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解读鲁迅——勇猛坚韧的革命战士
中国从鲁迅去世到现在，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几乎都要从鲁迅那里寻找思想资源。在现代文学中，鲁迅是一个绝对的战略高地。研究现代文化及现代中国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绕过鲁迅。正因为鲁迅是现代文学的精神代表，所以对鲁迅地位的冲击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然而，反对者的攻击却从来都没能动摇过鲁迅的地位。今天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批判，大部分都是继承鲁迅的思想。正是鲁迅对现实的远见，对历史的贯通，使他在今日获得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你未必知道的鲁迅
鲁迅生于1881年，浙江绍兴人。本名周豫才，后来改成周树人。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采用“鲁迅”这个笔名。年少时，鲁迅经历了家道中落的过程。13岁那年，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鲁迅的祖父因参与考场作弊事件被判“斩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为尽量延迟缓刑，必须花钱打通环节。年复一年，家中濒临破产。身为长子的他，必须撑起家庭重担。由于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他看透了世态炎凉，所以才有了鲁迅那句著名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晚清，鲁迅这种出身的青年最大的出路就是科举考试。其实鲁迅几兄弟参加过科举，但成绩不佳。鲁迅后来离开家乡，先后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在南京他阅读了许多新书刊，这些报纸和译著改变了鲁迅的思想。他当时很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也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后来鲁迅考取官费留学生，于1902年赴日本留学。鲁迅在日本最初学医是为了救国，因为他始终关注的是国民性。据许寿裳回忆，鲁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缺少爱与诚，这正是中国文化晚清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由此鲁迅开始不认同清政府，在东京留学时，他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在留学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鲁迅一生性格和命运的重要事件，那就是婚姻。他奉母亲之命回国，与一位名叫朱安的旧式女性结婚。鲁迅给朋友写信说，这一次回家是给母亲娶妇，而不是给自己。据有关回忆资料，鲁迅坚持不跟朱安同居，并且在第三天就返回了日本。今天有人攻击鲁迅，认为他对朱安女士始乱终弃。其实鲁迅这样做，是为朱安和母亲着想，而自己静受痛苦，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牺牲精神。他曾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古代并没有“爱情”这个词，而鲁迅这一代人恰恰是刚刚接受爱情这个观念。鲁迅的婚姻道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这一代人恰好生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时代还不能提供实现新思想和新追求的机会。所以我们评价前人，应该有一个历史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
鲁迅1909年从日本回到中国，暂时在杭州任教。两年之后，辛亥革命风起云涌。鲁迅所在的杭州和绍兴都是革命激烈的地方，革命思想旺盛。鲁迅对任何革命都有深刻的怀疑。绍兴革命后，他对革命党非常不满：表面上是中华民国，但官员还是原来的人，只是换了个招牌而已。由此鲁迅看到了辛亥革命改天换地的背后，新瓶装旧酒的另一面。
稍后鲁迅离开家乡，在教育部里担任一个中层官僚佥事。后来政府由南京迁到北京，鲁迅就跟随到了北京。从此鲁迅在北京度过了十多年的时光。鲁迅的业余时间主要用来做学问，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和小说，包括拓片、碑刻，此外还研究佛教，在很多领域都具有了大学问家的水平。但就在这个时候，新文化运动开始了。那时鲁迅已近40岁，他本来是一个旁观者，但历史不允许他旁观。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谈到了钱玄同找他的故事。当时新文化运动虽然造势成功，但是还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新文学的作品，所以他们找鲁迅约稿。
二、呐喊时期
