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深刻认识当今中国外贸潜在优势和发展机遇，谋划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指南。以穿越百年历史的眼光来梳理国际贸易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价值链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历史转折时期，既面临贸易增速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挑战，也蕴含贸易结构变迁，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变化和调整的新机遇。经过40多年发展，中国外贸已经积累了若干优势，特别是已经有能力通过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运用国际经贸规则来获得新技术的外溢和延伸，有能力开辟新的市场，形成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及三者的统一联系。站在历史高度前瞻外贸高质量发展，中国应努力的目标有：稳定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速度，继续优化贸易结构，保持合理的贸易顺差；努力发展服务贸易，争取到2035年服务出口占世界的15%以上；抢占数字贸易发展先机，成为全球数字贸易领先国家；画好共建“一带一路”的“工笔画”，继续开拓新市场，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形成新的国际供应链关系；提高外贸的人民福祉和发展获得感。
关键词：习近平重要论断 百年大变局 贸易结构 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参加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的讲话中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这个重大判断，“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反复提及这个论断，如10月25日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谈时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崛起的势头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局势的这个重要论断为我们思考中国经济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也是观察和分析当今波诡云谲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钥匙，更是深刻认识当今中国经济潜在优势和发展前景的基本依据。
一、怎样用这个论断观察和分析世界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断一般意义的理解，可以从百年以来全球经济政治大格局的变化中来展开。概括起来，其主要是百年以来不断出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一步重塑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并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以及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推动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的深刻变革。这是加深理解中国当前所处历史方位的基本认识，但如果具体到谋划未来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问题，则需要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深入具体到国际贸易发展的变化，世界供应链结构调整，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所处的新环境、新格局中去观察和分析。
（一）以百年历史眼光观察国际贸易发展阶段
以穿越百年历史的眼光来梳理国际贸易发展主要脉络，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分别是传统的最终产品贸易、全球价值链或供应链贸易、数字贸易。第一个阶段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最终产品贸易。随着国际航运技术的进步、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降低，国家之间的最终品贸易往来获得空前发展。第二个阶段则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的价值链贸易或供应链贸易，其中产品生产分工技术(如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应用)使得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可以在多个国家同时进行，相应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贸易占据主导地位，使得贸易增速超过了GDP增速。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GVC)贸易的高潮已经开始回落，世界银行撰写的《世界发展报告2020》给出了1970—2015年GVC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见图1)，可以发现该比重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就快速下降。而随着英国脱欧、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等造成的不确定性，GVC贸易比重未来可能继续下降。但随着5G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3D打印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未来的国际贸易发展将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以数字贸易为重要特征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服务贸易及其全球生产分工将出现新特点，货物贸易也越来越依赖平台企业来实现，甚至许多货物贸易将被服务贸易所取代。
国际贸易百年发展史表明，技术变革是推动贸易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改变了贸易方式、形成新的贸易产品，而且也重新塑造了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例如自动化、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使得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不断弱化)，进而引起各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贸易增速和结构的演变。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贸易正经历着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阵痛时期，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贸易史上又一次重大变化的深刻反映。
