高，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消费的环境和品质也越来越看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改变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的状况，满足人们消费升级换代的需要。我们要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结构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改善消费环境。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我们要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养老、托幼服务以及大健康产业，多措并举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第二，加速农村消费市场的培育，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农村市场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市场的发展，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就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农村市场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没有农村市场的启动，扩大内需的效果就不能充分显现。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但仍有5.5亿多人常年生活在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70%，我国仍有4亿多人生活在农村，所以，振兴农村、发展农村是一项长期任务。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农村市场具有巨大潜力，能够承接城市中很多产业的梯度转移。很多在城市中市场出现饱和的产品，在农村却有巨大发展空间；很多在城市中因产品升级换代而淘汰的产品在农村却打开了销路，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因此，我们要重视农村市场的开发和培育，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提高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我们要始终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放开搞活农村经济，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充分挖掘农村市场的潜能，从而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第三，完善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
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妥善处理好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分配制约着消费，分配的合理程度决定着消费能力的高低、消费市场的大小、消费结构的优劣。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一方面产品大量过剩、卖不出去，另一方面贫困不断积累，贫困人口无力购买商品。扩大消费市场的潜力在于中低收入人群，在于把收入分配的差距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大高于高收入人群，人口数量也大大高于高收入人群，因此，我们应重点通过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扩大消费市场，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这样，我国经济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第四，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宏观调控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市场放任不管。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内需主要有两大块：一是消费，二是投资。政府在投资领域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一是直接投资建设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5G基站、充电桩、换电站等基础设施。二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土地政策等手段引导企业投资，为企业环保设施改造、技术升级改造提供配套资金，促进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提高产能。三是加大民生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力度，支持管网改造、加装电梯，加强公园健身器材等居民生活设施建设，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创建良好营商环境，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我们要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科技创新成为重构世界经济版图的决定性力量。正如习近平所言，“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赖之以强，国家赖之以盛”。没有创新，企业就没有核心竞争力，转变发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创新是我们实现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关键，是我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大体上看，以下三方面工作是亟须推进的。
第一，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习近平指出：“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是产业革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可以说，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当前，我国面临“卡脖子”技术的现象还非常严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辛国斌在“2018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上表示，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航空发动机、运载火箭、大飞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事实已经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市场换不来的，必须依靠自己。我们要围绕产业链中的短板，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重点解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问题，尽快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为了多出人才，多出科研成果，我们必须加快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激励机制，形成全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机制和环境。
第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
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各国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工业4.0”计划，开始实施“工业智能化”振兴战略。顺应时代潮流，我国也提出了旨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我们要加快以5G网络、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抓紧布局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等支柱产业。我们要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实现根本性转变，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第三，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培育科技创新龙头企业。
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科技创新的难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产业化、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不强的状况。我们要针对产业链中的短板，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行创新体系顶层设计，明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发各类主体创新的激情和活力。国家要统筹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大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基地的布局，推动基础科学的研究，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我们要建立健全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扶持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龙头企业。
五、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畅通国际大循环的重要路径
2020年7月，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在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都比较低迷的形势下，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是我国畅通国外大循环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日益加深，经贸往来日益密切。2017—2019年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分别为73745亿元、305050亿元、92690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了17.8%、13.3%、10.8%，明显高于同期各年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14.2%、9.7%、3.4%。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更加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发挥我国产能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一般都比较落后，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工程量大、建设周期长、所需资金量大的特点，由于财力有限，这些国家依靠自身建设很难在短期内完成。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成熟的技术、雄厚的财力，加之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钢铁、水泥等产业领域存在过剩产能，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既发挥了我国的产能优势，又解决了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对各方都有好处。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基础设施的畅通，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共同发展。中国要与各国一道，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
第二，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
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富裕程度不同，科技发展水平不同，产业优势不同，这些差异意味着经济合作的潜力很大，可以为沿线各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整体收入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单一，商贸体系不够发达，科技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开发程度低，这些劣势和不足恰恰说明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都很大。中国在短短几十年获得了巨大发展，在市场培育和开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经验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发展。中国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每一个产业都开发了适合不同人群的产品，我们可以通过产业的梯度转移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我们可以依据从低端、中端、高端的次序，把最适合于当地的产业转移过去，这一方面为我国产品开拓了市场、化解了产能，另一方面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促进了当地国的发展。
第三，加强能源、资源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能源、资源保障。
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一些国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石油、天然气、煤炭、矿物质的储量都非常大，而我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量也非常大。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0572万吨，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量9660万吨，同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达43%。与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加强合作，我国可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能源消费市场，他们可以提供可靠的能源供给，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我们可以加强在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炼化、储运等全产业链合作，并为这些合作解决好金融支撑、环境测评、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从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的能源资源保障。
第四，加强卫星导航等技术服务合作，提升中外经济合作质量。
世界已经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我们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建设，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我们可以共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加强航空航天合作，推动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和气象遥感卫星技术服务当地国家建设；可以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制药、智慧城市等领域加强合作；还可以推动在网络基础设施、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领域取得合作意向和更大成果。这些领域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发展所需要的，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能够大大提升中外经济合作的质量，使“一带一路”成为各国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作者简介：张建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9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