鲁迅答应了钱玄同，《狂人日记》问世，可谓出手不凡，成为现代文学的一流经典。《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由此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一连写就十几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呐喊》里的第二篇小说《孔乙己》也是吃人的主题。孔乙己是一个被科举制度吞噬的知识分子，但他的悲剧不完全来自于科举制度的迫害，周围人对孔乙己欺侮、排挤的态度才是吃掉孔乙己最直接的原因。《孔乙己》这篇小说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通篇没有一个“可怜”这样的词出现，小说写得不动声色。这主要因为它选了一个非常棒的视角，孔乙己的悲剧是从一个相对淳朴的酒店小伙计的眼来写的。比如由咸亨酒店的老板来写，开篇就是：“那家伙还欠十九个钱呢”，小说的调子马上就不一样了。从这个小伙子的眼中才能看出孔乙己的可怜。这个人活着使别人快活，但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在《孔乙己》里我们看到鲁迅最博大的爱心。
第三篇小说《药》，自然也是一个吃人的故事。如果说《孔乙己》不讲求技巧，那么《药》则是太讲技巧了。《药》这个小说从技法上讲精彩绝伦：题目上“药”的双关，线索上的明暗交错，人物的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声音。过去评价《药》，往往认为这是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判，认为辛亥革命不发动群众等等。就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说，这种批判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就历史的真相而言，往往是先起事再发动群众，甚至革命都失败了，群众还一直没醒过。所以鲁迅的《药》令人震惊的地方正是先觉者与群众的关系。先觉者与群众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对立和紧张。先觉者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救助群众，可是群众经常要加害先觉者。知道了先觉者与群众永远对立之后，先觉者应该怎么办？鲁迅在《药》里已向读者阐明，革命者始终要救助群众。鲁迅一生都在救助群众，但他不迎合群众，有时还会责骂群众。
鲁迅的这个文学创作时期被称为呐喊时期。此时鲁迅不只是写小说，还写了大量的杂文。杂文本来不算文学，是鲁迅几乎靠他一人的力量把杂文变成一种正式的文体。相比于小说，杂文是更便捷的武器。鲁迅的杂文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战斗性，一个是学术性。今天很多人写杂文，都继承了鲁迅杂文的战斗性，但往往忽略了鲁迅杂文的学术性。正因为鲁迅对事情看得非常全面、辩证，然后单出一剑，所以战斗性特别强。多年的积累和准备，在他这时的杂文中喷薄而出，既能抓住主要问题，又能深入剖析，旁征博引，继而出之以非常精炼的语言。鲁迅早期杂文，比如《我之节烈观》是达到最高水平的。就拿节烈来说，这两个字原本是好字，人应当有节操，应该讲忠烈精神。但是随着社会逐渐发展，问题开始显现，这两个字开始专用在妇女身上，每一桩节烈事件都有妇女的血和泪。在鲁迅看来，节烈这个概念是男性制造出来的，男性希望女性做节妇、烈妇，自己却置身事外。《我之节烈观》是吃人主题在杂文里的表现。鲁迅反对的是吃人的节烈，是只针对弱势群体的节烈。
鲁迅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阿Q正传》。鲁迅主要把阿Q当成一个中国人来写，是中国绍兴地区的农民形象，他不仅是中国国民性的代表，还凝聚了人类的某些普遍的精神特征。阿Q 的精神存在许多侧面，比如欺软怕硬，恃强凌弱，再有就是健忘，特别是选择性健忘，对于自己遭受的屈辱迅速地忘记。鲁迅对于健忘这件事是非常痛恨的，群众的愚昧就在于健忘，不能够从历史中总结教训。与此相关的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幻想中把屈辱和失败都当成光荣，小说里叫“优胜记略”。这个精神胜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鸦片战争后的80年，基本上是一部屈辱史。朝野上下，从朝廷到百姓是如何度过这80年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阿Q精神。鲁迅把阿Q写得令人生厌，还写出阿Q非常可怜的一面，阿Q之所以成为阿Q，不就是为了可怜地活下去吗？所以阿Q这样的人有革命愿望，他说造反有趣。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阿Q这样的人什么都不会失去，失去的只有锁链，他应当是革命的力量。但是，鲁迅又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阿Q革了命之后怎么办。鲁迅在上世纪20年代就感慨过，当时好像不曾发生过辛亥革命一样。那么在今天的21世纪，同样遇到这一问题，中国革过命吗？这看似都是文学的问题，但也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所以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认为《阿Q正传》可能是现代文学最了不起的作品。
三、彷徨时期
鲁迅写过《阿Q正传》之后，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落潮阶段。新文化运动虽然有一定影响，但是他们的话语传播范围并没有多么广。而1921年这一年份却对新文化阵营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应该不知道1921年7月成立了共产党，但他应该察觉到了陈独秀和胡适跟以前有所不同，这就是新文化阵营的分化。鲁迅1921年以后既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投奔国民党，而是继续从事文化工作。用鲁迅自己的诗句来形容，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就由呐喊时期进入了彷徨时期。