（二）世界贸易在历史转折中的若干重要现象
国际贸易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导致了当前世界贸易发展的三个重要现象：
第一，世界货物贸易增长速度下降、贸易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已经落下高潮，而新的贸易形态尚未成熟和发展，导致世界货物贸易增长速度趋向下降。从表1可见，2000—2005年间，世界货物进出口年平均增速高于11%，中国更是超过26%，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阶段。但是，此后就开始下降，2005—2010年间，世界货物贸易年平均增速仅为6%左右，较前一阶段下降了一半，2010—2015年间进一步下降到1.48%。2016—2018年间，世界货物进出口增速有所回升，但是仍没有达到2005—2010年间的增速，更是远低于2000—2005年间的增速。而随着2018年以来世界范围内贸易投资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未来贸易增速有可能继续降低。
但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数字贸易模式的逐渐成熟，与此相关的服务贸易取得更快发展，特别是信息通讯服务、专利许可贸易以及金融服务等商务服务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先导。虽然目前国际服务贸易还未能占据整个贸易的主体部分，但发展和上升态势是十分明显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服务贸易增速明显更快，比重越来越高，制造业也越来越体现出服务化的特征。2007—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复合年均增长率仅为2.4%，但是服务贸易增速达到了3.9%，其中信息与通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的增速更是达到年均7.8%和5.2% (WTO，2018)。另外，根据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9)的报告，早在2014年，全球贸易中的服务比重已经达到23%，而从增加值贸易来看，服务贸易的比重已经高达45%；2017年，服务贸易只有5.1万亿美元，但是如果将未被统计到的服务贸易算进来，则调整后的服务贸易额将达到13.4万亿美元，其中嵌入到货物贸易中的服务为4.3万亿美元，提供给国外子公司的无形资产为0.8万亿美元，免费的跨境数字服务的估计市场价值为3.2万亿美元，而同年的货物贸易增加值仅为13.0万亿美元。未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5G通讯技术、3D打印、云计算、虚拟现实和物联网等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而从几个典型国家来看，美国和欧盟15国服务出口占其外贸比重已经达到30%以上，日本也达到20%以上。美欧服务贸易出口比重高于进口比重，已经成为其促进外贸发展、获取贸易顺差的重要源泉(见表2)。
第二，货物贸易发展空间的缩小使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抬头并加剧。2018年以来，美国对世界打响贸易战、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颠覆了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经贸体制与规则。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从孤立主义逐渐向开放自由贸易转变。尽管也有曲折，但总体上此后美国一直扮演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鼓吹者、扩张者以及霸权领袖的角色，并在尽可能宽广的领域构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贸秩序和治理体系。美国是百年来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现在却成为了贸易保护主义和逆经济全球化的急先锋。可以说，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经贸领域中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虽然2019年底中美两国已经达成贸易谈判的第一阶段协议，但是还有很多重要问题仍没有达成共识，未来的不确定性仍很大，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长期存在。此外，英国脱欧也进一步增加了欧洲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其他各种地缘政治摩擦和冲突也更加复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容低估。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许多产品的国际贸易暂时中断，也强化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发展留下长期的负面影响。
而就美国和欧盟的一些具体措施来看，贸易投资政策不断趋于保守。例如，美国对外国投资审查不断趋严。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对外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和阻碍外国投资者，审查的案例数量从2005年的64件激增到2017年的250件，其对中国的审查更加严格。2008年之前中国还没有进入CFIUS审查案例数的前7位，但在2008—2012年间，中国上述排名迅速上升至第一位，并保持至今，中国受审查案例数占比已经接近20%。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旨在加强对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审查，强化了审查权限和范围，并延长了审查时间，对中国企业的审查更加严格。在这一背景下，根据McKenzie和Ｒhodium Group的数据，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由2017年的290亿美元下降到48亿美元，下降幅度将近84%，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值；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19.6亿美元，同比下降约20%。
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在美国带动下，欧盟在2019年4月正式出台了《关于建立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同样是以安全或公共秩序为由加强了外资审查范围和力度。在此情况下，根据商务部等公布的《2018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8年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仅为65.9亿美元，同比下降64.3%。McKenzie和Ｒhodium Group的数据则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欧洲和北美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仅为123亿美元，同比下降18%。
