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事物不见得一定是他们现在的样子
让-保罗•萨特出生于1905年。他的父亲是一位海军上尉，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他在成长过程中与母亲极为亲近，直到他十二岁母亲改嫁，这让他非常难过。萨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巴黎，他经常去左岸的咖啡屋，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他有斜视，一只眼睛游离不定，戴着特别的厚眼镜。他196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领奖，原因是这个奖项是给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他身材非常矮小（五英尺三英寸）经常自称很丑陋。他梳着倔强的大背头。当他1980年去世（享年74岁）时，五万人走上巴黎街头护送他的灵柩出殡。
萨特作为存在主义这项哲学运动的主要人物广为人知。他让思维和哲学令人向往。他写了一本难懂的书叫做《存在和虚无》，提升了知名度，这倒不是因为人们能理解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人们理解不了。萨特得益于20世纪后期人们普遍的的一种心理渴望，去推崇书籍表现出的神秘，而非其观点的清晰。
存在主义主要基于对几个要点的洞悉：
一：事物比我们想得更怪异
萨特敏锐地专注于世界表现其比我们通常愿意承认的陌生和怪异得多的那些情形；对这些情形我们越来越难以用日常逻辑归结其背后的原因，这让事物显得非常不可捉摸，甚至荒诞骇人。
萨特的第一本小说《恶心》发表于1938年，其中满是这类情形。主人公罗昆丁是一位30岁的作家，住在虚构的法国海边小镇，有一段写他坐有轨电车。他把手放在座椅上，但很快缩回去。座椅这个再普通不过几乎不会让人注意到的东西，忽然让他觉得非常陌生，“座椅”这个词从它所在的位置松动开，它所指的那个东西以一种原始的怪异显露出来，仿佛他从没见过座椅——它的材料和略微的膨胀让他想起死驴肿起的腹部，令他作呕。罗昆丁只好强迫告诉自己他旁边的这东西只是别人用来坐在上面的。罗昆丁在这个骇人的场景里看到了萨特所称的“世界的荒谬”。
这类情形直指萨特哲学之核心。要像萨特一样思考，得去除每日常规给我们的偏见和固定的假设，意识到事物本来的存在方式。我们可以实验用萨特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想想看“与伴侣共进晚餐”这个你熟悉的场景。如果采用这样的表述，所有事情貌似很符合逻辑，但一个萨特主义者会揭开其表面的正常状态，显露出潜藏其下的离奇古怪。晚饭其实指地球上称作你的这部分已经旋转背对着遥远的氢氦爆炸产生的能量，你放低膝盖置于一块被砍的树做成的木条下，把死去的动植物的各部分放进嘴里嚼，在你身边，是另一个你经常触摸其私处的哺乳动物在做同样的事情。你还可以以萨特的方式来看你的工作：你和许多人把自己的身体用布包裹起来，聚集在一个大盒子里，相互发出焦虑的声音；你极快地按着各个塑料按键换来一些纸。然后你停下来走开。等下次天亮，你再回来做相同的事。
二：我们是自由的
这些怪异的场景肯定让人凌乱，也很吓人，但萨特让我们关注它们是出于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们让人解脱。生活比我们想的更怪异（去公司上班、和朋友共进晚餐、看望父母——没有哪一件是显而易见或者正常的），但结果是它有更丰富的可能性。事物不见得就是它们看起来那样。在很有责任感义务感的日常媒体包围之中，我们允许自己的想象空间有限，但我们其实更自由。只有夜深人静、卧病在床，或是乘车远行的时候，我们才允许自己的头脑用不那么常规的方式做番白日梦。这些时刻让人不安，也让人解放：我们可以离开家，对一段感情说再见，和另一半永别；我们也可以辞职移居国外，把我们打造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通常我们有一大堆理由说明为什么那些根本行不通。但萨特通过他对那些凌乱情形的描述，让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他想让大家不要墨守成规，释放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坐公交上班，对我们不喜欢的人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或为了关于安全感的错误观念牺牲了我们的活力。
在完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我们会遭遇萨特称为存在的“痛苦万分”。所有事情都（惊人地）有其可能性，因为没什么事情的意义是预设的或是上帝赋予的。人逐步创造了意义，也可以随时自由地把这镣铐扔一边。在非人类的世界里并没有“婚姻”或者“工作”。这些只是我们给东西贴上的标签，好的存在主义者会自由地把标签摘掉。
这很恐怖，所以才会有“痛苦万分”这个词，但萨特把痛苦万分看成是成熟的标识，他标志着我们全然活着，恰如其分地意识到现实，连带它其中的自由、各种可能性和重要选择。
三：我们不应该生活在“糟糕的信念”中
萨特把没有很好地理解或吸收自由以运用在生活中的情况称作“糟糕的信念”。
我们告诉自己事情必须按照某种方式来，闭上眼睛根本不去看还有其他的可选方案，这就是糟糕的信念。坚持认为我们不得不做某种工作，或是不得不和某人一起生活，或者不得不把某个特定的地方当做家，这些都是糟糕的信念。