在彷徨时期，鲁迅仍然坚持他呐喊时期的那些斗争，但鲁迅的生活也出现了严重的不顺利之事，即他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事件。兄弟失和后，鲁迅显得更加沉闷，加重了彷徨的色彩。鲁迅笔下《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尤其应当重视。他曾经是社会改革的战士，却处处碰钉子，受人嘲笑。后来因为穷困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用小说中的话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比如以前最憎恶溜须拍马，现在就巴结逢迎；以前对孩子很好，可孩子反而拿着芦叶喊杀，现在他拿糖逗孩子，或是骂他们，小孩反而对他很恭顺了。魏连殳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成功，内心却承受巨大痛苦，最终在这样的境况下死去了。魏连殳身上有很多鲁迅的影子，比如小说开头，祖母去世，他回到家乡去奔丧。按照风俗，老人去世，子孙一定要大哭才叫孝子。在大家等着看他哭时，他没有哭，这是违背封建礼教的，可到了大家都要走散的时候，他却突然哭起来了，像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嚎叫，叫声里夹杂着惨伤和愤怒。这正是一个孤独的战士的形象。魏连殳很能代表鲁迅在彷徨时期的心理。
另一篇小说《在酒楼上》，主人公是吕纬甫，也非常重要。魏连殳和吕纬甫这两个人，都可以看成是鲁迅的某种写照。北京的生活阴沉、灰暗，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文化战斗。他经历了很多政治事件，如“三一八”惨案。“五四”运动是北大学生完胜，而几年之后，到了“三一八”则是学生完败。不但学生当场喋血在政府门前，死伤众多，媒体还要污蔑他们是暴徒。因此鲁迅曾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最恨的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侵略者，因为在鲁迅看来那就是明摆着的坏人，无需过分揭露。他最恨的是披着学者外衣的阴险人物。
1926年前后，南方已经有了革命政府，北京的政府则越来越保守，文化界特别是教育界也越来越保守，不适合像鲁迅这样的人继续做学问。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就是一个叫许广平的女学生出现在鲁迅的生活中。鲁迅和许广平的事情在当时受到不少非议，因此鲁迅选择南行，经上海到达厦门，在厦门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教授。后来鲁迅离开厦门，前往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在广州他看见了革命，同时也看到了革命的缺点和混乱。彷徨时期，鲁迅在思想上进一步成熟，对于年轻时的进化论有所反省。年轻时，他认为，新的胜过旧的，年轻的胜过年老的，这是他对未来的希望。所以他一辈子对青年都很好。其实很多青年人就是利用他这一点，鲁迅明察秋毫，不是不知道。鲁迅说，我在生命的路上把我的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你喝了我的血，走掉就罢了，我也不求你感谢，你不要再来打我、杀我。在坚持人道主义立场的同时，他开始对青年有所分别，对其中一部分人也予以反击。后来他又离开广州，回到上海，晚年就在上海定居。
在上海期间，鲁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再一次迸发出来。他后期写作以杂文为主，杂文在他手上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文体。鲁迅30年代的杂文已经是炉火纯青，无体不备。鲁迅后期的杂文千姿百态，好像武林高手武功臻于化境之时，飞花摘叶皆可伤人。鲁迅到了“左联”之后，受了两面的夹板气。他跟“左联”是朋友，“左联”希望利用鲁迅这面大旗，所以鲁迅经常感到暗中有一股力量在左右着他。晚年的鲁迅是一个“横站”的姿态，他既要防明枪，还要防暗箭。他要为奴隶的解放而奋斗，但逐渐发现奴隶们中间有“奴隶总管”。鲁迅说不管自己做得多么好，后面总有一个“奴隶总管”拿着鞭子打我，而当我回过头去问他哪里做得不好时，他却又笑嘻嘻地说没事。这是鲁迅最大的困惑。革命阵营内部给他带来的痛苦是无处发泄的。
在小说创作方面，他没有再写《呐喊》、《彷徨》那样的小说，而是出版了一个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故事新编》的手法很独特，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恶搞、戏仿。用现代的语言去写历史人物，看上去似乎是油滑，但深刻的艺术就是能够从那个题材中跳脱出来，展现出思想深度。正是通过这种貌似油滑的手段，《故事新编》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