第三，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变化和调整。全球供应链的变化和调整源于三个因素的叠加效应。第一个因素是中国自身的要素成本上升和部分产品生产环节比较优势的弱化。第二个因素是上文提及的由技术变革导致的国际贸易发展阶段的转变。这两个因素都是客观的。第三个因素是世界经贸体系中美国角色的转变，其日益由全球化的推动者和维护者转变为破坏者。这个因素固然也有客观原因，但美国当权者的态度和政策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细化，形成了以生产环节的国际分工和产品价值构成的国际衔接为主要特点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以及相应的三大产业链和价值链区域。它们分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产业链和价值链；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产业链和价值链；以中国、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产业链和价值链。这三大区域的基本联系是，亚洲与北美、欧洲形成垂直型供应链关系；北美与欧洲形成水平型供应链关系。当然，在每个区域内部也存在区域性供应链联系。其中，亚洲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特点是生产制造集中度很高，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形成“世界工厂”。当前，在国际贸易发展呈现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全球供应链变化和调整的基本趋势是：亚洲产业链和价值链从生产制造的高度集中向一定程度的分散转变，亚洲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盟部分国家正在向生产制造型的货物贸易出口国转变；同时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增强，亚洲区域性供应链关系将日益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亚洲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变化和调整，既有被动因素，也有主动作为的因素。随着产业升级和要素成本上升，我国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这些生产环节的转移是必然趋势。而且，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越南、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均比较便宜，可成为中国企业向外转移生产环节的主要东道国。早在21世纪初，中国就已经提出“走出去”的战略，但当时的“走出去”，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生产环节外移的被动局面，而并非有充分条件、有意识地在海外布局亚洲新产业链、价值链。这种情况直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图2可见，2013—2018年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已经达到986.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也有所提升；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6000亿美元；境外经贸合作区不断增加，截至2018年底，在24个共建国家建设了82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364.8亿美元，入区企业超过4000家，上缴东道国税收近24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6.5万个就业岗位。
（三）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
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因素，全球供应链的变化都加速了亚洲产业链、价值链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产业链、价值链被延伸，而且在价值链攀升中提高了国际分工地位。这导致了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货物贸易结构的改变，即中国向东盟一些国家出口更多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而这些国家向北美、欧洲出口更多最终产品。近年来中国对越南出口占对东盟出口比重的四分之一左右，具有较大的代表性。从表3可知，中国对东盟和越南的制成品出口增速远高于对世界出口增速，其中对越南的制成品出口增速也高于对东盟整体的增速。此外，中国对越南电子产品零部件的出口增速尤为快速，部分年份甚至高达78.98%。这表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把东盟纳入到价值链体系中来。其结果是，越南总出口和制成品出口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出口增速，即使在世界出口增速接近于零甚至为负的情况下，越南的出口增速仍能够达到10%—26%之间。越南制成品出口增速更快，使得制成品出口比重由2010年的63.95%上升到2018年的80.83%。因此，这种变化和调整主要反映的是中国贸易结构的调整，而不主要是贸易量和金额的下降。
一方面，中国中间品(零部件)出口比重上升，最终产品出口比重下降。根据联合国BEC产品分类统计数据计算可知(表4)，中国货物出口的中间品占比逐年上升，已由2009年的38.74%上升到2018年的44.56%，而消费品和资本品比重不断下降。另外根据UNCTAD的STIC贸易分类统计数据(表5)，高技能电子产品零部件出口上升势头较快，占货物出口比重从2009年的15.0%上升到2018年的17.17%。这表明中国在积极转移部分加工组装环节到国外更低成本国家(如东南亚、南亚和非洲部分国家)，进而专注于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
另一方面，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比重都有下降趋势(如表4所示)，这说明中国制造能力在产品档次上已经有所上升，高端产品国内供给能力增强。事实上，中国制成品进口比重从2009年的66.86%大幅下降到2018年的57.68%，其中，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制成品的进口比重也下降较大，分别由2009年的18.76%和40.79%下降到2018年的14.97%和37.23%。在制成品中，只有高技能电子产品零部件进口比重逆势上涨，说明我国在核心零部件上的供给能力还欠缺，对国外的依赖性还很强，如电脑和手机芯片，这也是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
