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对网络“负能量”的逐渐警惕并启动网络整治工作，近一两年来网络风气有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势力也加紧了对“移动网络”的渗透、宣传。“移动网络”是指移动终端如手机、平板电脑等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合二为一，用户通过相关软件既可以随时接触海量信息、也可以随时任意发布信息。从前PC（电脑）网络上流行的扰乱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现在已渗透到手机、平板电脑上，传播方式更多样、传播速度更迅速，国家信息与意识形态安全由此面临更大挑战。
一、移动网络初步具备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
2014年1月，有境外研究报告称，在中国，从用户有效使用时间上看，移动终端已取代报纸、广播、电视和台式电脑等成为第一媒体。移动终端突破了只有通过电脑才能上网的技术障碍，以往没有条件和时间上网的人群，如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及学生，现在都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获取网络信息。工信部指出，截至2015年1月，我国移动网络用户总数达8.75亿人，手机网民占网民总数超80%，手机和移动设备成为互联网的第一入口。移动网络初步具备对国家信息与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全局性影响的能力。
1.移动网络使信息的定向精准传播成为可能。在“阿拉伯之春”和2011年英国骚乱中，都可以看到移动社交类软件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类软件有即时通讯、精准定位、隐私性强、语音交流等优势，使信息的发布有超出任何一种传统媒体的速度，并且是通过点对点、点对面的传播，其定向精准性和内容丰富性为传统媒体所不及。2013年全球网民约27亿人，而移动网络连接数（即接入互联网的移动终端数量）就达到68亿台次。仅从数量上看，移动终端的信息传播就比传统媒体更为广泛、精准。
2.手机使移动网络的信息管控更加困难。由于手机是每天携带的“日常用品”，因此通过手机上网有不同于电脑的特点。一是便携性与泛在性。手机可随身携带，形成一个24小时在线的广域泛在网络，信息互动可随时发生，既增加了信息来源的广泛性，也增加了辨别信息真伪的难度。二是“三随性”。即用户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随身地接收互联网信息，用户的大量碎片时间，如候车、通勤途中用于手机上网，使其受众数量大大超过传统媒体。三是监管上的困难性。移动应用软件的群发、广播和转发功能，使海量的芜杂信息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传播到数以亿计的用户手中，它突破了对传统互联网的管制，让信息管控变得异常困难。
3.小群体能通过移动网络放大声势，增加了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在2009年的摩尔瓦多和伊朗骚乱中，反对派通过能够以手机推送信息的美国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在全球同步转播抗议现场消息，为谋取西方支持造势。虽然反对派人数不多，但由于他们集中在“推特”上放大自己的声音，在媒体上就会被当作一股民众的舆论受到重视，在报道中其观点也会得到重点提及，甚至被当作一种“政治派别”。当这种一边倒的信息频繁地为人所知，很容易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来不及思考的氛围下，被裹挟进这种被虚张了声势的“抗议大潮”中。
4.移动网络的网民结构更易于进行意识形态煽动。目前，移动网络结构的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学生及青年网民占多数。在世界范围内，青年网民比例相当于一般人口的两倍。中国30岁以下的网民超过半数，新增网民更是以青少年为主，学生是移动网络用户中规模最大的群体，2012年占比31.8%。二是中低收入者是移动网络的主要用户群。2012年，整体网民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占83.4%。移动网络在颠覆PC互联网方面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目前，在三、四线及以下城镇不便于使用PC或笔记本电脑上网的人群中，已有多数将手机作为首选或常用的上网工具。因此，西方意识形态可以影响到我国多数智能手机用户。其中的学生、年轻人、低收入者因其社会经济地位的特点，更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和煽动。
5.通过移动网络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手法和途径。在只有报刊电视的年代，受时间、地域、传播手段限制，敌对势力言论不可能迅速地直达和影响受众。互联网为敌对势力提供了长驱直入的机会，移动网络的出现进一步给信息攻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他们通过编写段子，对我国的历史、英雄、领袖、民族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进行全方位的诋毁、抹黑和攻击，使国民对国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感到失望，甚至产生怨愤和敌对情绪，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6.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移动社交软件。目前，我国应用最广的移动社交软件首推“微信”。2013年10月其用户已突破6亿（含国外一亿多户），日增160万。“微信”的“朋友圈”功能相对于个人而言是一个封闭的圈子，但是，所有人的圈子可以因为社会联系的多样性而无限发散出去，围成一个巨大的信息圈，往这个圈子投放的信息只要被不断转发扩散出去，就可能达到“一传十、十传百，辗转无穷”的效果。在“微信”中，用户相互添加才可以建立移动互联关系，构成了所谓的“私域”，从而规避了“公域”的透明性、公开性。
二、移动社交网络上流行的六大类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
近日，继“微信十条”之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再次发布“账号十条”。这是国家依法管网治网的重要举措，对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在移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主要有六大类别：
1.以“揭秘”的方式，为汉奸地主卖国贼正名，同时抹黑人民英雄，企图直指党的意识形态“虚伪”。散播“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真相揭秘”等文章，为历史上的败类洗白。同时，用公众号疯狂传播“焦裕禄的事迹是两个人拼凑起来的”等抹黑人民英雄、模范的诡文。此外，一些露骨攻击马克思、列宁的言论，也被广泛传播，其用意不仅在于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而且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的形象进行根本性颠覆。
2.在为“民国热”推波助澜的同时，不停抹黑中国共产党。散播如“关于抗日，我们却依然活在欺骗中”、“到底是谁不尊重历史？难怪日本人不道歉”等错误言论，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敌后根据地牵制日军大部分兵力、领导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中流砥柱作用。