长期的写作，特别是晚年频繁的文化战斗，对鲁迅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鲁迅对于生、死的态度，一个是拼命做，一个是随便死。他不追求生命的长度，他讲究生命的质量和密度。正因为他的这种生命态度，使得他的晚年消耗很大，有了病也不及时医治。鲁迅曾写过《死火》，表达出他的生死观。他说，人生两个结局，一个是冻灭，一个是烧完。鲁迅选择烧完，因为冻灭意味着能量还没有消耗殆尽，生命就已经结束了，而选择烧完，是要把自己的能量全部奉献出来之后走向死亡。鲁迅选择这种战士的死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享年55周岁。鲁迅之死，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和悲痛。棺木上盖着一面旗帜，写着“民族魂”。鲁迅去世之后得到的评价不计其数，其中毛泽东的评价影响最大。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毛泽东看问题善于抓住要害，他说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的确是高屋建瓴，但也正因为毛泽东把鲁迅评价得这么高，对鲁迅的神话慢慢树立起来，在“文革”期间达到高峰。曾经被神化的，如今正在遭受妖魔化。要对一个人进行理性的评价，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鲁迅说他写的东西都是与黑暗战斗的，他希望随着黑暗时代的过去，批判黑暗的东西也一起消逝。
四、鲁迅的精神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想从中提炼出鲁迅的思想框架来，恐怕不得不做一点简单化的处理。
鲁迅思想第一个宝贵的方面是怀疑精神。《野草》里有一句话叫“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用佛家的话叫“色即是空”。这世界上现存一切的知识、思想、概念都是可疑的，都需要进行反复思考。在传统文化的惰性之下，人们总是认为过去是有价值的，现在和未来没有价值。鲁迅认为这是一种衰老的心态，一切价值都要重新估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讲过：“从来如此便对吗？”我们应当敢于质疑那些“从来如此”的东西。
第二个是鲁迅的现实精神。他的现实精神是跟反对黄金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时期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许多美好未来的奋斗目标，而鲁迅在《野草》里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鲁迅并不否认那个黄金世界，但鲁迅执着于现在，反对空想，他不重视彼岸，而重视从此岸到彼岸的路。他并不怀疑将来会比现在好，但反对把将来绝对化，鲁迅的态度是打破欺骗，直面人生。这就是他的现实精神。
第三个是鲁迅的绝望精神。鲁迅笔下的“绝望”，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体现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精神。当人们都耽于虚幻的希望时，鲁迅呼吁要正视绝望，绝望之后则要继续战斗，即“反抗绝望”。鲁迅是最坚强的革命战士，恰恰因为他对革命不抱幻想。他支持革命是因为革命是正义的，是解放多数弱势群体的。他的一生看似忽左忽右，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地为最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的人。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一、你未必知道的鲁迅
鲁迅生于1881年，浙江绍兴人。本名周豫才，后来改成周树人。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采用“鲁迅”这个笔名。年少时，鲁迅经历了家道中落的过程。13岁那年，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鲁迅的祖父因参与考场作弊事件被判“斩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为尽量延迟缓刑，必须花钱打通环节。年复一年，家中濒临破产。身为长子的他，必须撑起家庭重担。由于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他看透了世态炎凉，所以才有了鲁迅那句著名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晚清，鲁迅这种出身的青年最大的出路就是科举考试。其实鲁迅几兄弟参加过科举，但成绩不佳。鲁迅后来离开家乡，先后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在南京他阅读了许多新书刊，这些报纸和译著改变了鲁迅的思想。他当时很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也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后来鲁迅考取官费留学生，于1902年赴日本留学。鲁迅在日本最初学医是为了救国，因为他始终关注的是国民性。据许寿裳回忆，鲁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缺少爱与诚，这正是中国文化晚清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由此鲁迅开始不认同清政府，在东京留学时，他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在留学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鲁迅一生性格和命运的重要事件，那就是婚姻。他奉母亲之命回国，与一位名叫朱安的旧式女性结婚。鲁迅给朋友写信说，这一次回家是给母亲娶妇，而不是给自己。据有关回忆资料，鲁迅坚持不跟朱安同居，并且在第三天就返回了日本。今天有人攻击鲁迅，认为他对朱安女士始乱终弃。其实鲁迅这样做，是为朱安和母亲着想，而自己静受痛苦，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牺牲精神。他曾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古代并没有“爱情”这个词，而鲁迅这一代人恰恰是刚刚接受爱情这个观念。鲁迅的婚姻道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这一代人恰好生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时代还不能提供实现新思想和新追求的机会。所以我们评价前人，应该有一个历史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