以上分析说明，亚洲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变化和调整的趋向并不全是消极的，实质上它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全球产业链分工变化和调整也有不确定因素，特别是2018年以来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在多大程度上将导致亚洲与北美供应链的变化。从2018年11月开始，中美贸易摩擦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出现负增长，且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从2019年10月开始，美国从全球的进口增速开始回升，但对中国的进口并没有改善，反而与越南、韩国的贸易关系相对加强。通过对2018年初到2019年底几类主要制成品的分析发现：一是从东亚与美国的汽车产业供应链看，中国对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出口由2018年的174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140亿美元，而韩国的出口增速加快，已经部分取代中国的份额，其中中国大陆占美国公路交通设备进口的比重由19%降低到16%，而韩国的比重由20%上升到25%。二是从机电设备供应链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开始减少，而从马来西亚的进口上升，供应链出现向东盟转移的迹象，中国大陆占美国机电设备进口比重由51%降低到46%，而马来西亚的比重由19%上升到24%。三是从办公设备供应链看，主要表现出向中国台湾地区回归的现象，中国大陆占美国进口的比重由83%下降到70%，而台湾地区则由5%增加到15%。四是从手机及通信设备供应链看，由于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因此这一生产需求和相应的贸易量并没有受到贸易摩擦的实质影响，中国仍是美国最主要的手机供应国，但未来是否发生变化存在不确定性。
总体来看，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已经使亚洲与北美的供应链关系在某些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联系中产生变化。其未来发展趋势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中国将继续扩大并优化在亚洲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作用，覆盖更多产品，因此即便中国与北美的直接供应链关系发生更多变化，也不能排除中国与北美间接的供应链关系，甚至这种关系更加紧密。另一种是，中国无法引领亚洲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变化与调整，甚至在某些产品上中断了与亚洲产业链、价值链的关系，那么就只能在亚洲与北美的供应链中被完全挤出。显然，为了应对挑战，我们要争取第一种前途。
二、怎样用这个论断更深刻认识中国外贸的优势和机遇
一百年前，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都微不足道。百年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经济整体来看，优势有许多方面，如巨大的一体化市场、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充裕、庞大而又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资金和外汇供给丰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等等。但具体到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中国又具备或正在积累哪些优势，并存在哪些机遇，这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中国对外贸易已经形成和正在积累的优势
第一，在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下降阶段，中国已经把自身比较优势提高到相应的新水平。这主要体现为中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比重持续上升，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比重不断下降。表5的数据表明，我国高技能电子产品零部件的出口比重由2009年的15.0%上升到2018年的17.17%；其他高技能制成品占比由2009年的9.74%上升到2018年的11.07%。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比重由2009年的22.1%上升到2018年的25.26%。而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特别是纺织、服装和鞋类制成品出口比重逐年下降，由2009年的16.57%下降到2018年的14.54%。值得提出的是，我国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比重总体有一定程度下降，但主要反映的是加工组装的终端电子产品出口比重下降，恰好从反向角度印证了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
第二，互联网技术连接广大中小企业，形成新的分工体系，使企业获得新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也使得跨境电商蓬勃兴起。近几年来中国互联平台企业的发展给不同类型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了进入国际市场的众多渠道和广阔的商机，极大降低了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门槛，同时带动了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兴起。2010—2017年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货物贸易比重由2010年的5.94%快速上升到2017年的27.3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40%。此外，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种类齐全，包括从事于B2B业务的阿里巴巴国际站、中国制造网、敦煌网等；专注于B2C业务的天猫国际、京东全球购、苏宁海外购等；以及从事C2C业务的淘宝全球购等。
第三，服务贸易增长比货物贸易更快，使得服务进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预示着中国对外贸易正在积极贮备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一方面，2015—2018年间，我国服务出口增速明显加快，一直大于货物出口增速，2018年达到17%，位居世界第一(WTO，2019)。这使得服务出口比重从2014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2018年达到9.94%(见表2)。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进口增速明显快于货物进口增速，2014年高达30.94%，使得服务进口比重在2010—2016年间持续上升，2016年达到23.15%，已经与发达国家基本没有差别(见表2)。未来，随着我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人力资本的优化，服务出口比重有望加快上升。
