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郭士立与马克思、恩格斯

陈力丹：郭士立与马克思、恩格斯

　　

　　郭士立，当年的普鲁士传教士，中国第一份现代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者和编者，他与马克思有什么关系吗? 1959年我国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七卷，新闻界本应该从中了解他们之间有思想联系这件事。但是，由于《全集》中提到的郭士立，采用的是他的德文姓的汉语普通话音译“居茨拉夫”，书后的人名索引注明的他的德文姓名“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而“郭士立”则是他的英文姓的汉语粤语谐音(另有郭实猎、郭实腊、郭甲利、郭施拉、吉士笠等等，但他本人的中文签名是“郭实猎”，而现在已约定俗成的是“郭士立”)，加上我国的新闻学者，从戈公振起，都只注明他的英文姓名“ Charles Gutzlaff”，而不是德文姓名，于是尚无人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居茨拉夫，就是我国新闻史上的著名人物郭士立。数年前我注意到此事，只在同行中交流过，无暇写文章;经方汉奇老师指点，我看到了霍达女士近年的一篇随笔《吉士笠街随想》，这是我知道的唯一提到马克思与郭士立思想联系的文章。

　　马克思1842年初写他的第一篇政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时，就注意到中国的报刊，当时他把中国古代报刊视为专制报刊的典型，因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办的报刊，所以讽刺为不会有错误的完善的报刊。对中国古代报刊性质的这种认识，可能来自一些启蒙学者关于中国的著作，例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谈到“大逆罪”时，列举的就是中国1726年何遇恩、邵南工二人因在邸报上发表假新闻而被雍正皇帝下令斩首的事，因为邸报是皇帝的报纸，出现错误自然犯了大逆罪。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关于中国的一系列通讯中，还引征过《京报》和香港出版的《中华之友》。

　　自中国发生鸦片战争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注意到中国事态的发展。最早就中国事态发表意见，是在1847年11月30日他们共同参加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恩格斯谈到资本向全世界的拓展时，肯定了英国资本在亚洲发展所起到的客观上的革命作用。他说:“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中，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一切都变了样，并被卷入文明之中。”这个观点在当时他们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有体现，《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在这里，他们提到中国的长城，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对立面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1848-1849年欧洲爆发民主革命，暂时使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欧洲。随着革命的失败，他们于1849年下半年分别流亡到伦敦，筹备创办《新莱茵报评论》杂志。这时，郭士立正在欧洲休假，游历各国(在英国、德国、俄国、瑞典、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均作过演讲)，大谈他使中国耶稣教化的计划。12月，郭士立在伦敦大学和不同的协会做了多场关于中国的演讲，马克思或恩格斯是否听过他的演讲，现在没有留下确切证明材料，但正是郭的讲演，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国的通讯。他们于1850年1月31日，共同完成了为《新莱茵报评论》写的第一篇《国际述评》的主要部分。而在1849年12月22日，恩格斯就把正在与马克思写这篇东西的事通报给了一位瑞士书商。由于当时的文体尚不重视标题，这篇述评实际上是由多篇可以独立的小文章组成的，其中由郭士立的讲演而引发的述评，完全可以视为一篇独立的小文章。

　　他们注意到郭的演讲，是由于郭介绍的中国事态很像欧洲正在发生的革命危机。述评说:“最后，再谈一谈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回来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接着是他们转述的郭士立讲演的要点:“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愤，进行反抗，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这里概括了当时中国国内经常发生局部起义的事实，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相关注释只谈到1845-1848年洪秀全、冯云山组织拜上帝会和建立庄园武装的事情。其实还有许多民众反抗官府的起义，例如1842年的湖北钟人杰起义、1843年湖南曾如炷起义、1844年台湾洪协起义和湖南杨大鹏起义、1846年湖南王宗献起义和金德润起义等等。这段中译文中的“成千上万只英美船只”，应为“数千船只”;郭说的殴打和杀死“清朝官吏和和尚”，其中的和尚，可能对人民造反的对象理解有误。

　　郭士立早先是受荷兰布道会的派遣，1827年来到东南亚的，先后在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活动。1829年起转而为英国布道会服务。1831年起到中国活动，是个中国通，会说中国官话、广州话、潮州话、闽南话和客家方言。早在荷兰学习神学时，就会见过已在中国传教多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者马礼逊(当时马正回欧洲休假)，并从此建立了合作关系。郭多次随英国船只沿中国海岸线考察，然后在广州创办了中国领土上第一家现代中文报刊。1834年娶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的表姐为妻，其妻在澳门开办过一家育儿院。1835年起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之一;1843年起直至1851年在香港逝世，一直担任港英当局的中文秘书，以至现在香港还有一条街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即吉士笠街。他还担任过一些职务，例如是1834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华益智会成员和中文秘书之一;由于他熟悉中文和中国国情，短期内担任过英国占领浙江沿海几个地方时的行政长官;在中英南京条约谈判中担任英方中文翻译之一。香港被英国占领后，第一任总督璞鼎查还给了他一个“抚华道”的虚衔。