鲁迅1909年从日本回到中国，暂时在杭州任教。两年之后，辛亥革命风起云涌。鲁迅所在的杭州和绍兴都是革命激烈的地方，革命思想旺盛。鲁迅对任何革命都有深刻的怀疑。绍兴革命后，他对革命党非常不满：表面上是中华民国，但官员还是原来的人，只是换了个招牌而已。由此鲁迅看到了辛亥革命改天换地的背后，新瓶装旧酒的另一面。
稍后鲁迅离开家乡，在教育部里担任一个中层官僚佥事。后来政府由南京迁到北京，鲁迅就跟随到了北京。从此鲁迅在北京度过了十多年的时光。鲁迅的业余时间主要用来做学问，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和小说，包括拓片、碑刻，此外还研究佛教，在很多领域都具有了大学问家的水平。但就在这个时候，新文化运动开始了。那时鲁迅已近40岁，他本来是一个旁观者，但历史不允许他旁观。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谈到了钱玄同找他的故事。当时新文化运动虽然造势成功，但是还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新文学的作品，所以他们找鲁迅约稿。
二、呐喊时期
鲁迅答应了钱玄同，《狂人日记》问世，可谓出手不凡，成为现代文学的一流经典。《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由此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一连写就十几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呐喊》里的第二篇小说《孔乙己》也是吃人的主题。孔乙己是一个被科举制度吞噬的知识分子，但他的悲剧不完全来自于科举制度的迫害，周围人对孔乙己欺侮、排挤的态度才是吃掉孔乙己最直接的原因。《孔乙己》这篇小说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通篇没有一个“可怜”这样的词出现，小说写得不动声色。这主要因为它选了一个非常棒的视角，孔乙己的悲剧是从一个相对淳朴的酒店小伙计的眼来写的。比如由咸亨酒店的老板来写，开篇就是：“那家伙还欠十九个钱呢”，小说的调子马上就不一样了。从这个小伙子的眼中才能看出孔乙己的可怜。这个人活着使别人快活，但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在《孔乙己》里我们看到鲁迅最博大的爱心。
第三篇小说《药》，自然也是一个吃人的故事。如果说《孔乙己》不讲求技巧，那么《药》则是太讲技巧了。《药》这个小说从技法上讲精彩绝伦：题目上“药”的双关，线索上的明暗交错，人物的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声音。过去评价《药》，往往认为这是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判，认为辛亥革命不发动群众等等。就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说，这种批判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就历史的真相而言，往往是先起事再发动群众，甚至革命都失败了，群众还一直没醒过。所以鲁迅的《药》令人震惊的地方正是先觉者与群众的关系。先觉者与群众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对立和紧张。先觉者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救助群众，可是群众经常要加害先觉者。知道了先觉者与群众永远对立之后，先觉者应该怎么办？鲁迅在《药》里已向读者阐明，革命者始终要救助群众。鲁迅一生都在救助群众，但他不迎合群众，有时还会责骂群众。
鲁迅的这个文学创作时期被称为呐喊时期。此时鲁迅不只是写小说，还写了大量的杂文。杂文本来不算文学，是鲁迅几乎靠他一人的力量把杂文变成一种正式的文体。相比于小说，杂文是更便捷的武器。鲁迅的杂文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战斗性，一个是学术性。今天很多人写杂文，都继承了鲁迅杂文的战斗性，但往往忽略了鲁迅杂文的学术性。正因为鲁迅对事情看得非常全面、辩证，然后单出一剑，所以战斗性特别强。多年的积累和准备，在他这时的杂文中喷薄而出，既能抓住主要问题，又能深入剖析，旁征博引，继而出之以非常精炼的语言。鲁迅早期杂文，比如《我之节烈观》是达到最高水平的。就拿节烈来说，这两个字原本是好字，人应当有节操，应该讲忠烈精神。但是随着社会逐渐发展，问题开始显现，这两个字开始专用在妇女身上，每一桩节烈事件都有妇女的血和泪。在鲁迅看来，节烈这个概念是男性制造出来的，男性希望女性做节妇、烈妇，自己却置身事外。《我之节烈观》是吃人主题在杂文里的表现。鲁迅反对的是吃人的节烈，是只针对弱势群体的节烈。