特别是，我国商务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快速上升，其中通讯、计算和信息服务占比上升势头尤为明显，比重由2009年的6.29%快速上升为2018年的17.64%，2018年的增速将近70%。另外，建筑、知识产权服务的出口占比也上升较快。“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建筑服务出口占比由2013年的5.15%上升到2018年的9.96%。知识产权服务则由2009年的0.3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上升到2018年的2.08%。这几个细分服务行业是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时代的重要行业，年均增速远高于货物贸易增速，未来有望发展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重点行业，成为新的比较优势行业。此外，其他商务服务(包括Ｒ ＆ D、咨询、技术等专业化的商业服务)的出口占比也大幅度上升，由2009年的13.99%上升到2018年的26.2%，几乎增加了一倍。
从细分行业的服务进口看(表7)，近年来，知识产权服务以及通讯、计算和信息服务增速较快，占服务进口比重不断上升，反映出我国对高端服务需求和数字经济投入要素需求的上升。同时，保险和年金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进口比重下降幅度较大，也间接说明我国其他专业化商业服务质量的提升及比较优势的形成。
（二）新机遇：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更加多元化
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以往的机遇主要是基于发达经济体向我国的产业转移及对中国的市场开放。近年来，这种产业转移逐步落下高潮，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工厂”，更需要的是新技术、新要素以及新市场。虽然核心技术不可能靠引进，但是可以通过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运用国际经贸规则来获得新技术的外溢和延伸。而且，我国已经有能力开辟新的市场，形成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以及三者统一的联系，从而自主学习、吸收甚至创造新技术。而随着新市场的开辟，中国货物进出口的地区结构也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总体来看，货物进出口的地区结构表现出更加多元化与分散化的特征。表8显示，早在2011年，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比重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到2015年，发展中经济体占比达到53.77%，而发达经济体比重仅43.63%，两者相差超10个百分点。在发达经济体中，中国对日本、韩国、欧盟15国的出口占比持续下降。此外，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也更加平衡，表现为东亚经济体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的比重上升幅度较大；对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出口比重都上升较为明显。在进口方面，我国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比重很早就超过从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从表9中可以发现，在发达经济体中，中国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比重不断下降；在发展中经济中，从东南亚、西亚和中亚、拉丁美洲、俄罗斯、东欧的进口比重上升较大，自非洲的进口总体也有小幅度上升；另外，我国从石油和矿产品出口国的进口比重上升较为明显。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19年前两个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春节假期延长等因素影响，中国外贸进出口下降，但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达到5941.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1.3万亿元，同比增长1.8%，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比中首次达到30%以上。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已经初步赢得了在世界新市场中的机遇。
三、站在历史高度前瞻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轮廓
习近平总书记百年大变局重要论断给予了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论的思想指南，观察事物发展的历史眼光是我们谋划未来中国外贸发展的理论依据。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我国将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如果以2035年为时间节点，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目标应当朝什么样方向努力，成为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总体来看，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稳定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速度，继续攀升贸易结构，保持合理水平的货物贸易顺差。在全球从价值链贸易转向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不必刻意追求货物贸易的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是要保持高于世界货物贸易平均增长速度的势头，争取到2035年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的20%左右。只有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保证继续攀升产品结构的档次，提高产品的国际分工水平。同时，中国要努力扩大货物进口规模，虽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但也要保持合理的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国将仍然难以改变服务贸易大额逆差的状态，而资本项目可能经常出现小规模逆差，因此需要一定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来平衡国际收支，以保持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外汇资金供给。
