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左翼分子爱艺术
电影人的左翼立场可谓不分东西南北，成为世界电影圈的时尚潮流，欧洲也不例外。
戈达尔：“不是拍政治片，而是带着政治眼光去拍片”
作为法国写实主义大师，让•雷诺阿的作品难免会触及到一些敏感题材，即使他也并未公开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但他所拍摄的电影却被一些人认为是为共产党员们散发的“政治传单”。如果说《游戏规则》还只是一部“愉快的戏剧”，那之后拍摄的《生活属于我们》、《马赛曲》已经开始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甚至被认为打上了“人民阵线”的烙印。而这一切都缘于一段爱情故事，在让•雷诺阿1932年与持工人阶级立场的玛格丽特同居后，他的美学观念受到了玛格丽特父亲的深深影响。也正是因为玛格丽特，让•雷诺阿才被介绍给了专为共产党做宣传的话剧社团“十月组”，后还成为了左翼报刊杂志《晚报》、《目光》和《自由电影》的固定写手。这也是让•雷诺阿会在火药味十足的二战前夕拍出《大幻影》这样的反战作品的原因。
极左老大戈达尔被视为“电影界的切•格瓦拉”，除了年少轻狂时带头参加“五月风暴”上街游行，他的电影也政治意味十足。电影《小兵》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为主题，因题材敏感被禁三年。在1967年拍摄的电影《中国姑娘》以“毛主义”为主题，一方面以“反常规”的拍摄手法进行了新的实验，“革电影的命”，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巴黎激进毛主义青年的生活告知观众一种新的政治形态。次年“五月风暴”爆发后戈达尔与学生运动领袖让-比埃•高兰组成了“维尔托夫小组”，声明遵循苏联电影吉加•维尔托夫的理论，将电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传单”。尽管戈达尔在此期间说了那句名言——“不是拍政治片，而是带着政治眼光去拍片”，但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密特朗上任展开“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后，在年轻的影评人和观众眼中，戈达尔的“政治宣传片”的口味已经令人吃不消了。戈达尔后来也在《挽救生活》一片中使男女主角同“意识形态”暂时道别，还试着向多年来因政治见解不同饱受他攻击的“新浪潮”老友特吕弗、夏布洛尔等人伸出和解之手。
库斯图里卡：“世上已无南斯拉夫”
即使像戈达尔和特吕弗这样十年合作的搭档尚且因为对“电影与政治”的观念不同而闹到决裂的地步，对库斯图里卡这样从异乡来的夹心饼干自然更不会客气。库斯图里卡出生于萨拉热窝，在布拉格求学，后又旅居美国和法国。反对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他的主要立场。库斯图里卡在1993年给激进党领袖沃伊斯拉夫•舍舍利下战书，提出了两人上街掏手枪比个你死我活这种不靠谱的要求（当然是遭到拒绝）。而他的电影作品也表现出他政治激进的一面。为他赢得95年金棕榈的影片《地下》，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南斯拉夫从二战到95年内战的曲折历史。影片结尾的时候，在德国疯人院里关了几十年的伊万跑对一辆路过的军车说他想去南斯拉夫，司机大笑道 “世上已无南斯拉夫”之后绝尘而去，留下伊万呆愣在原地。这一结局表露了库斯图里卡对祖国命运的担忧。然而《地下》暗中影射铁托的桥段不但让许多西欧观众认为该片“挺塞意图过于明显”，更引来了他家乡同胞的批评，部分西方学者甚至说他“打着博爱、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大旗骗赏钱”。搞得这位情绪化的导演一度伤心得要息影（当然也是没实现）。安抚了受伤的心灵之后，库斯图里卡在政治上还是一如既往地投入，比如参加反对科索沃独立的游行。但在电影上他就学乖了，《黑猫白猫》倒与《生命是个奇迹》的情节更为荒诞古怪，背景淡化模糊，人物的个性更为两面，从而减少“因立场而造成的冲突”，“电影传单”的负面效应也相对被弱化了。
“化政见于无形，润观众于无声”可是一门高深的功夫。法国导演格扎维埃•杜兰为了反对萨科奇拍摄了《征服》一片，此片也是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客观中立”的面貌，请到了前任总统希拉克·萨科奇的政敌德维尔潘·拉法兰，当然还有萨科奇本人出镜，一群政客在影片中互相调侃拆台。这部诙谐幽默“政治中立”的电影确实为观众喜闻乐见，票房大获成功。但问题是此片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导演所愿，萨科奇的民调支持率因此片反倒上涨了4个百分点，真不知道扎维埃是该哭还是该笑。
网络编辑：张剑