《存在与虚无》里有一段关于“糟糕的信念”的很有名的描述，萨特觉得一名侍者过于投入他的角色，仿佛他最优先最主要的身份是一名侍者而非一个自由的人：“他的动作快速向前，有点过于严谨、过于麻利。他走向顾客的步子有点太快了。他有点过于急切地向前弯腰：他的声音，他的眼神表现出他有点过于热切地要为顾客点单……”
萨特认为自己正忍受着“糟糕的信念”，那个人（可能是以圣日耳曼的花神咖啡馆某人为模型）说服自己本质上必然是一位侍者，而非爵士钢琴师或北海渔船上的渔夫这样的自由人。换做今天，同样根深蒂固的、因为没有选择而受支配的态度可以在IT经理或者接孩子放学的家长身上观察到。他们也许都感觉到：我不得不做我在做的事情，我没有选择，我不自由，我的角色决定了我做的事情。
存在主义让人实现自由的观念不要和美国人的那种我们生而自由、无需受苦或牺牲的励志想法相混淆。萨特的思想远比后者让人沮丧，更有悲剧性。他只是想指出，我们拥有比通常认为更多的可选项，哪怕在某些情形下主要的首选项（萨特有力地辩护了这一点）也许是自杀。
四：我们大可以废除资本主义
一个非常妨碍人们体验自由的因素是金钱。大多数人拒绝一系列可选项（移居国外，换份工作，离开伴侣）的时候会说“如果不用担心钱我会考虑的。”
面对金钱的这种被动状态在政治层面上激怒了萨特。他原先认为资本主义是一部巨大的机器，可以产生被需要的感觉，而现实中这并不存在：它让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不得不工作好几个小时，买某个产品和服务，付低薪让人工作。但这其中只有对自由的否定，不接受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的其他生活方式。
因为如此，萨特一生都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即便他批评前苏联和法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似乎理论上允许人们通过减少物质上（钱和财产）的考虑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来探索自由。
所有这些仍是迷思：我们可能改变政治来重获基本自由吗？我们对资本的态度如何改变？每周应该工作多少小时？电视上的节目、放假去哪儿、学校里的课程，这些怎么改善？怎么改变我们那些毒害身心、充斥着宣传鼓动的媒体？
虽然是个多产作家（他曾估计成年之后自己每天至少要写五页书），萨特却没有提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开启了可能性，但任务仍然留待我们解决。
总结
萨特的思想鼓舞人心，他坚持认为事物不见得一定是他们现在的样子。他强烈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物种的没有实现的潜力。
他竭力主张我们接受存在的易变性，并建立新的习俗、习惯、观点和看法。承认生活并无预设逻辑且无内在意义可让我们如释重负，尤其当我们被传统和现状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萨特的思想对处于青春期的我们特别有用——在那个阶段父母和社会的期望可以压垮我们，还有中年更暗淡的时光，我们意识到还有一点点时间来改变，但已所剩无几。
（注：题目为本网所加）
网络编辑：张剑
萨特作为存在主义这项哲学运动的主要人物广为人知。他让思维和哲学令人向往。他写了一本难懂的书叫做《存在和虚无》，提升了知名度，这倒不是因为人们能理解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人们理解不了。萨特得益于20世纪后期人们普遍的的一种心理渴望，去推崇书籍表现出的神秘，而非其观点的清晰。
存在主义主要基于对几个要点的洞悉：
一：事物比我们想得更怪异
萨特敏锐地专注于世界表现其比我们通常愿意承认的陌生和怪异得多的那些情形；对这些情形我们越来越难以用日常逻辑归结其背后的原因，这让事物显得非常不可捉摸，甚至荒诞骇人。
萨特的第一本小说《恶心》发表于1938年，其中满是这类情形。主人公罗昆丁是一位30岁的作家，住在虚构的法国海边小镇，有一段写他坐有轨电车。他把手放在座椅上，但很快缩回去。座椅这个再普通不过几乎不会让人注意到的东西，忽然让他觉得非常陌生，“座椅”这个词从它所在的位置松动开，它所指的那个东西以一种原始的怪异显露出来，仿佛他从没见过座椅——它的材料和略微的膨胀让他想起死驴肿起的腹部，令他作呕。罗昆丁只好强迫告诉自己他旁边的这东西只是别人用来坐在上面的。罗昆丁在这个骇人的场景里看到了萨特所称的“世界的荒谬”。
这类情形直指萨特哲学之核心。要像萨特一样思考，得去除每日常规给我们的偏见和固定的假设，意识到事物本来的存在方式。我们可以实验用萨特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想想看“与伴侣共进晚餐”这个你熟悉的场景。如果采用这样的表述，所有事情貌似很符合逻辑，但一个萨特主义者会揭开其表面的正常状态，显露出潜藏其下的离奇古怪。晚饭其实指地球上称作你的这部分已经旋转背对着遥远的氢氦爆炸产生的能量，你放低膝盖置于一块被砍的树做成的木条下，把死去的动植物的各部分放进嘴里嚼，在你身边，是另一个你经常触摸其私处的哺乳动物在做同样的事情。你还可以以萨特的方式来看你的工作：你和许多人把自己的身体用布包裹起来，聚集在一个大盒子里，相互发出焦虑的声音；你极快地按着各个塑料按键换来一些纸。然后你停下来走开。等下次天亮，你再回来做相同的事。
二：我们是自由的