第二，努力发展服务贸易，争取到2035年服务出口占世界的15%以上。根据UNCTAD数据，2018年我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比重为4.57%，比重还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9年中国服务出口占本国总出口比重为10.19%，仍比较低。但这也意味着发展服务贸易的潜力和空间都很大，而且是奠定数字贸易发展的必要基础。从世界范围看，云计算、3D打印、信息通讯服务、知识产权等新兴服务的发展较快，例如2017年全球云计算市场价值已经达到1200亿美元，成为服务贸易中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表6也表明我国的计算、通讯、知识产权服务出口增速较快，未来要抓住这一轮新兴服务的发展契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第三，抓住历史机遇，抢占数字贸易发展先机，成为全球数字贸易领先国家。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超过50%的服务贸易已实现数字化，超过12%的商品贸易是通过数字平台企业实现的。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9)预计到2020年，全球跨境B2C销售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跨境B2B规模也将增长数倍。中国具有较好的数字贸易发展基础，其中互联网用户数由2000年的2150万增加到2019年的8.29亿，2018年电子商务零售额就达到1.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位，大约是美国的2倍。中国2019年的电子商务零售额预计达到1.99万亿美元，将占我国零售总额的35.3%，占全球的55.8%。所以，中国有基础也有理由在2035年成为全球数字贸易领先国家，我们应当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第四，画好共建“一带一路”的“工笔画”，继续开拓新市场，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形成新的国际供应链关系。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发展中经济体不仅不断积累了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而且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消费占世界比重也不断上升。从图3可知，从2007—2017年的10年间，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消费比重由26%提高到38%，其中中国、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美洲发展中经济体、欧洲发展中经济体、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分别由4%、6%、7%、5%、4%上升到10%、8%、9%、5%、6%。预计到2030年，发展中经济体总体消费比重将达到51%，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比重将达到26%，超过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消费比重。
特别是东南亚、东亚和南亚经济体不仅有更快的经济增速，而且也拥有相对北美和欧洲更多的人口、更大的经济体量、更大的消费市场。这三大亚洲经济区域的人口总量位于世界第一，其中中国和印度都具有超过10亿的人口基数，有望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和第二的国家。日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也都有超过1亿的人口规模。此外，区域内各经济体呈现梯度发展格局，既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也有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形成有效的区域内价值链分工格局。
这三大经济区域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其大城市数量、人口规模和密度都处于世界第一，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有望打通陆上交通基础设施，经济一体化程度将更高。这将使中国的外部市场更具有广阔空间，不仅将弱化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而且将形成亚洲及中东欧在内新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及三者合一的密切联系。
第五，提高中国外贸的人民福祉和发展获得感。发展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我们过去的认识，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对外贸易已经不仅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也应当成为外贸继续发展的重要目标。2018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举办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正是针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目标的拓展而提出的。因此，首先，从生产者角度，要提高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除了更多生产和出口附加值高的产品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来获取较高的收益。制造业许多产品的国际分工过细、价值链条越来越长，从而使得交易成本越来越高，分工所需的成本已经大于收益，导致近年来全球生产分工放缓。数字技术和数字贸易的广泛运用可以显著降低制造业价值链的组织和协调成本，因此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提高生产者收入的重要来源。制造企业通过服务环节提高企业的总收入已经日趋流行，发达国家制造企业的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已经超过30%，某些企业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甚至高达70%。3D打印技术则可以通过设计服务的数据信息传递，使许多货物生产环节的跨地区分工简单化，降低分工成本，提高价值链各环节的经济效益。
其次，从消费者角度，要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一是，适当增加食品、新能源产品、一些高档消费品和旅游服务进口，提高消费者福利。理论研究表明，进口多样化程度的上升以及价格的下降，有利于消费者福利提高。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国外优质农牧产品的进口有助于丰富食品种类、数量和质量，并降低价格；新能源产品有利于改善环境；中国人民国外旅游近年来大幅度增加，出境人数、境外购物金额也大幅度提升，这些都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二是，服务贸易产品数量、种类和质量的增加，有助于丰富人民的高端需求，特别是精神需求。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服务种类。相对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量、种类和质量的增加幅度空前提高，人们在网络中可以享受到全世界的多样化服务，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交往和对话。在人们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服务贸易对提高人们效用和福利的边际作用将更高。
四、对中国“十四五”时期外贸发展的启示
2021年中国将进入“十四五”发展规划时期，这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开局之年，应围绕长远目标，重点聚焦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进一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货物贸易竞争新优势
