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创者，他们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还通过各种方式亲自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家的视角看待他们参与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历程，总结这种实践的社会条件，有利于阐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和宗旨，做好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这种研究方式更能凸显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家特质，使他们的著作和活动有了新的研究空间。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实践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话题，现有成果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断，从学理上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联系。目前学界研究较多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等，之所以集中在这些文献，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些作品中花了相对较多的篇幅来论述意识形态问题。第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或传统，或者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应式研究，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群众史观等基本原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一一揭示出来。第三，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报刊、书信等方式对工人领袖的指导、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社会思潮的历程和启示等等。如果我们淡化研究成果的学科归属，那么相当一部分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古典政治经济学等思潮关系的研究和马克思的新闻实践研究等，都可以算作第三种类型的研究成果。
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奠定了学理基础，且理应进一步拓展，但上述研究方式也面临以下问题。第一，现有研究在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论断的时候，通常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结构，从本质、内容、方法、环境等方面出发，带着一个先验的框架找相应的内容，而很多对思想政治教育有启发的观点，由于在表述上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不符就被忽视了。同时，这种做法将马克思主义看作原理性知识，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具体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是科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负责将理论成果传播出去，是一门应用学科，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教育的方法上，这将窄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围。第二，现有研究成果尚未充分展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时代价值。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论述只有放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每部作品的具体语境中，“从活的历史研究中掌握活的马克思主义，”[1]才能展现他们把握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形势的思维方式，而当代世界仍然处在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是研究和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时代要求，也是我们批判各种社会思潮、澄清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解的理论依据，这些都需要且能够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得到启发。
从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断，变为重点说明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历程，是本文所谓实践视角的主要内涵。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指的是他们实际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形式上讲主要是通过参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用科学研究、理论宣传和其他形式来教育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其实质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阐释，批判资产阶级统治的观念基础，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里需要对“实践”概念作一些简单的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实践是人类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一个整全性概念，他们虽然强调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上的优先地位，但也不忽视政治生产和精神生产对改变现实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实践的方式恰好就是后者，是通过政治和理论的方式进行的实践，或者说是精神领域的政治活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哲学，正如柯尔施所言，“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它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2]38。如果仅仅承认物质生产是实践，认为可见的、物质的、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工作全方位优先于不可见的、通过语言文字表达的、思想的、无法直接转换为经济价值的活动，不相信语言、观念、说服的作用，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则始终是依附品，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我们就很难理解“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将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各类文本的历程看作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将获得更大的研究空间。我们将不再局限于专门讨论与意识形态问题直接相关的作品、寻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论述，而是将文本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逻辑结构、思维方式、论战对象、目标读者、传播历程等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从中看出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如何让思想切中现实。只有结合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结合19世纪的自然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社会思潮的传播及影响状况，从革命形势和各方政治力量的对比中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创作文本时的考虑，才能够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此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获得了一种总体性视野，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其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实现有机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归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形式上保证了学术研究的整体性，而从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类研究，把这些研究都归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科学性的证明，则是实质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当然，当我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当作思想政治教育家的时候，不意味着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做思想政治教育，这样就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研究混同起来了，我们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两个方面：在时间上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开始；在文本上聚焦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写作或职业写作，而将家书、手稿、笔记等作为研究辅助材料。这只是有限意义上的区分，因为会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著作是首先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而后结集成书的，一些书信虽然是私密写作，但也起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总之，我们应该聚焦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上述区分仅是提供了一个研究出发点。
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社会条件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确立，交往方式不断改进，这些因素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数次经济危机，工人深受资本剥削并掀起了多次革命运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现出强大的控制能力，让无产阶级很难认识到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革命的策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以其历史进步的方面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部分有利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使无产阶级处在严重的受压迫地位，为后者认识和推翻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就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来看，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成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自觉联合，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教育因素，但是这些主要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附带产物，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主观良善愿望的结果。“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3]407工人为了生存，必须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读懂机器的使用手册，适应城市的、有组织的生活。在参与资产阶级反对贵族和封建统治者的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3]410。由于资本扩张、竞争加剧等因素，其他阶级的成员也会被甩到无产阶级队伍中，进一步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同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也同无产阶级相结合。“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3]410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来看，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会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人失业和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和更广泛深入的联合。“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412-413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
