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心智疾病

阿多诺：心智疾病

　　西奥多•阿多诺1903年生于法兰克福一个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酒商，出身犹太血统但在大学的时候转信新教。泰迪（他最亲近的朋友这么叫他）自小钢琴弹得极好。他到二十几岁都想当作曲家，但最终致力于哲学。1934年，他因为种族原因被禁止在德国教书，因此移居牛津，后来去了纽约，再之后是洛杉矶。他对加利福尼亚的消费文化既着迷又厌恶，对日光浴和汽车穿梭店进行了异常深入的思考。战后他回到西德，1969年他64岁在那里去世。

　　阿多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联合起来改造社会，他与开创性的社会研究所联系紧密，这个研究所由他的朋友费历克斯•韦尔（其父亲是超级成功的贸易商人）创办并提供资金支持，目标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它不那么关心生活的经济领域，而更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文化和心智模式。

　　阿多诺把注意力放在资本主义让我们腐化堕落的三个重要方面：

　　1. 闲暇时光变得有毒害

　　虽然阿多诺并没有忽视劳动法规和税制修改这样的问题，他认为进步的哲学家们研究的主要焦点应该放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和中产阶级的所想所感上，特别是他们如何度过晚上和周末的时光。

　　阿多诺对于闲暇时光应起的作用有很高的抱负。它不只是放松，把思绪排空。阿多诺主张休闲有其重大意义：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我们在其中会进行的文化活动，是我们拓展和开发自己最主要的机会，去追求我们更好的天性，去获取工具来改造社会。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某个电影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人际关系，或者读哲学历史书籍帮助我们对政治有全新洞察，抑或听不同的音乐来给我们勇气来改造自己和我们共同的生活。

　　但在现代世界，阿多诺哀叹道，闲暇时光已经落入一个无所不在又极其恶毒的娱乐机器手里，他称之为“文化产业”，这在他的哲学里占据了恶魔般的位置，如同宗教之于马克思。当代电影、电视、广播、杂志和现在的社交媒体在阿多诺看来是用来使我们心烦意乱，不能理解自己，失去改变政治现实的决心。这对大众来说是危险的新型鸦片，会引发巨大灾难。

　　比如新闻，表面上为我们提供最新消息，告诉我们所有“重要”的事情，在阿多诺看来，只不过是色情和政治故事的一堆闲扯，粉碎任何帮助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座开放的牢笼的机会。新闻工作者自以为是地声称给我们“真相”，但他们自己忙碌不堪，害怕老板，不顾他人，根本不可能给我们那灵丹妙药。电影激起的恐惧和欲望和我们面对的真实挑战完全脱节。我们可能花两个小时的生命追随一段异族入侵的奇遇，而对真实世界的灾祸却无暇顾及。博物馆展出艺术品，却不能让它们回应观众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徜徉于艺廊，默默地赞赏所谓的“杰作”，同时私底下却不知道它们真正的含义，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在乎它们。文化产业想要我们变得心烦意乱、人云亦云、疑惑不解、胆战心惊。至于流行音乐，则是无休无止地把浪漫爱情作为中心，自私地向我们暗示，幸福只有通过遇到那个最特别的人来实现，而不是唤醒我们去感受群体的快乐和更广泛的人类的同情心。

　　阿多诺对他那个时代的文化产品非常苛责，因为他对文化的各种可能性抱有极高的期许。它不是用来帮我们消磨时间、让邻居刮目相看、或是用短暂的欢愉麻醉我们的。它完全是一个用来疗愈人们的工具，给人们带来慰藉、洞察和社会变革。难怪他极其敏锐地把沃尔特•迪斯尼描述为美国最危险的人。

　　2. 资本主义不卖给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提供的消费品极大丰富，我们自然地认为我们所有可能需要的东西都能买到，而唯一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是我们买不起。

　　但阿多诺指出我们的真实需要被资本主义产业仔细地从我们身上屏蔽掉了，结果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需要的，而满足于追逐对那些对我们真正福祉毫无兴趣的公司为我们制造的东西。虽然我们认为生活在一个充裕的世界，但真正让生活更好的东西—温柔体贴、通情达理、平和沉静、深刻洞察—它们的供应却极其短缺，和经济毫不相干。

　　相反，资本主义的大众控制工具—广告，剥夺了我们真实的渴望，从而卖给我们产品，让我们物质上更贫穷，心理上更枯竭。广告会展现这样的情景，一群朋友走在海滩上亲密交谈，或是一家人在野餐，热情欢笑。它们这么做是因为知道我们渴望群体生活和人与人的联系。但产业经济并没有准备好帮我们实现它们；实际上它情愿我们孤独而且不停地消费。所以在广告结尾，我们会被劝去买25年陈的威士忌或者是一辆车，强悍到根本没有能合法开到其最高时速的路。

　　3. 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原型人物到处都是

　　阿多诺写作那时正值心理学问卷时代的黎明。在美国它们被广泛用于衡量顾客态度和商业行为。

　　阿多诺对问卷调查的深层概念很感兴趣，他和同事们一起，投身于设计一套与众不同的问卷，用来发现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而不是新的洗衣粉的潜在顾客。

　　问卷让参与者提供信息来评估他们对以下这些说法的赞同程度：

　　—对权威的顺从和尊敬是孩子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

　　—一个人如果品行不端，教养不好，就不能指望他和正派人好好相处。

　　—如果人少说话多干活，所有人的情况都会更好。

　　—如果一个人有问题或担忧，他最好不要去想它，而是去忙一些更让他开心的事。

　　通过一组这样的问题，阿多诺自信他能在新一代中发现留存着的法西斯主义支持者。考虑到德国遭受过的巨大创伤，阿多诺为他称为“F量表”的问卷（法西斯倾向量表—译者注）投入如此多的注意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从这个试验中可以得出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教益，改变政治不只要通过立法和煽动，还可以通过心理学。心理学先于政治。阿多诺巧妙地表明，远在某人成为种族主义者、恐同者或是独裁者之前，他们很可能遭受心理脆弱和不成熟的折磨，社会这个整体需要更好地发现他们，回应他们。

　　与其把问题拖太久直到病入膏肓，最后只能动用警察和军队来解决，我们应该在早期通过理解日常的疯狂行为来发现它们。阿多诺和他的团队把F量表发放到西德的每所学校。弗洛伊德本该在红军和巴顿将军之前就找到希特勒。心理疗法不是复杂的、私有的、中产阶级的放纵。对阿多诺来说，它无疑应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变革的先锋。

　　总结

　　左翼思想家阿多诺独具慧眼，他认识到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在文化和心理上，而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确，我们已具备金钱、资源、时间和技能让每个人安居乐业、善待地球、感受到群体的支持，但我们却一如既往地遭受痛苦、伤害他人，首要原因是我们的心智病了。西奥多•阿多诺的事业平静中带着愤怒，令人向往，他把这些问题留下来不断刺激我们去解决。

　　（注：题目为本网所加）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4-12-01 21:4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