鲁迅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阿Q正传》。鲁迅主要把阿Q当成一个中国人来写，是中国绍兴地区的农民形象，他不仅是中国国民性的代表，还凝聚了人类的某些普遍的精神特征。阿Q 的精神存在许多侧面，比如欺软怕硬，恃强凌弱，再有就是健忘，特别是选择性健忘，对于自己遭受的屈辱迅速地忘记。鲁迅对于健忘这件事是非常痛恨的，群众的愚昧就在于健忘，不能够从历史中总结教训。与此相关的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幻想中把屈辱和失败都当成光荣，小说里叫“优胜记略”。这个精神胜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鸦片战争后的80年，基本上是一部屈辱史。朝野上下，从朝廷到百姓是如何度过这80年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阿Q精神。鲁迅把阿Q写得令人生厌，还写出阿Q非常可怜的一面，阿Q之所以成为阿Q，不就是为了可怜地活下去吗？所以阿Q这样的人有革命愿望，他说造反有趣。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阿Q这样的人什么都不会失去，失去的只有锁链，他应当是革命的力量。但是，鲁迅又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阿Q革了命之后怎么办。鲁迅在上世纪20年代就感慨过，当时好像不曾发生过辛亥革命一样。那么在今天的21世纪，同样遇到这一问题，中国革过命吗？这看似都是文学的问题，但也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所以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认为《阿Q正传》可能是现代文学最了不起的作品。
三、彷徨时期
鲁迅写过《阿Q正传》之后，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落潮阶段。新文化运动虽然有一定影响，但是他们的话语传播范围并没有多么广。而1921年这一年份却对新文化阵营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应该不知道1921年7月成立了共产党，但他应该察觉到了陈独秀和胡适跟以前有所不同，这就是新文化阵营的分化。鲁迅1921年以后既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投奔国民党，而是继续从事文化工作。用鲁迅自己的诗句来形容，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就由呐喊时期进入了彷徨时期。
在彷徨时期，鲁迅仍然坚持他呐喊时期的那些斗争，但鲁迅的生活也出现了严重的不顺利之事，即他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事件。兄弟失和后，鲁迅显得更加沉闷，加重了彷徨的色彩。鲁迅笔下《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尤其应当重视。他曾经是社会改革的战士，却处处碰钉子，受人嘲笑。后来因为穷困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用小说中的话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比如以前最憎恶溜须拍马，现在就巴结逢迎；以前对孩子很好，可孩子反而拿着芦叶喊杀，现在他拿糖逗孩子，或是骂他们，小孩反而对他很恭顺了。魏连殳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成功，内心却承受巨大痛苦，最终在这样的境况下死去了。魏连殳身上有很多鲁迅的影子，比如小说开头，祖母去世，他回到家乡去奔丧。按照风俗，老人去世，子孙一定要大哭才叫孝子。在大家等着看他哭时，他没有哭，这是违背封建礼教的，可到了大家都要走散的时候，他却突然哭起来了，像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嚎叫，叫声里夹杂着惨伤和愤怒。这正是一个孤独的战士的形象。魏连殳很能代表鲁迅在彷徨时期的心理。
另一篇小说《在酒楼上》，主人公是吕纬甫，也非常重要。魏连殳和吕纬甫这两个人，都可以看成是鲁迅的某种写照。北京的生活阴沉、灰暗，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文化战斗。他经历了很多政治事件，如“三一八”惨案。“五四”运动是北大学生完胜，而几年之后，到了“三一八”则是学生完败。不但学生当场喋血在政府门前，死伤众多，媒体还要污蔑他们是暴徒。因此鲁迅曾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最恨的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侵略者，因为在鲁迅看来那就是明摆着的坏人，无需过分揭露。他最恨的是披着学者外衣的阴险人物。
1926年前后，南方已经有了革命政府，北京的政府则越来越保守，文化界特别是教育界也越来越保守，不适合像鲁迅这样的人继续做学问。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就是一个叫许广平的女学生出现在鲁迅的生活中。鲁迅和许广平的事情在当时受到不少非议，因此鲁迅选择南行，经上海到达厦门，在厦门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教授。后来鲁迅离开厦门，前往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在广州他看见了革命，同时也看到了革命的缺点和混乱。彷徨时期，鲁迅在思想上进一步成熟，对于年轻时的进化论有所反省。年轻时，他认为，新的胜过旧的，年轻的胜过年老的，这是他对未来的希望。所以他一辈子对青年都很好。其实很多青年人就是利用他这一点，鲁迅明察秋毫，不是不知道。鲁迅说，我在生命的路上把我的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你喝了我的血，走掉就罢了，我也不求你感谢，你不要再来打我、杀我。在坚持人道主义立场的同时，他开始对青年有所分别，对其中一部分人也予以反击。后来他又离开广州，回到上海，晚年就在上海定居。