在任何时候，制造业都是一国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根基。美国等发达国家目前出现的一些困境也都说明了制造业空心化的后果。所以，中国在推动制造业部分环节转移国外，促进发展服务贸易的同时，需要注意控制产业跨国转移的程度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均衡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
第一，加快自主创新，加大在新一轮科学技术上的投入，从而真正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这是因为随着贸易结构不断向中高端推进，中国学习和吸收国外技术的限制因素越来越多，后发优势越来越少；而且，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我国获取其先进技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此外，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产业链、价值链的实践也需要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不断供给高端中间产品。第二，完善和提高以互联网平台为中心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带动更多中小微制造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中小微企业众多，这是既定状况并难以改变，大量中小微企业很难成为外国经济学家所描绘的那种“异质性企业”，需要创造中国自身经验的企业竞争优势。这就是通过互联网平台的综合服务形成分工协作，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群体竞争力。这是中国创造的经验，我们应倍加珍惜，并通过更完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技术提升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第三，要注重核心零部件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发展。虽然中国进口的制成品比重越来越低，但是在核心零部件上的进口比重仍在上升，例如高端芯片和机器设备。近年来的贸易摩擦也表明，我国在关键零部件上受制于人，对国家产业发展形成了较大的负作用。所以，未来需要更加注重核心零部件的研发，起码要做到在受制于人之时有相关替代品。新一轮技术的成熟将催生出许多新兴产业，并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和国家之间竞争的重点。我国需要在工业机器人、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6G通信设备、自动导航设备、民用飞机等领域加快研发和生产。
（二）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贸易，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重点和动力在于服务贸易，而服务贸易的重点则是现代商务服务贸易，特别是以数字技术和数字贸易为基础的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不仅将推动形成一系列新兴服务产品，而且将对传统服务产品进行改造，使其变得可贸易。但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还较低，服务出口比重也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所以，我国要努力发展服务贸易，培育服务业国际竞争力。
第一，要努力减少运输、旅游服务的贸易逆差。要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改革，使一部分国内运输业务不再表现为国际收支，减少虚假的运输服务的国际支出。同时，壮大中国自己的航运、铁路、航空货物运输企业的业务能力，提高竞争力，拓展国际业务，争取在“十四五”期间把运输服务的贸易逆差降低30%以上。此外，在旅游服务进口中，要防止借旅游为名向国外转移资金。对于伴随境外旅游而出现的大量海外购物和消费外溢，可以适当采取某些替代措施。例如，可通过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使得海外购物回流，也可以在境内增设更多免税购物区，现有的海南免税购物政策也可以更加大胆开放，取消购物金额的单次限制和每年的总额限制，丰富产品种类。
第二，减少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服务业的限制。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服务业走出去占不小比重，这是提高海外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的重要渠道，也是提高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的必要过程。所以，不应当片面反对和限制非制造业和非生产性的海外投资，可适当放开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的海外投资，使其与其他投资共同发展。
第三，要更加重视数字贸易，在国家层面提高其战略定位，借此努力增强新兴商务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一是，加快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5G通信、物联网、云计算中心、互联网平台企业等。二是，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本优势，加快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的研发，如人工智能、3D打印、区块链、虚拟现实、导航和定位技术、自动驾驶，力图在新一轮数字技术竞争中取得一定优势。我国的计算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速较快，未来要继续加强这一比较优势。三是，要尽量推动在WTO框架下构建数字贸易国际通行规则，因为贸易发展实践表明我国是WTO的主要受益者，多边贸易规则更有利于减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四是，加快研究学习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特别是《美加墨协定》、《服务贸易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等协定中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条款。此外，可以在中国现有自贸试验区中试点若干数字贸易规则，也可在未来商谈的自贸协定(FTA)中纳入数字贸易条款，从而积累相关经验以应对未来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五是，要优化国内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推动平台企业走出去，从而带动国内更多中小微企业发展。目前，我国平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还很低，例如，阿里巴巴2016—2017年的国际销售额仅占总销售额的8%，远低于国际同行亚马逊。