这些怪异的场景肯定让人凌乱，也很吓人，但萨特让我们关注它们是出于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们让人解脱。生活比我们想的更怪异（去公司上班、和朋友共进晚餐、看望父母——没有哪一件是显而易见或者正常的），但结果是它有更丰富的可能性。事物不见得就是它们看起来那样。在很有责任感义务感的日常媒体包围之中，我们允许自己的想象空间有限，但我们其实更自由。只有夜深人静、卧病在床，或是乘车远行的时候，我们才允许自己的头脑用不那么常规的方式做番白日梦。这些时刻让人不安，也让人解放：我们可以离开家，对一段感情说再见，和另一半永别；我们也可以辞职移居国外，把我们打造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通常我们有一大堆理由说明为什么那些根本行不通。但萨特通过他对那些凌乱情形的描述，让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他想让大家不要墨守成规，释放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坐公交上班，对我们不喜欢的人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或为了关于安全感的错误观念牺牲了我们的活力。
在完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我们会遭遇萨特称为存在的“痛苦万分”。所有事情都（惊人地）有其可能性，因为没什么事情的意义是预设的或是上帝赋予的。人逐步创造了意义，也可以随时自由地把这镣铐扔一边。在非人类的世界里并没有“婚姻”或者“工作”。这些只是我们给东西贴上的标签，好的存在主义者会自由地把标签摘掉。
这很恐怖，所以才会有“痛苦万分”这个词，但萨特把痛苦万分看成是成熟的标识，他标志着我们全然活着，恰如其分地意识到现实，连带它其中的自由、各种可能性和重要选择。
三：我们不应该生活在“糟糕的信念”中
萨特把没有很好地理解或吸收自由以运用在生活中的情况称作“糟糕的信念”。
我们告诉自己事情必须按照某种方式来，闭上眼睛根本不去看还有其他的可选方案，这就是糟糕的信念。坚持认为我们不得不做某种工作，或是不得不和某人一起生活，或者不得不把某个特定的地方当做家，这些都是糟糕的信念。
《存在与虚无》里有一段关于“糟糕的信念”的很有名的描述，萨特觉得一名侍者过于投入他的角色，仿佛他最优先最主要的身份是一名侍者而非一个自由的人：“他的动作快速向前，有点过于严谨、过于麻利。他走向顾客的步子有点太快了。他有点过于急切地向前弯腰：他的声音，他的眼神表现出他有点过于热切地要为顾客点单……”
萨特认为自己正忍受着“糟糕的信念”，那个人（可能是以圣日耳曼的花神咖啡馆某人为模型）说服自己本质上必然是一位侍者，而非爵士钢琴师或北海渔船上的渔夫这样的自由人。换做今天，同样根深蒂固的、因为没有选择而受支配的态度可以在IT经理或者接孩子放学的家长身上观察到。他们也许都感觉到：我不得不做我在做的事情，我没有选择，我不自由，我的角色决定了我做的事情。
存在主义让人实现自由的观念不要和美国人的那种我们生而自由、无需受苦或牺牲的励志想法相混淆。萨特的思想远比后者让人沮丧，更有悲剧性。他只是想指出，我们拥有比通常认为更多的可选项，哪怕在某些情形下主要的首选项（萨特有力地辩护了这一点）也许是自杀。
四：我们大可以废除资本主义
一个非常妨碍人们体验自由的因素是金钱。大多数人拒绝一系列可选项（移居国外，换份工作，离开伴侣）的时候会说“如果不用担心钱我会考虑的。”
面对金钱的这种被动状态在政治层面上激怒了萨特。他原先认为资本主义是一部巨大的机器，可以产生被需要的感觉，而现实中这并不存在：它让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不得不工作好几个小时，买某个产品和服务，付低薪让人工作。但这其中只有对自由的否定，不接受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的其他生活方式。
因为如此，萨特一生都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即便他批评前苏联和法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似乎理论上允许人们通过减少物质上（钱和财产）的考虑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来探索自由。
所有这些仍是迷思：我们可能改变政治来重获基本自由吗？我们对资本的态度如何改变？每周应该工作多少小时？电视上的节目、放假去哪儿、学校里的课程，这些怎么改善？怎么改变我们那些毒害身心、充斥着宣传鼓动的媒体？
虽然是个多产作家（他曾估计成年之后自己每天至少要写五页书），萨特却没有提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开启了可能性，但任务仍然留待我们解决。
总结
萨特的思想鼓舞人心，他坚持认为事物不见得一定是他们现在的样子。他强烈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物种的没有实现的潜力。
他竭力主张我们接受存在的易变性，并建立新的习俗、习惯、观点和看法。承认生活并无预设逻辑且无内在意义可让我们如释重负，尤其当我们被传统和现状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萨特的思想对处于青春期的我们特别有用——在那个阶段父母和社会的期望可以压垮我们，还有中年更暗淡的时光，我们意识到还有一点点时间来改变，但已所剩无几。
（注：题目为本网所加）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4-12-01 21: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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