借助现代交往方式，工人阶级的联合、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得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了技术和社会条件的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向来受到传播技术制约。在古代社会，由于记录条件限制，绝大多数人并不能从事精神生产活动，而写作、传播能力就成为最重要的统治权力，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书写发明后的头15个世纪中，由于好几个原因，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读会写。学会读写需要大量的训练，既费时又费钱，因此只有精英阶层的少数人掌握这一技能。应运而生的抄写人阶级如同能与神接触的祭司一样，是唯一掌握信息的人。”[4]25统治阶级的信息垄断地位第一次受到冲击得益于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彼时已是15世纪中叶。“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意味着思想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地得到复制和传播。”[4]77新的传播媒介（造纸和印刷）和传媒组织（报刊）使思想的传播、思想对革命的作用被激活，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文明成果也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推动交通通讯技术的更新和普及，促成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和信息快速流动，思想在迅速复制和传播中成为一种现实力量。“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3]409在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进一步解释了交通通讯技术促成工人联合的资本主义根源。为了加快资本的流通速度，资产阶级必须努力发展交通通讯事业，努力压缩时间和空间。“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538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是资产阶级追逐剩余价值的副产品，而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传播技术和组织的利用则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自觉联合。在参与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运用先进传播技术，也充分利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成果，如利用革命胜利带来的相对宽松的条件开展活动。[6]4有学者考证，马克思恩格斯创办、主编、协助创办和撰稿的报刊杂志有数十种，《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纽约每日论坛报》《新时代》杂志等，可见，对现代传播媒介的运用，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得以产生现实的力量，“是马克思思想切中现实的活生生的表现”[7] 。同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小册子的传播，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小册子成为一个地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和测量欧洲大陆革命形势的尺度。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意识形态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主要方式，通过这种批判，无产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自身处境的关系。尽管以往的斗争也必须做一些舆论动员，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意识形态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才真正凸显出来，因为意识形态力量的展现必须以人的主体性的普遍觉醒和信息的广泛流动为前提条件。“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6]242资产阶级哲学家也在用哲学的方式批判当时的统治阶级及其制度，比如洛克在《政府论》中对神学政治的批判，黑格尔在哲学体系中以一种隐晦的方式传递了哲学革命的声音，意识形态批判成了制度批判的先导。同样是通过理论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马克思与以往思想家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方面，他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中介——无产阶级，使得自己的思想建立在无产阶级这一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发展方向的阶级立场上；另一方面，先进的革命立场同对革命形势的科学判断与具体革命策略的恰当选择结合起来，才能带来革命的光明前途。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革命诉求和对资本主义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结合起来，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找到了科学基础，无论是利润率下降的资本主义必然命运，还是资产阶级价值观在生产和各个领域的悖反，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和改造工人组织，始终关注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创作《哥达纲领批判》并选择合适的方式来发表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作为19世纪工人运动的一个缩影，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所有权原则不恰当运用的影响。这种理论上的不良影响势必导致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辩护（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犹豫不决，在自身所承担的革命目标与直接带来现实利益的改良措施之间犹疑徘徊。”[8]
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这是对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和扬弃，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遵循。立足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我们能够更为科学地评价不同时代和制度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达成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自觉。每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决定了那个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面貌，越是到近现代社会，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程度越高，暴力、收买、强迫等方式在政治生活中越发退居后台，而科学管理和政治话语等成为更加主流的促进政治认同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比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特色更能凸显出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多时候是隐性的，它通过诉诸个体经验、在市场竞争和消费活动中渗透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性、物欲、金钱至上等价值观是不需要专门教育的，它就是人们的生活。马克思指出，资本逻辑弥散性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而其源头在于生产环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3]407在上述生产活动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的规训是以科学管理的面目出现的，而其他广泛使用的量化绩效考核则是对人的全面规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规训式的意识形态渗透呢？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形态。近几十年来，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数字化发展阶段，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基于量化考核的过度竞争给人带来的身心损害，让人疲惫不堪。[9]但是，资产阶级追求生产集约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科学化的管理机制，在时间、空间上将工人组织起来，这个过程既是资产阶级奴役工人的过程，也是工人受到锻炼从而认识资本主义秘密的机会，因此应该对这种意识形态渗透进行历史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人民为中心，应当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的生产力、政治文明和交往成果基础上，进行更为高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方式。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突出特点，也是我们确证思想政治教育之历史作用的根本着眼点。之所以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源于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19世纪以来的工人运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意识形态对世界的影响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程度，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角色和作用机制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已经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改变现实的方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3]16。这种结合在之后的共产主义同盟、国际工人协会等工人组织的建立中，在各种实际的革命活动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的主要都是理论活动，但这种理论活动并不以构建某种体系为根本目标，是一种通过创造概念和改变观念进而改变现实的历史性活动。恰如恩格斯在回顾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指出的，“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6]203。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在于追求某种绝对的知识体系，而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批判，他们批判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在经济生活中走向悖反，都属于对人们的观念进行诊疗，以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启的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面向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理解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项价值观教育活动，还具有批判和解放功能。前者要求我们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行理论和方法创新；后者重在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新表现，比如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根本区别，洞察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新形式、影响机制，指出他们在理论上的谬误和实践上的危害。这些工作将为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精神桎梏作出贡献，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改变现实的最重要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也向我们展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具有的角色意识、理论素养和政治智慧。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理论批判是其介入现实政治的主要方式，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者最根本、最有效的改变世界的途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中，既有如《资本论》一样的精深理论研究成果，又有报刊杂志文章、书信等面向实际工作的通俗化写作，前者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奠定了科学基础，使其超越空想社会主义，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后者如《反杜林论》、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多封书信等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使得工人阶级更容易理解。理论创新和理论普及各有其重要性，二者不可或缺，在理论普及的过程中，新的传播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理论水平、话语方式、媒介素养、组织模式等都会提出更高要求。习近平提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10]51正是基于这个判断，习近平全方位讨论了做好网络宣传思想工作的各项举措，构成我们开展工作的指南。第二，改变世界需要具备自觉的方法论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把握现实就是这种方法论意识的体现。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过程中，马克思既拒绝从抽象的思辨范畴理解现实，也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从既定的事实、抽象的经验主义角度认识现实的方式，两种方式均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对现实的“解释”，而没有从行动者的角度将现实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在一定条件下实践的产物。从行动者的角度，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36。第三，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革命家、政治家，其次才是思想家或者学者。思想政治教育者从事的是一项高度自觉的政治活动，决定了他们必须懂得思想介入政治的特殊要求。以这种角色要求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历，就会发现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高度自觉，展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在策略上懂得变通。《共产党宣言》第三、四部分对各思潮的评价和在各国的革命策略、《哥达纲领批判》在写作之后出于维护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的目的调整了发表时间和内容，都是这种政治智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刘奔.从“活的历史”研究中掌握活的马克思主义[J].哲学研究，1992，(6).
[2] [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英]斯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M].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王广.马克思报刊文章的文本归属与学术价值[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6).
[8] 李志.劳动所有权原则的实践效应[J].中国社会科学，2020，(3).
[9] 徐英瑾.数字拜物教：“内卷化”的本质[J].探索与争鸣，2021，(3).
[10]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