戈达尔：“不是拍政治片，而是带着政治眼光去拍片”
作为法国写实主义大师，让•雷诺阿的作品难免会触及到一些敏感题材，即使他也并未公开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但他所拍摄的电影却被一些人认为是为共产党员们散发的“政治传单”。如果说《游戏规则》还只是一部“愉快的戏剧”，那之后拍摄的《生活属于我们》、《马赛曲》已经开始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甚至被认为打上了“人民阵线”的烙印。而这一切都缘于一段爱情故事，在让•雷诺阿1932年与持工人阶级立场的玛格丽特同居后，他的美学观念受到了玛格丽特父亲的深深影响。也正是因为玛格丽特，让•雷诺阿才被介绍给了专为共产党做宣传的话剧社团“十月组”，后还成为了左翼报刊杂志《晚报》、《目光》和《自由电影》的固定写手。这也是让•雷诺阿会在火药味十足的二战前夕拍出《大幻影》这样的反战作品的原因。
极左老大戈达尔被视为“电影界的切•格瓦拉”，除了年少轻狂时带头参加“五月风暴”上街游行，他的电影也政治意味十足。电影《小兵》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为主题，因题材敏感被禁三年。在1967年拍摄的电影《中国姑娘》以“毛主义”为主题，一方面以“反常规”的拍摄手法进行了新的实验，“革电影的命”，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巴黎激进毛主义青年的生活告知观众一种新的政治形态。次年“五月风暴”爆发后戈达尔与学生运动领袖让-比埃•高兰组成了“维尔托夫小组”，声明遵循苏联电影吉加•维尔托夫的理论，将电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传单”。尽管戈达尔在此期间说了那句名言——“不是拍政治片，而是带着政治眼光去拍片”，但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密特朗上任展开“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后，在年轻的影评人和观众眼中，戈达尔的“政治宣传片”的口味已经令人吃不消了。戈达尔后来也在《挽救生活》一片中使男女主角同“意识形态”暂时道别，还试着向多年来因政治见解不同饱受他攻击的“新浪潮”老友特吕弗、夏布洛尔等人伸出和解之手。
库斯图里卡：“世上已无南斯拉夫”
即使像戈达尔和特吕弗这样十年合作的搭档尚且因为对“电影与政治”的观念不同而闹到决裂的地步，对库斯图里卡这样从异乡来的夹心饼干自然更不会客气。库斯图里卡出生于萨拉热窝，在布拉格求学，后又旅居美国和法国。反对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他的主要立场。库斯图里卡在1993年给激进党领袖沃伊斯拉夫•舍舍利下战书，提出了两人上街掏手枪比个你死我活这种不靠谱的要求（当然是遭到拒绝）。而他的电影作品也表现出他政治激进的一面。为他赢得95年金棕榈的影片《地下》，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南斯拉夫从二战到95年内战的曲折历史。影片结尾的时候，在德国疯人院里关了几十年的伊万跑对一辆路过的军车说他想去南斯拉夫，司机大笑道 “世上已无南斯拉夫”之后绝尘而去，留下伊万呆愣在原地。这一结局表露了库斯图里卡对祖国命运的担忧。然而《地下》暗中影射铁托的桥段不但让许多西欧观众认为该片“挺塞意图过于明显”，更引来了他家乡同胞的批评，部分西方学者甚至说他“打着博爱、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大旗骗赏钱”。搞得这位情绪化的导演一度伤心得要息影（当然也是没实现）。安抚了受伤的心灵之后，库斯图里卡在政治上还是一如既往地投入，比如参加反对科索沃独立的游行。但在电影上他就学乖了，《黑猫白猫》倒与《生命是个奇迹》的情节更为荒诞古怪，背景淡化模糊，人物的个性更为两面，从而减少“因立场而造成的冲突”，“电影传单”的负面效应也相对被弱化了。
“化政见于无形，润观众于无声”可是一门高深的功夫。法国导演格扎维埃•杜兰为了反对萨科奇拍摄了《征服》一片，此片也是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客观中立”的面貌，请到了前任总统希拉克·萨科奇的政敌德维尔潘·拉法兰，当然还有萨科奇本人出镜，一群政客在影片中互相调侃拆台。这部诙谐幽默“政治中立”的电影确实为观众喜闻乐见，票房大获成功。但问题是此片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导演所愿，萨科奇的民调支持率因此片反倒上涨了4个百分点，真不知道扎维埃是该哭还是该笑。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3-08-08 15:16:10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