在上海期间，鲁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再一次迸发出来。他后期写作以杂文为主，杂文在他手上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文体。鲁迅30年代的杂文已经是炉火纯青，无体不备。鲁迅后期的杂文千姿百态，好像武林高手武功臻于化境之时，飞花摘叶皆可伤人。鲁迅到了“左联”之后，受了两面的夹板气。他跟“左联”是朋友，“左联”希望利用鲁迅这面大旗，所以鲁迅经常感到暗中有一股力量在左右着他。晚年的鲁迅是一个“横站”的姿态，他既要防明枪，还要防暗箭。他要为奴隶的解放而奋斗，但逐渐发现奴隶们中间有“奴隶总管”。鲁迅说不管自己做得多么好，后面总有一个“奴隶总管”拿着鞭子打我，而当我回过头去问他哪里做得不好时，他却又笑嘻嘻地说没事。这是鲁迅最大的困惑。革命阵营内部给他带来的痛苦是无处发泄的。
在小说创作方面，他没有再写《呐喊》、《彷徨》那样的小说，而是出版了一个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故事新编》的手法很独特，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恶搞、戏仿。用现代的语言去写历史人物，看上去似乎是油滑，但深刻的艺术就是能够从那个题材中跳脱出来，展现出思想深度。正是通过这种貌似油滑的手段，《故事新编》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
长期的写作，特别是晚年频繁的文化战斗，对鲁迅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鲁迅对于生、死的态度，一个是拼命做，一个是随便死。他不追求生命的长度，他讲究生命的质量和密度。正因为他的这种生命态度，使得他的晚年消耗很大，有了病也不及时医治。鲁迅曾写过《死火》，表达出他的生死观。他说，人生两个结局，一个是冻灭，一个是烧完。鲁迅选择烧完，因为冻灭意味着能量还没有消耗殆尽，生命就已经结束了，而选择烧完，是要把自己的能量全部奉献出来之后走向死亡。鲁迅选择这种战士的死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享年55周岁。鲁迅之死，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和悲痛。棺木上盖着一面旗帜，写着“民族魂”。鲁迅去世之后得到的评价不计其数，其中毛泽东的评价影响最大。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毛泽东看问题善于抓住要害，他说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的确是高屋建瓴，但也正因为毛泽东把鲁迅评价得这么高，对鲁迅的神话慢慢树立起来，在“文革”期间达到高峰。曾经被神化的，如今正在遭受妖魔化。要对一个人进行理性的评价，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鲁迅说他写的东西都是与黑暗战斗的，他希望随着黑暗时代的过去，批判黑暗的东西也一起消逝。
四、鲁迅的精神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想从中提炼出鲁迅的思想框架来，恐怕不得不做一点简单化的处理。
鲁迅思想第一个宝贵的方面是怀疑精神。《野草》里有一句话叫“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用佛家的话叫“色即是空”。这世界上现存一切的知识、思想、概念都是可疑的，都需要进行反复思考。在传统文化的惰性之下，人们总是认为过去是有价值的，现在和未来没有价值。鲁迅认为这是一种衰老的心态，一切价值都要重新估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讲过：“从来如此便对吗？”我们应当敢于质疑那些“从来如此”的东西。
第二个是鲁迅的现实精神。他的现实精神是跟反对黄金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时期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许多美好未来的奋斗目标，而鲁迅在《野草》里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鲁迅并不否认那个黄金世界，但鲁迅执着于现在，反对空想，他不重视彼岸，而重视从此岸到彼岸的路。他并不怀疑将来会比现在好，但反对把将来绝对化，鲁迅的态度是打破欺骗，直面人生。这就是他的现实精神。
第三个是鲁迅的绝望精神。鲁迅笔下的“绝望”，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体现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精神。当人们都耽于虚幻的希望时，鲁迅呼吁要正视绝望，绝望之后则要继续战斗，即“反抗绝望”。鲁迅是最坚强的革命战士，恰恰因为他对革命不抱幻想。他支持革命是因为革命是正义的，是解放多数弱势群体的。他的一生看似忽左忽右，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地为最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的人。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4-12-02 21: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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