　　鉴于郭士立在中国的经历，他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较为深入的，他显然知道鸦片战争后的七八年内，中国发生的许多局部人民起义的情况，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前期准备活动，这些活动竟同他的布道有关，不知郭有何作想。郭所概括的情况基本属实，当然，其观点是反对人民革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郭士立所提供的中国内地不断出现局部人民起义的情况，开始关注中国的革命，例如这年11月、12月马克思在笔记中就摘录道:“在中国(来自香港)，起义获得成功;广州方圆120英里有5万强大的军队。皇帝的军队被打败了。”随后他们撰写了一系列通讯，分析西方列强打开中国门户后引发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观念的变化、中国和欧洲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了郭听到别人为他解释欧洲人谈论的社会主义后的表现。“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暴民中的许多人近来所传布的那一套啊!”这段直接引证的话，至今没有查到出处，这是由于郭的讲演属于当时各种协会团体的经常性活动，一般不会被综合性的大报纸所注意，而协会或团体保存下来的记录又很少。柏林出版的半官方报纸《新普鲁士报》，于1850年1月9日报道了郭于1849年12月在伦敦统计协会的讲演，该报记者谈到郭关于中国社会问题时，报道了郭的话:“伴随这一运动的还有其他一些带有明显特征的现象:共产主义，这一欧洲国家可怖的景象，中国人对它也不陌生，在中国，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宣传:穷人日渐贫困，富人日渐富有。”这从侧面映证了马恩所转述和引证的郭的观点，确实大体如此。

　　马恩显然不同意郭的观点，但是，正由于郭将欧洲与中国联系起来，于是他们得以接着论证道:一旦欧洲发生社会革命，欧洲的反动分子逃往亚洲，最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万里长城，他们说不定会看到上面有这样的字样(这里从使用德文改为法文，马恩的意思显然是指，中国将发生法国式的大革命):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由于当时信息沟通还较为困难，像郭士立这样的在中国的传教士，就成为联系中国与欧洲的重要桥梁。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论述中国现实问题的通讯，其材料来源，主要是传教士们有关中国的论著、一些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和外国驻华人员的报告。不论其观点如何，只要所介绍的事实大体准确，他们完全可以从中得出自己的独立观点。而郭士立，无形中成为这样为他们提供材料的第一人。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正如马恩所说，这是由于郭当时已经是“有名的德国传教士”。郭的有名在于，他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论著。郭于马恩引证他的第二年在香港逝世(享年48岁)。郭士立出版的英文论著61篇(部)、德文7篇、荷文5篇、日文2篇、泰文1篇，而数不清的中文论著，则全部存于慕尼黑大学图书馆。他编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英国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和康乃尔大学图书馆等，均有收藏。英文著作中，《中国史略》(2卷，1834年)、《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1834年)、《开放的中国，或中华帝国地理、历史、风俗、生活方式、艺术、手工业、商业、文学、宗教、法律等等的概述》(2卷，1838年)，以及逝世后出版的《道光皇帝传》(1852年)，较有影响。

　　前苏联和东德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谈到马恩的这篇通讯时解释道:“这一乌托邦农民社会主义的准备者和代表者，在1845年以后是洪秀全，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农民，在居茨拉夫的影响下接受了基督教的主要方面，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首脑。”既然这里谈到郭士立，就强调了他，其实对洪秀全产生影响的还有马礼逊、梁发等，其中一些小册子，亦是郭士立与马礼逊合写的。不过，把洪秀全作为乌托邦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这种说法恐怕是他们单方面的认识。郭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宗教方面，《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世界意识和历史地理知识，对中国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也有很大影响，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著作，都大量引证、采用了该刊的材料。

　　当然，也正是由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沟通不够，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中国发生的各种起义以及“均贫富”的观念，与欧洲出现的社会主义等同看待，是有些误差的。但是，他们关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门户、对中国现代进程带来影响的论述，是很深刻的;同时，他们也表述了对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同情和对他们反抗的声援。

　　关于郭士立，他政治上显然是站在西方列强一边的，但毕竟不是决策者，他毕生是一位牧师，传教是他的主要事业。从郭士立引发马恩论中国看，郭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是有贡献的。黄时鉴评价《东西洋考》时写道:“在文化交流的历史运动中，哪怕有人自一方向另一方揭起一层帷幕，传播一些新的信息，它也往往在历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总的说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价值，当可作如是观。”我想，郭士立本人，如果不谈他的政治立场，他在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的价值，亦可作如是观。

　　网络编辑：嘉扉

　　

　　

发布时间：2013-04-01 09: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