（三）降低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对国外供给的过度依赖和风险集中
目前中国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进口上升幅度较快，占比也较高。在国际供给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适当进口这类产品对我国有益而无害，但是，相对国际供给而言，国内供给更加稳定和可持续，可以避免在国际环境面临较大冲击时期，国外供给的不足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各国都趋向于保守，甚至中断部分产品的进出口，对各国经济都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某些严重依赖于进口的行业面临更大的负面冲击。而类似的国际负面冲击有可能再次出现。所以，对于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农产品以及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能源产品，我国需要适当减少对国外供给的依赖并努力避免风险集中。
第一，初级产品的进口应进一步实现来源地多元化政策，并向掌握定价权方向努力。此外，也要完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国家储备制度。第二，对农产品进行细分，区分出生存必需农产品和生活改善型农产品。对于前者（特别是谷物和种子），要减少对进口的依赖，提高本国的自给自足能力。对于后者（特别是奶制品、肉类等我国供给不足的产品），可以更多进口，用以改善国民营养和身体素质。第三，对于能源产品，除了多元化进口来源地，还要积极开发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核能、水电等，最大程度提高能源的自给能力。事实上，各国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的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重已经较高，中国需要加快相关技术的研究。
（四）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中国处于主导地位，这无须避讳，但这也意味着中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在与各国的发展目标衔接与沟通的基础上，在互利共赢前提下，我国应主动创造贸易发展机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主动调整中国与亚洲各国以及沿线国家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关系。要继续利用国外的要素和资源主动将中国的产业链、价值链延伸到国外，在开辟新市场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供应链网络。特别是，鉴于东南亚和南亚的相对比较优势以及产业链、价值链的区域化发展趋势，要着力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供应链。
第一，积极进行国际产业布局，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就地理位置来看，东南亚和南亚是重点地区，其次是非洲，然后是其他地区。就具体的实现形式来看，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最好是通过海外产业园区(或特殊经济区)建设带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协调发展。国际组织也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的主题便是聚焦特殊经济区(SEZ)，发现它已经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进贸易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报告显示截止2018年底，全球共建成5383个特殊经济区；过去5年全球建成将近1000个；未来几年有望新建500多个。而且大部分已经建成、正在建设和计划建设的SEZ都位于发展中国家。通过中国主导的海外园区建设，可以推动中资企业批量化组团走出去，从而有效降低风险并取得规模效应。中国境内目前共有2543个特殊经济区，积累了丰富的园区建设经验，这种宝贵的经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即有利于我国海外产业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经验和中国发展模式的传播。此外，要对现有的海外园区建设经验和教训进行及时总结和提炼，使得海外园区建设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
第二，要科学评估和研究制造业生产环节海外转移的收益和风险，确保科学有序进行。更重要的是，要构建海外生产环节和国内生产环节的有序对接，形成一个相对合理的闭环，两者不能脱离联系、各自为战。例如，要鼓励发展国内和国外的“工厂内分工”，形成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分工，国内母公司主要进行研发、生产中高端零部件，海外子公司负责最终品的组装加工，熟悉所在国市场并做好产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中要突出“经略周边”的思路，加快与相邻国家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帮助周边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陆路交通，从而使得贸易和生产分工更加便利，降低交易成本。但要注意的是，由于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一般由中国先行垫资或者贷款给东道主国进行建设，所以要评估东道国的债务可持续问题，根据其债务能力提供贷款，避免日后出现债务纠纷，影响两国关系和长远发展。
第四，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为重点地区构建亚洲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中国要在评估这三个地区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其优势进行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各环节的配置，特别要衡量我国起主导作用的成本与收益，不能盲目投资。其中，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既可以起到沟通欧美供应链的作用，还可以作为亚洲供应链的末端，因此中国内地省份也需要加强与其在高端研发服务、金融服务和零部件生产中的合作关系。而在东南亚的产业布局则要多点安排、均衡发展，中端生产环节可以放在泰国、马来西亚，中低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可以放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地，但要提高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南亚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也非常低，但是要在更加谨慎评估相关风险的基础上转移部分生产环节。
（作者：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刘洪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