再看如今影响最大的谣言“我国三年自然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这一谎言已经流传了多年，在老一代人中影响并不很广泛，但现在通过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很多青年人却知道了也相信了。虽然近年来杨松林和孙经先两位先生著书发文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谎言，但是，他们的研究却得不到某些网络媒体的青睐，传播受到阻碍。
3.鼓吹“体制之恶”导致中国国民性“低劣”。“中国式过马路”、“丢人丢到国外去了”、“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等文章用中国个别游客在其他国家的不良言行、某些中国人的不良习惯，如乱穿马路等，来说明中国人素质低。更有甚者将国人素质低归因于“体制”，认为西方国家国民素质高源于“几百年宪政民主，养成文明素质”，用“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体制胜利”、“美国为什么没有腐败”等文章影射中国体制不如西方，迫切想用资本主义宪政取代社会主义制度。而极少数中国商人为了营利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等个体不法行为，却被上升为中国人“命贱”，也归因是体制造成的。更有甚者在这些段子中使用“天朝”、“帝都”等词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首都北京进行指代，企图使人进入一种“此朝此代是邪恶”的语境，为“来生不做中国人”这样的叫嚣做铺垫。
4.编造虚假信息，企图煽动群众与党和政府对立。由于多数网民不具备对所接收的信息进行甄别的能力，少数写手便肆无忌惮地编造虚假数据、篡改事实。甚至有以下几点被反复“论证”：一是税负，说我国是税负最不合理、是世界上税负最高的国家；二是护照，说美国护照上写着“不管你身处何方，美国政府和军队都是你强大的后盾”，而中国护照上写着“请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并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三是收入，不说私营企业内老板和工人的收入悬殊，而说供电局抄表工年薪达30万等虚假信息，然后话锋一转，说就是因为国企垄断，所以才会无法无天。这些谎言不仅搞得网络一时乌烟瘴气，甚至有时还信众芸芸，群情激愤。在上面铺垫的基础上，把欧美日描写成没有矛盾、没有贫富差距、只讲民主自由的人间天堂，而我们的百姓却只能“吃地沟油”、“听天由命”。
5.对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某些群体，如官员、教师、城管进行集体妖魔化。这种妖魔化对准了公职人员，如官员、城管、医生、教师和国企职工等，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公职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主义体制，妖魔化这些群体就等于妖魔化了体制。当这些群体中的某个人因言行失当或触犯法律时，少数写手就会极尽煽动之能事将个别问题暗示为整个群体存在的问题，从而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继而得出结论：彻底解决问题还必须解决政治制度和“民主”问题。妄图给党和政府造成舆论压力，激化社会矛盾，使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6.利用突发事件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使其怀疑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治信誉。在突发灾难面前，罔顾事实真相，捏造“事实”让群众怀疑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政治信誉。比如在5.12大地震发生后，网上一些人指责政府相关部门不能预报地震，然后又指责部队行动迟缓，说在官僚的眼里，人民的命不过是草芥，等等。事实是，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预报地震，科学家们只能推测某地在某段时期内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此外，汶川大地震发生三小时内政府就派出部队救灾抢险，这种效率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即使这样，还有人借机歪曲真相，真可谓是居心叵测。
三、如何在移动网络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2010年6月美国参议员提出《像保护国有资产一样保护网络空间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美国发生紧急情况下，总统可以命令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网络服务商停止服务，其他以美国为基础的网络服务商都必须接受美国总统的管制，任何不听指挥的人都将被罚款。根据法案，任何被国土安全部列为“依赖”因特网、电话系统或是任何美国“信息基建”的公司，都将受国土安全部内新设的国家网络保安及通讯中心指挥。
首先，加强网络监管，掌握网络管理的“总开关”。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应效仿美国和英国的对策。美国的《爱国者法》规定政府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访问用户的数据。英国《通信数据法案》（草案）也将起到与美国《爱国者法》类似的作用。近年来，赋予政府更多权力和手段对互联网进行监管，已经成为各国互联网立法的趋势。我国也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应急机制。
其次，重视对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正面宣传。既然目前网络上流传着种种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那我们就应该在各种媒体上开展大规模的正面宣传。坚决查处和清理移动社交软件里传播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信息的公众帐号，鼓励开设积极传递正能量的公众账号。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史、党史的研究和宣传。防止敌对势力利用“文革”等挫折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而疯狂抹黑我们党及领袖；同时，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面临危机的分析。一些人按“报喜不报忧”的逻辑美化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社会，而关于近年来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与困境所暴露出的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弊端却只字不提。对此，我们要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造成贫富差距、经济危机并最终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历史发展规律及趋势，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网络编辑：张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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